文化偶像這個詞在如今看起來並不是一個褒義詞，尤其是近些年餘秋雨和于丹之流鬧出不少事件之後。其實從新文化運動以來，文化偶像這個詞就有了，當然沒有哪個作家或教授會以偶像自稱。這個情況跟如今的演員有點類似，一被人稱為偶像派似乎就顯得沒實力了。當年蘇雪林攻擊魯迅時，給蔡元培和胡適寫信細數了魯迅的幾大罪狀，一是病態心理，二是矛盾人格，三是被包裝成文化偶像恣意宣傳。當然胡適還是比較公道的一個人，並沒有附和蘇雪林，而是把她批評了一頓。但是從中也可以看出，文化偶像這個詞的噁心程度，在當時一些文人心中是可以跟變態心理及矛盾人格並列的。
魯迅先生
在魯迅之後最突出的意見領袖應當是北島，在80年代北島的影響力可以說是無人能及的。但是我覺得那時候的北島其實並不是意見領袖，而是被受眾自發的包裝成了文化偶像。那些崇拜者很可能只是因為某一句詩而加入追隨北島的大軍之中，或者完全是為了跟隨潮流而讀北島，對於真實的北島他們是一知半解的。在後面的事件之中許多人高喊北島詩句，但此時北島本人已經到了國外。因為明白不了那些詩，於是便順理成章的把他叫成朦朧詩人。但他本人卻說，我不是朦朧詩人，我是今天詩派。
再之後，一些文人通過媒體火了起來，于丹和餘秋雨是代表人物，韓寒或許應該也算一個。對於韓寒，雖然陳丹青和李敖等人都說過他是迎合媒體及大眾口味，但我覺得至少他是針砭時弊及陳弊。從早期的《杯中窺人》和《三重門》到後面的一些博客文章，言辭犀利，觀點明確，也算是說出了許多人的心聲。但是于丹和餘秋雨等人呢，披著文化的外衣，販賣著廉價的中庸之道，卻被美化成文化教父和文化聖母。
韓寒
陳丹青有一段批評餘秋雨的話廣為流傳：餘秋雨跟我完全不同類型的人。他是一個官員，他是一個文化學者，然後他當然是一個散文作家，影響很大。但是我提的問題他從來不提的。他基本上不會對體制有一個非常尖銳的批評，或者非常不合作的立場。他不是這樣子，據我知道。他尤其無恥的就是去年地震的時候，居然勸小孩子家長不要去鬧。（勸說）可以，這個是官員的事情，地方警察的事情。你這麼重要的一個文化學者，含著眼淚勸大家不要去鬧，鬧了以後被外國的反華勢力利用什麼這些（話），非常無恥，我對他最後的一點尊敬因為這件事情就沒有了。
汶川地震後，餘秋雨在博客中發表《含淚勸告請願災民》，“含淚勸告”災民莫要為低劣的豆腐渣建築質量上訪，汶川地震後一些家長在子女所在學校倒塌、子女被埋喪生後要求通過訴訟來懲處相關學校領導和承包商的舉動被“反華媒體”利用，家長們“一定是識大體、明大理的人”，“要做的是以主人的身份使這種動人的氣氛保持下去，避免橫生枝節”……
餘秋雨
當看到這裡很多人會說，餘秋雨寫的聲淚俱下、感人至深，滿滿的正能量，譏諷他為“餘含淚”的都是些心裡陰暗的人，況且陳丹青又是什麼好鳥，在國外待不下去了，又回國騙吃騙喝。對於陳丹青所代表的的公知或民粹形象，在此就不過多的展開討論。因為這篇文章的核心也並不是想評價陳丹青以及餘秋雨兩個人，而是想討論一下，什麼樣的人成為文化偶像是對社會比較有益的。儘管文化偶像從魯迅開始就不是一個褒義詞，但是每個時代似乎都離不開偶像，尤其是在當今這個媒體高度發展的時代。
陳丹青引以為豪的是自己能公開批評這個時代存在的問題；餘秋雨和于丹之流基本不談現實的苦難，但多少能給我們帶來一些文化的薰陶，讓生活看起來充滿美好。但是粉飾天平的文字往往是不能深入人心的，人們終究會意識到什麼樣的文字才是有意義的。於是我們看到了餘秋雨和于丹被許多人拋棄了，這是好事。但是不幸的是，新媒體又捧紅了一些更加膚淺的意見領袖。以微信公眾號平臺的咪蒙和佔豪為例，一個是披著女權主義的外衣販賣著廉價的情感，一個是披著愛國主義的外衣兜售著盲目的自信。
陳丹青
本以魯迅開始，便也以魯迅結束吧。，晚年的魯迅在剖析自己時發現了一個問題：文學是虛偽的，人也是虛偽的。晚年的他寫了《我要騙人》，痛苦的發現自己的言行或許也是在騙人，和早年的《狂人日記》中揭露吃人的社會和發出“救救孩子”的呼喊形成鮮明對比。魯迅先生這樣寫道：而其實，一塊來錢，是連給水利局的老爺買一天的菸捲也不夠的；我明明知道著，卻好像也相信款子真會到災民的手裡似的，付了一塊錢；實則不過買了這天真爛漫的孩子的歡喜罷了；我不愛看人們的失望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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