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章程
電影《綠皮書》的最後，唐把託尼撿來的石頭放在自己的書房，讓我想起了列維.斯特勞斯在《憂鬱的熱帶》裡一段細膩的描述。
“有些屬於過去的小細節，現在卻突聳如山峰，而我自己生命裡整層整層的過去卻消逝無跡。一些看起來毫不相關的事件，發生於不同的地方，來源於不同的時期，都互相接觸交錯，突然結晶成某種紀念物。”
列維.斯特勞斯在《憂鬱的熱帶》
石頭是兩人兩個月驅車南行的紀念物，紀念物本身雖不構成意義，但它的全部意義在於人的賦予。
人們藉由它溝通過去與現在，提醒自己某些行將消逝的生命經驗。旅途的時間和記憶碎在身體的骨骼裡，成為自身拖帶著的世界。
決定我們成為某一類人的，往往不是皮囊，而是皮囊下的世界，由我們見過、愛過的一切組成。
他憑什麼認為自己活得悽慘？
與《綠皮書》相似的《觸不可及》等故事構架中，主角往往以貴族和精英形象出現，配角則常處於窮苦落魄的社會邊緣。
而《綠皮書》的主角形象則被倒置，它根據真實事件改編，想探討的主題是嚴肅的，可故事並不沉重。
唐是非裔美國人，血緣上的黑人，精神上的白人。他是一個音樂天才，剛會走路，母親就教他彈鋼琴，後來去列寧格勒音樂學院學習，成為那兒的第一個黑人學生。
他接受的是古典音樂訓練，但之後，鑑於當時的社會環境，人們無法接受唐作為音樂人在舞臺上演奏古典音樂，唱片公司便著力把他往“有色藝人”的方向推行。天才的光輝難以淹滅，他仍然多次受邀去白宮演奏。
託尼是意裔美國人，雖然生著白色皮膚，卻並非主流社會的既得利益者。失業後，他為了50美金賭注連吃26根熱狗，贏來的錢才得以按時存進下月房租。他大大咧咧，滿嘴跑火車，保持不了片刻安靜。
託尼在朋友的推薦下成為唐的巡演司機，之後的故事，我們都知道了。巡演之路遠非託尼預想的那麼簡單，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的美國，即便是他的僱主唐，那個在紐約功成名就的音樂人，仍然遭受著嚴重的歧視。
當時，民權運動方興未艾，抗議示威正如火如荼地進行，馬爾科姆·X和馬丁·路德·金成為了黑人群體的精神領袖。
一九六二年，黑人郵政員雨果·格林編寫了一本叫做“綠皮書”的小冊子，專門為有色人種設計旅行指南，裡面標註了各城市中允許黑人進入的旅店、餐館。
託尼帶著這本書出發時，他並不喜歡唐，因為他顯得高高在上，總是吹毛求疵，始終以精英主義的立場教訓他。
託尼的諸多嗜好，譬如玩紙牌、抽菸等，無一不被唐鄙夷。但他也佩服唐，在匹茲堡聽到鋼琴演奏後，他給妻子寫信時這麼形容道：
“他彈起鋼琴來，像李伯拉斯，只不過更好。當我從後視鏡裡看他的時候，我肯定他腦子裡一直在想著什麼事情。天才就是這樣。但我覺得那麼聰明好像也沒什麼意思。”
即便唐已經成為首屈一指的音樂家，與之來往的也是美國上層，他卻依然被自己的皮囊束縛，得不到相同的社會認同。並且他們的旅途越往南，遭遇的問題越嚴重。
在羅利，唐只被允許用樹林裡的廁所；在路易維爾，他在酒吧喝酒時被三個男子挾持，好不容易才從險境脫身；在梅肯的西裝店，他不被允許試穿西裝。
託尼則認為自己的世界比唐的黑暗。在他眼中，唐坐在“王座”上，滿世界給富人演奏，是最受上流社會尊重的那類人。而自己呢？
底層的現實相差無幾，他恰好混跡其中。住在街上，每天為謀生計拼命賺錢，像絕大多數當時的貧窮者一樣。相較之下，唐憑什麼認為自己活得悽慘？
我是誰？
兩人的衝突因此而爆發。唐告訴他，富人付錢讓他演奏，是因為這讓他們感覺到自己有文化。一旦從舞臺上走下來，對這些人來說，他依舊只是應該遭受歧視的那部分人。
他不被自己的同胞理解，也不被自己所處的環境接納，“高高在上”的他爆發出自己一直以來的焦慮和不安：“我不屬於任何一方，我知道這是個複雜的世界，所以託尼，你告訴我，我是誰？”
託尼愣在原處。或許悲憫早就深植在人類的精神之中，雨淅淅瀝瀝地下，兩個生命就此獲得了對方的諒解。
最後一天的行程在伯明翰，這裡曾有過唐的痛苦回憶。六年前，在市政禮堂演出時，唐因為演奏了白人音樂，而遭到了當時觀眾的暴力對待。
電影中，衝突最後還是爆發在這裡。唐因為膚色而不允許在此用餐，託尼不再拿不拿得到尾款，帶著唐離開了。
這個世界的有趣，並不在於用你熟悉的眼界去打量一切，而在於放下那個屬於自己的世界。唯有如此，所見所聞才不會僅僅只是在加深偏見。
在橙鳥餐廳，雖然舞臺擺的不是施坦威鋼琴，使用這架鋼琴的通常也是那類會在鋼琴上放一杯威士忌的潦倒音樂人，唐還是欣然前去演奏，和爵士樂隊的即興配合。每個人都在放棄一部分自我執後，才見識到了更廣袤的世界。
對唐來說，他所堅持的東西始終束縛著他，使他的情感變得拘謹而壓抑。託尼帶他看到另一個世界的痛苦和歡愉，倒是給了他一種酒神式的快樂，他終於在情感的宣洩中得以解放。
結束後，他說：“這才是真正的演出。”
而託尼呢，他原本的世界是粗糲的，不修邊幅也不循規蹈矩，可是他的內心並不偏狹。他接納了唐的建議，努力改正自己的語調、變音、用詞，並學著用唐的那種更加文學化的腔調來寫信。
託尼曾問唐的助手，為什麼他要選擇往南巡演，助手告訴他：“因為天才並不夠，唯有勇氣，才能改變人心。”
那一刻，託尼的認知或許受到了巨大的衝擊，所謂尊嚴地活著，在於飽含信念地行動中。
唐和託尼，一個孤獨，一個喧囂，就像黑塞小說中的納爾齊斯與歌爾德蒙。
兩個全然不同世界，就這樣發生了碰撞：一個禁慾式的孤絕天才，遇到一個世俗的享樂主義者，一個在人群裡注重理性和道德的寧靜，一個則是現代社會里的伊壁鳩魯主義信徒，追求放縱、熱烈與感性的愉悅。
可是，喧囂與孤獨並不總是天生的死敵，它們在對峙與妥協中，構成了人生的全部迷局。
人的一生，不過是在兩者之間躑躅徘徊，既要俗世的快樂，也要保持精神的清醒與自洽。
生活就是一場喧囂與孤獨的角鬥，誰也不可能全身而退。不同的是，有的人失去的喧囂部分多一些，有的人則失去了更多孤獨。僥倖活下來的那部分，就是最恰好的自我。
“要永遠地創造自我。”福柯如是說道。這大概是現代人某種永恆的宿命。
將載於《中國青年》2019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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