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而言，最看重爱情是这两点：共鸣和自由。
没有共鸣的爱情流于表面，来得快去的也快；而缺乏自由的爱情，似戴着镣铐起舞，虽快乐却无比沉重。
我觉得要找个能和你有共鸣的人结婚最好，这比金钱和外貌所带来的快乐都要持久得多。比如，女人是个骨子里深藏趣味的人，男人又是一个具有幽默感的人。那么他们的生活才有激情和共鸣。
女人总是很容易陷入那种“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使生可以死，死可以生”的痴情绝恋中去。但她们不知道的是，那份真情并非始于对爱情的追寻，而是对自由的向往。
其实寻找爱情的过程，就像发现自我一样，也是充满着乐趣的。肉欲之外，彼此灵魂上的契合才是最重要的。
所谓灵魂之爱，我认为首先是人格独立，实现自我。随着年纪渐长，我们逐渐不再傻乎乎地期待从天而降的爱情，不再像十六七岁的怀春少女一样对爱情充满好奇，这个时代让我们精神独立的格外早。但十六岁的杜丽娘没有我们这样幸运，她长居深闺，甚至不知道自己家有个后花园。
《牡丹亭》里的情之所起，是在春香的呼唤里，杜丽娘在梳妆打扮的时候发现了自己的所爱。当她意识到自己是在深闺中孤芳自赏，难免会产生落莫之情，才有了对男人的一往情深。表面看来令她魂牵梦萦的似乎是爱情，但细细想来，触动她的分明是这位寂寞深闺少女那一颗向往自由的心哪！正是这股强烈想要自由的欲望，给了她冲破枷锁的勇气，这才有了为爱情以命相抵的刚烈之举。
她哭她笑，她为爱肝肠寸断，不是因为遇到了谁，而是在追求爱的过程中遇到了自己，她本就应该是个自由不受拘束的少女。杜丽娘发现了自己作为美少女是需要有人欣赏的，惊醒之余感叹万分。无论选择相守或离开，都是爱情中双方在发现真正的自我后，自然而然的行为。一旦遇到真正与你情投意合的人，你们是无论如何也难以被分开的。
所以，面对失恋，不必太难过，我们只是在为更高层次的爱做着准备。
其二是互相吸引，心灵相通。两个各有魅力，并且人格相似的人相遇，就有可能会擦出爱情的火花，这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就像王小波和李银河的爱情，让人羡慕，即使现实生活糟糕令人失望，但爱情的力量依然给人心灵的抚慰。
王小波十分喜欢李银河，在他写给李银河的书信集《爱你就像爱生命》中的每一篇书信开头，都会这样问候：“你好哇，李银河。” 信的内容如今看来很肉麻，每篇都有爱你，想你这些重复的字眼。但这些信件一封封读来，就会发现那是两个精神世界极其丰富的人的对话，作为读者的我也不由得庆幸：他们能找到对方真是一种幸福。
李银河承认，她对王小波的喜爱是从《绿毛水怪》开始的，自己爱上的也许不是他写诗的才能，而更多的是他身上的诗意。她们还同读一本书，肉麻指数简直高能：“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本小说我如今已记忆模糊，只记得其中有这样一个情节：卡加郡主和涅朵奇卡接吻，把嘴唇都吻肿了，这是一个关于两个情窦初开的小孩热烈纯洁的恋情的故事。我看到小波对这本书的反应之后，心中暗想：这是一个和我心灵相通的人，我和这个人之间早晚会发生点什么事情。我的这个直觉没有错，后来我们俩认识之后，心灵果然十分默契。这就是我把《绿水毛怪》视为我们的媒人的原因。”
未见面而晓得对方与我心意相通，也许听来很不靠谱，但这就是“因为爱情”啊。两个人格独立，经济独立的个体，出于互相之间的吸引和爱慕，决定结合，成立家庭，也吵架，也拌嘴，但双方都知道没有比对方更适合自己的人了。这就是人世间最好的爱情。
再三是旗鼓相当，灵魂相依。有一种爱情绵长醇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需要猜心就知道对方在想些什么，一不小心就活成了神仙伴侣应该有的样子。这份爱没有刻意，没有逢迎。两个人都为彼此最自然的状态沉迷不已。心灵和身体都拥有绝对的自由，却总是被吸引到一起。钱锺书曾用一句话概括他与杨绛的爱情：“绝无仅有地结合了各不相同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
两人在清华初遇，在苏州结婚，在牛津求学。都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但他俩就是活生生的反例。1966年二人被打成“牛鬼蛇神”，被剃了阴阳头，又被下放支干校，安排杨绛种菜，这年她已年近六十了。钱锺书担任干校通信员，每天他去邮电所取信的时候就会特意走菜园的东边，与她“菜园相会”。看看这份良苦用心的小温暖呀，让人羡慕。钱锺书的小说《围城》写于建国前，可真正在学术史上留下重要贡献的皇皇巨著《管锥编》却是在文革时期写就的，杨绛的喜剧《称心如意》完成时间早于《围城》，但真正在西方译著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堂吉诃德》，却也是在文革时期完成翻译的。在困境中不离不弃，风雨同行，谁都没有沉溺于往事风光，空叹今不如昔；谁也都没有丢掉正直和善良，恪守着作为人的道德底线。他们的精神永远保持着同步的速度在成长。杨绛在《我们仨》中说“我得留在人间，打扫现场”，这种独立而自由的姿态，不受时间岁月的约束。
真正的爱情是死亡都无法分开的。曲高和寡，有你懂我；势均力敌，相伴终生。这样的爱情，是灵魂伴侣的最佳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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