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8.14 “電子書之父”竟然是黑客？

2018-08-14 10:55:03 華章同人

最近幾年，互聯網+、共享經濟發展的勢頭越來越猛，出現了共享單車、共享充電寶、共享睡眠甚至共享男友，恐怕很多人都不知道，共享的概念就出自互聯網，和黑客有關。

我們的生活逐漸被“共享XX”包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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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書之父”竟然是黑客？

邁克爾•哈特，或許你對這個人比較陌生，但你一定曾直接或間接地受惠於他，因為他發明的電子書和古登堡計劃。哈特曾說：除了空氣，電子書是我們能隨心所欲取用的一樣用之不竭的財富。

“電子書之父”邁克爾·哈特

邁克爾•哈特大概算是20世紀60年代美國最叛逆的年輕人之一。幼年的哈特第一次來到伊利諾伊州中部的一所新學校上學，就威脅要對校方的著裝規定提出控訴，大秀了一把存在感。他兩次被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錄取，卻兩次憤憤不平地退學，因為老師們無法或不願與這樣一個需要精神支持的天才打交道，這讓他感覺自己受到了怠慢，因此憤慨不已。1966年，哈特應徵入伍，卻很快就因為拒絕對憲法宣誓效忠而引起禍端。 “我能搞定軍隊。”當時的哈特寫信對家人說道。實際上他做不到，也的確沒能做到，但是他不斷嘗試，以至於當他1968年退伍時，五角大樓裡的某處有些人高興地頻頻舉杯以示慶祝。

哈特1971年回到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分校，決定拿個高分好叫這個世界“少管閒事”。彷彿作為一個大家眼裡的扶不起的阿斗，他能做到的最顛覆的事情，就是讓大家看看自己認真起來有多厲害。這一點至少對哈特是有意義的，這也許是他人生中最後一次決定全情投入，並按照別人制定的標準來衡量自己的成功。他加入了一個叫作“個人學習計劃”的項目，這個項目鼓勵學生設計自己的專業課程，追求自己的興趣所在，不論最後朝哪個方向發展。哈特最後加入了那裡的材料研究實驗室。

當時，實驗室有一臺Xerox Sigma V（施樂•西格瑪•V）大型計算機，那是一臺價值30萬美元的龐然大物，與如今的計算機有著天壤之別。這臺和房間一樣大的機器上佈滿了開關、指示燈和卷盤磁帶；靠一臺改進過的電傳打字機進行數據輸入。

第一代計算機WITCH

當時的計算機幾乎全都是科學和工程部門在使用。“計算機”的英文是computer，也有“計算者”的意思，這個詞首次出現在1613年，指的是專門負責計算的人。太空時代中期（1957年10月，蘇聯發射了第一顆人造衛星，人類進入了太空時代）的計算機也被很狹隘地當成專門的計算機器。“我們現在只是把計算機當成控制檯操縱的多位秘書或助理而已，”1966年哥倫比亞大學的英語教授路易斯•T. 米里克在《計算機與人文科學》的創刊號中撰文稱，“我們不明白計算機的本質。我們未曾以正確的方式思考這臺機器的本質。”

哈特有兩個擔任系統程序員的朋友，因此他也開始在實驗室出沒，而且這裡涼爽、潔淨，是個適合學習的好地方。值班的系統程序員是哈特哥哥的朋友，出於某種原因，那天他決定把自己在Xerox Sigma V的賬號告訴哈特。哈特後來說，正是他的這個決定使哈特成了互聯網上的第一個布衣平民。

在那一刻，邁克爾•哈特看到了未來。哈特後來吹噓道，拿到Xerox Sigma V的賬號不到兩小時，他便推測出了這臺機器的核心功能。他宣稱，“計算機最有價值的功能並不是運算，而是將我們儲存在圖書館裡的知識進行存儲、歸檔以及檢索”。而且他很快意識到得有人將圖書館書架上的書進行電子化並且加以儲存。

那天恰逢美國獨立日，哈特便打定主意，要把《獨立宣言》轉存到計算機裡，讓所有人都能讀到。這是世界上第一本電子書，不過這種說法存在爭議。

美國《獨立宣言》

數年之後，哈特把這個行為包裝成了一個神話——一場最終席捲全世界的運動的開端，這場運動“毫無疑問是人類有史以來在文化和社會方面最偉大的進步”。這便是現代自由文化運動的起點，它發端於數字計算的初期，被主流觀念排擠的邊緣地帶，它的首批擁躉是像邁克爾•哈特這樣不受監管的超能少年，因為身邊無人勸阻，他們才能夠做出這樣的創舉。哈特和許多同類一樣，都相信開放信息本就是一件好事，他們很少費神向公眾表達到底開放信息是怎樣，以及為什麼能夠引發社會的本質變革。對他來說，這其中的關係顯而易見。如果不改變人們的思想，自然就無法改變世界；如果不給人們新的內容去思考，自然也無法改造人們的思想過程。當權者希望控制信息的流通，從而讓大眾保持愚昧和馴服，而哈特知道，數字網絡能夠解放那些被禁錮的信息。

哈特不是早期信息共享運動中最重要的人物，當然也不是唯一一個努力將文本數字化並且進行傳播的人。但是他的堅持不懈，在孤立無援的情形下依舊帶著近乎偏執地堅持下去的決心，卻使他成為一個非常有趣的人物，同時也是一個有教育意義的人物。

對於邁克爾•哈特來說，將公共領域的文學作品進行數字化是一種使命和運動。古登堡計劃，這個名字既能準確體現哈特對社會進行變革的雄心，也暗示他的項目可能具有革新的潛力。“隨著個人計算機的出現，信息越來越直接地影響了創作，我們有很大的機會再來一次文藝復興。”哈特在20世紀80年代早期說道。對很多人來說，互聯網和計算機都是能夠平衡這個世界的工具。

當時的計算機資源稀缺，所有的思想只會阻礙生產力。但這同時也是一個有意為之的冷靜選擇，是黑客們對於世界的期待：世界應該是開放、高效和合作的。黑客倫理被執行得最為認真的地方，就是MIT的人工智能實驗室。

正如列維在《黑客》一書中所說，對於計算機程序員而言，人工智能實驗室類似於一個烏托邦式的社會主義天堂。實驗室主要負責研究開發智能機器，併為此裝備了許多計算機。一群年輕的黑客為這些計算機進行編程和日常維護，他們有的是拿薪水的職員，還有一些只是熱心腸，只是為了離自己感興趣的事物更近一些，所以聚集在實驗室。這些黑客在一種非常寬鬆的狀態下寫著代碼，以及維護著實驗室的計算機。每個人都能登入計算機，對代碼進行研究和優化。每一臺計算機終端都不設密碼，實驗室的門也從來不鎖。對許多黑客來說，這地方就像個變相的集體宿舍。1986年，一個曾經在人工智能實驗室工作過的黑客理查德•斯托曼，回憶起自己和其他程序員的生活時說：“在那兒一待就待到天黑，完全不想停下來。要是累到實在不行了，就隨便就近找個平坦的地方，爬上去睡一覺。”第二天，週而復始。

自由軟件運動領袖人物理查德·斯托曼

有這麼一個熱情洋溢、愛搞惡作劇的傢伙，他留著黑鬍鬚，研究土風舞，有時候戴一枚徽章，徽章上寫著“彈劾上帝”，他就是斯托曼，被史蒂文•列維稱為“最後一位真正的黑客”。1974年，斯托曼作為物理學碩士進入MIT深造，晚上則在人工智能實驗室研究計算機。一段時間後，他發現自己優先考慮的事項裡不再包括繼續學習物理，便在1975年退學，全身心地投入與計算機有關的工作中，就此成為人工智能實驗室的一位全職程序員。最後，他成了黑客群體裡良知的代表、信息共享的堅定捍衛者。

獨立而包容的精神賦予了斯托曼和人工智能實驗室的黑客們力量，同樣也讓邁克爾•哈特這樣的人獲得了機會。他們都是不同於常人的雄心勃勃的人物，在等級森嚴的社會里不算成功，可是在自己定義的那個世界裡卻叱吒風雲。哈特像斯托曼一樣，利用計算機創建了一個自己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一個免費傳播而不是售賣知識、鼓勵利他主義而不是為自己追名逐利的世界。“理想主義——你的思考方式+事物理想的狀態——真是太棒了！！！”哈特在自己的日記裡這樣潦草地寫道。在早期的數字烏托邦主義者心目中，計算機就是進行社會改良的理想工具，是將我們的世界重新塑造得更為平等的革命先鋒。

然而，這種情況並未持續多久。20世紀80年代早期，個人計算機的時代即將來臨。人工智能實驗室的一些黑客加入了一個叫作Symbolics的公司，並仿照在實驗室的做法使用商用計算機。還有一些人投向了Symbolics競爭對手的懷抱。人工智能實驗室的黑客組織日漸式微，他們的動力源泉逐漸被拋棄。但是對於斯托曼而言，這些背叛只不過讓他愈加堅定了守護黑客倫理的決心。

斯托曼認為，專利軟件有礙禮物經濟的發展，也阻礙了知識的自由流動。將軟件使用者僅僅當成消費者而非潛在的合作者，就等於認為公眾除了錢之外便不再有任何價值。“專利軟件制定的原則是‘只要與鄰居分享軟件就是盜版。如果你覺得不公平，來求我們呀’。”斯托曼寫道。他不認可這種哲學，所以從MIT辭職，打算開發一套更為自由的計算機操作系統。“有了自由的操作系統，我們就能再次建立合作的黑客團體——可以邀請任何人加入，”斯托曼寫道，“而且每個人都可以使用計算機，用不著圖謀搶奪朋友們的。”

他把這個項目叫作GNU，這是“GNU而非Unix”（英文是GNU’s Not Unix，Unix是一套流行的計算機操作系統。Gnu在英文中還有“牛羚”的意思，是一種毛茸茸的大個子角馬，假如你眯縫起眼睛，再發揮些想象力，會發現這種動物跟斯托曼有些許相似之處）的“遞歸首字母縮寫”。為GNU項目工作了將近兩年後，斯托曼再次依照自己的原則，建立了“自由軟件基金會”。

自由軟件基金會一直秉持一種理念：自由和開放獲取信息與計算機代碼是一個簡單的正義問題。這個組織認為軟件不應受到授權、密碼等可能在計算機程序員和使用者之間激發對立關係的限制。“我致力於開發免費軟件，是因為有一個理想化的目標在鼓勵著我，那便是讓自由和合作的精神傳播開去，”斯托曼寫道， “我要鼓勵免費軟件的傳播，取代影響合作的專利軟件，讓我們的社會變得更美好。”

邁克爾•哈特深有同感。雖然兩人為之奮鬥的領域不同，但他們共享相似的工具、目標和方法。可是，他們還有相似的盲點。免費軟件和免費文學本身並不一定能讓社會更美好，同樣的，訪問受限的書籍和計算機軟件也不一定會讓社會變糟。以文化產品為核心而興起的商業行為能夠為這些產品帶來更多的用戶，使它們為普羅大眾所接受，否則它們可能一直被侷限在黑客和愛好者的小圈子中。

但是商業文化一直與哈特和斯托曼這樣的“一根筋”不太合拍。免費軟件、免費電子書和免費文化，它們還有更為寬泛的社會功能，那就是鼓勵使用者自己去思考，而不是對權威人物的話全盤接受以及被動地接受別人的文化產品。“我們的觀點是，從底層改變世界，而不是自上而下地進行改變。”哈特後來寫道，“如果等著上層人物贊同我的打算，哪怕他們將我們的等待時間減半，你今天也絕對不會知道我的名字和古登堡計劃。”

——文章內容摘自《理想主義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