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政协十三届一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在回答记者有关中小学生减负的问题时称，从1951年到2017年国家围绕中小学学生的减负出台过几十份文件。但恰如古诗云：“一山放过一山拦”。几十年喊减负，有些地方孩子们的书包越喊越沉，课外负担越喊越重，睡眠和休息的时间越喊越少。也有数据显示，我们国家中小学生每天课外写作业的时间是2.82小时，时长已经超过全球平均水平的将近3倍。
他说，我想利用这个机会要呼吁，我们别再仅仅是坐而论道，而应以真抓实干的精神，起而行之、迎难而上，用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一座一座地搬走年幼孩子们本不该承受的重负之山，让他们真正快乐地学习、健康地成长成才。
这是针对减负的肺腑之言。确实，过去几十年来，我国发了那么多减负文件，可学生负担却越来越沉重。为此，有必要思考这些减负措施是否管用，应把所有历次减负文件中提到的治理措施，做客观的评估，减负不能再文件复文件，需要针对造成学生负担沉重的根本问题进行动真格的治理。
首先是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使基础教育严重应试化，竞技化。
中高考升学制度是造成我国孩子学业负担沉重问题的首要原因，对于中高考制度，《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曾指出，这一制度总体上符合国情，权威性、公平性社会认可，“但也存在一些社会反映强烈的问题，主要是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由于中高考升学，实行单一的分数评价体系，这使基础教育存在严重的应试导向，所有学生被纳入一个跑道比拼，教育成为竞技教育。当前的培训热、竞赛热，都以此为土壤产生，家长送孩子去培训班，就是希望多学、学深，以获得竞争优势。
最近，教育部等四部门对校外培训机构进行专项治理，坚决纠正“超纲教学”、“提前教学”和强化应试，这是十分有必要的，可是，众所周知，我国体制内的学校，也存在“提前教学”和强化应试的问题，很多初中在初二就上完所有初中内容，很多高中在高二就上完全部高中内容，如果这一“提前教学”不能治理，怎么治理培训机构的超前教学？而就是所有培训机构都规范经营，如果社会存在对培训的旺盛需求，培训热还是无法降温。
在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小学实行等第制计分，考试得95分，就是A+(或者A),但在我国，学生考试得95分，有可能是班级倒数二三名，对于学生评价，我国实行的是名次评价，因为中高考录取看名次（全省或地区排名）。如果这一评价体系不改革，那么，很难把学生从应试负担中解放出来。从2014年启动的高考改革，虽然进行了很大力度的科目改革，也把综合素质评价纳入高考，但是在录取方面，还主要按高考总分进行排序录取，因此，存在新的应试倾向。
其次是地方政府不依法治教，有牢固的升学政绩观，由此影响基础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义务教育严重不均衡，各地都存在择校热。
与高考升学制度对应，我国基础教育办学采取升学教育模式，而地方政府把当地的升学成绩作为最大的办教育政绩。这直接影响到对教育的投入方式。为培养能进名校的学生，不少地方政府把集中优质资源集中在少数学校，在配置教育资源时，人为地把学校分为三六九等，包括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校、重点班，高中阶段的超级学校、重点校、示范校，打造好小学、好初中、好高中、好大学的单一成才通道。家长们担心自己的孩子一旦在某个环节掉队，就会面临失败。
针对义务教育阶段的不均衡问题，我国《义务教育法》明确规定，地方政府应把推进义务教育均衡作为首要责任，义务教育阶段不得设置重点校、重点班，可是，在我国不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依旧有名校、重点校，学校里也有变相的重点班；在高中阶段，国家也明确规定公办学校、民办学校必须规范招生、办学，可有的地方政府教育部门热衷打造超级中学，给超级中学全省范围内招生特权，严重破坏地方教育生态，加剧中考升学竞争，与推进义务教育均衡背道而驰。由于各地都存在择校热，家长于是被择校热裹挟，从幼儿园开始准备高考。
再次是教育、学校等级化，教育资源的丰富没有缓解教育焦虑，反而增加教育焦虑。
客观而言，我国高等教育资源已经越来越丰富，高考升学率也大幅提高，可高考却从上大学独木桥，变为上名校独木桥。这是因为学校被等级化，分为三六九等，社会的名校情结浓郁。相对于20年前，我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走向大众化教育，2020年即将实现高等教育普及化，但由于高考分批次录取，以及政府主导的985、211工程、“双一流”建设，大学被贴上身份标签。对于双一流建设，去年有关部门在公布名单时，反复强调，这只是建设名单，不能把这作为学校的标签，可现在“双一流”事实上已经成为学校的标签，原因在于这是由政府主导的计划，代表政府对学校的认可，而且也获得更多的财政资源。
有舆论认为这是因为优质高等教育资源不丰富，而在教育等级化的环境中，处在最前的“优质”的学校最多只有5%。我国已经意识到教育、学校等级化的问题，在高考改革中已明确取消高考录取批次，但还必须进一步清理制造学校等级、身份的其他制度，才能引导不同类型、层次的学校办出一流水平和特色，也才能给学生多元选择。
为此，治理学生的学业负担，就必须针对以上问题，王国庆提出，要以制度创新形成学生减负的长效机制。具体而言，我国应该深入推进中高考制度改革，要突破建立多元评价体系的阻力，切实建立多元评价体系，以多元评价体系促进高中多元教育，学生多元选择。从上海和浙江已经启动的新高考改革看，高考改革还主要集中在科目调整，而录取制度主要还是按考生的总分排序录取，虽然也有自主招生改革和综合素质评价录取改革，但这些改革是嫁接在集中录取制度之上的，且名额有限，还不足以在基础教育阶段形成多元评价体系，要形成多元评价体系，必须拿出“啃硬骨头”的勇气推进招考分离的改革。
另外，还必须深入推进教育管办评分离改革，理清政府投入、监管学校依法办学与学校自主办学的关系。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对于教育来说，则是人民日益增长的对好的教育的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的矛盾，要实现教育的平衡、充分发展，一方面，需要政府加大对教育的投入，推进各类教育的均衡发展，让每个受教育者公平地享有国家教育资源，另一方面，需要政府放权给学校，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通过学校自主办学，开展多元教育，提高学校教育质量，满足受教育者的多元教育需求，当学校教育能尽量满足受教育者的个性和兴趣发展，也就会减少受教育者对课外培训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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