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哲學，不像西方那樣的很有系統，它原初所走的就不是邏輯的進路。譬如說中國思想最蓬勃時期的先秦諸子，如孔、孟、老、莊，大體都不是很嚴格的邏輯系統。譬如說讀《論語》，《論語》並不是一個系統，而是嘉言懿行錄。你可說它是這裡一句，那裡一句的，零零碎碎的。就是其他的，譬如說《孟子》，《孟子》七篇亦只是弟子的記錄。最有系統性的，只有。從告子曰[性猶杞柳也]一直至上篇完，一氣呵成，很有系統性。
按常理論，這比較有系統性的部分，應比較容易瞭解。事實上卻不然。這篇，二千多年，幾乎每一個讀書人都讀過的。唐宋以來，《四書》尤受重視，從小孩起便讀，一直讀到成年、成進士，但讀的結果是不懂。其他的沒有系統性的文獻，那便更難，這裡一句，那裡一句，如何來了解呢？故以西方人的眼光來看中國的思想，是很麻煩的，很難了解。所以有一個洋人就不瞭解，他說為什麼你們中國人這樣尊崇《論語》？這《論語》毫無道理，東一句、西一句，又沒有定義、沒有系統，這樣而如此的受尊崇，好像是不可思議的。這樣的說法，發自西方人，不算希奇。西方人的智慧，要講話便先要下定義，有概念、有系統性才過癮，而我們的《論語》沒有，故西方人發這種懷疑的態度，是很可理解的。但漸漸不一定是西方人如此，我們中國人亦漸漸有此懷疑的態度出現。不只是現代的年輕人，在五四運動時的人，已是如此。五四那時代的人，到現在已是八、九十歲，現在看起來，不都是老師宿儒麼？但他們都不能讀文獻、不能理解。這是一個十分嚴重的問題，這情形是大家眼前所看得到的。所以研究中國哲學這一方面，讀文獻成了一很重要的事情。
... 我們現在奉勸諸位，不要把精神浪費在上天下地找材料找版本的活動上。做別的研究，或許需要上天下地的找材料，但念哲學並不需要如此。我所說的文獻的途徑的意思，最主要是重[理解]。
民國以來，中國人的對學問的理解能力，喪失的不成樣子。你不能說中國人沒有聰明，但在這方面，很差、很愚蠢。就算是很普通、很好理解的東西，卻可被理解的亂七八糟，人們總要想從那裡出些怪花樣。如是對古典都不能瞭解。年輕的人對古典不能瞭解，還可以說得過去，但老年人、老先生亦是不能瞭解，全都喪失了理解的能力。
照這樣說起來，中國幾千年的文化，究竟是在那裡呢？文化的發展，發展出個什麼來呢？好像中國人一直都在那裡睡覺似的。事實上並不如此，中國人以前是很有理解力的。儘管古代的註疏家也有說法不同的地方，也有錯誤的地方，但大體上是能瞭解的。就只是到了民國以來，瞭解古典變得很困難。
...
為什麼說以前的人比較能理解呢？譬如說儒家之學，它有其本身的傳統，代代相傳，有其一定的講法。如漢朝的經學，你要是講《公羊春秋》，是要守家法的，他們講書很熟，有規矩。雖然漢儒的註解只是文句上的解釋，但大體上義理是不錯的，只是沒有說到十分精微的地方。到宋儒出來，把全幅精神集中在對《四書》之研究上，《四書》是最可以把孔、孟的精神顯出來的文獻。由於宋儒全幅精神集中於《四書》，所以能夠比較深入，比較有深度的理解，漢儒比較不重視《四書》，對《四書》只是作一般性的文獻來理解。宋明六百多年的儒學，是有一箇中心問題在那裡領導著的，因而形成一個發展的系統，大體上是不亂的，他們對《四書》的瞭解，也許會有些距離，不一定能完全符合《四書》的原意，但大體上是不差的。他們能把儒學的核心觀念抓住，輾轉討論引申，討論了六百多年，長時間的磨來磨去，總會磨出一些東西，所以雖然他們的用心討論的範圍也許很狹，但就對《四書》的理解，對儒家的核心問題的研究來說，是很有貢獻的，你不滿意可以，但你菲薄他們，便不可以。他們確能把握儒家的核心，
把最主要的骨幹抓住，這便成為一個傳統。
又譬如你要講道家，亦有一定的講法，不可亂講。如《老子》、《莊子》，文獻俱在。《莊子》文章漂亮，大家都喜歡讀，但說到了解，便很難。《老子》五千言看似簡單，其實亦是很不容易瞭解。而以前對道家的講法，大體上是不錯的，因那是中華民族自己發出來的東西。儒家和道家都是中華民族有虞、夏、商、周相沿的傳統一根而發出來的，自有一種氣氛，以前的人能嗅到那氣氛，故都能瞭解。現在的人，漸漸不能嗅到那氣氛，便漸漸不能瞭解。故講道家，是有道家的講法。後來便是吸收佛教。講佛教亦有佛教的一定講法。佛教較嚴格，較有系統性、概念性。問題是名詞概念太多，很麻煩，那是另一套語言，故很難。但亦有章法，不可亂講。你要了解佛教，不知要費多少年的工夫才能入，把它把握住，不可以望文生義地亂講，以為隨便看看便可以瞭解佛教。中國吸收佛教，從魏晉起，經過南北朝、隋唐，至唐，玄奘回國，便把佛教學全部吸收到中國來，這其中經過了四、五百年的長期吸收消化。佛教代表一系統、一方向，這方向可以說是智慧的方向，瞭解一個智慧的方向，是不容易的。 所以你若要了解中國哲學這兩千多年的發展，便要了解三個義理系統。
儒家是主流，是中國思想的正統；道家是旁枝，這可以看成是對於儒家的一個補充，或提醒。後來吸收了佛教，佛教是由另一個文化系統而孕育出來的義理系統，對中國文化刺激很大。所以你要研究中國哲學，便要從文獻入手，對這三方面的文獻傳統，便不能不注意。亦因此我們讀文獻是有一定的範域，一定的限制的，並不是氾濫無歸徒爭博雅之名。讀哲學最重思考，不能再是雜而無統、雜七雜八的知道許多東西。所以就義理系統講，讀文獻並沒有很多，但這並沒有很多的文獻，民國以來的學者都不能讀，就是連對《孟子》也不能理解。所以我常感慨，這一代的中國讀書人，實在對不起古人，對不起先賢。這一代人的思想力太差，連《孟子》亦不能講，不要說義理不能理解，連文句亦不能通。《孟子》的文句很簡單，用不著許多校刊、訓詁，但就是這樣一個普通的文獻，亦不能瞭解。···
...
古人所謂的講義理，義便是概念，而概念與概念之間的關連，便是理。形成一概念便要用文字來表達，孔子和孟子在說這些話時，他們心中有些什麼想法？想些什麼問題？孔、孟的心中總有個想法，有個生命上的體驗。你要懂得孔、孟說著些話的意思，固然要仔細通文字，但同時亦要懂得孔、孟說這話時生命的內蘊，及其文化的背境。若果你對他們的生命沒有感應，又把他們的文化的背境抽離掉，而孤立地看這些話，那你便完全不能懂。現代人瞭解古典的困難便在於此。現代的人對古典全沒有生命上的感應，不知道孔、孟的這些話是什麼問題，是那方面的話，不知道他們所說這些話的社會背境、文化背境是什麼，而只會用那些不相干的浮薄觀念去瞎比附，這便是現代人瞭解古典的一個很大的障礙。
牟宗三：《研究中國哲學之文獻途徑》原載《鵝湖月刊》第11卷第1期，本文有刪減
閱讀更多 楞個想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