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已經於北京時間10月08日17:45 PM在斯德哥爾摩公佈。
威廉·諾德豪斯
諾德豪斯教授對於中國的讀者來說並不陌生。他是薩繆爾森(Paul Samuelson)的經典教科書經濟學最新版本的合作者。按照薩老的說法，他自己年事已高，但希望他的教科書可以常葆青春，因此他需要有一位優秀的合作者來幫助他繼續修訂這部鉅著。經過仔細物色，薩老最終決定由諾德豪斯教授來充當這個光榮的角色。
生平
1941年5月31日，諾德豪斯出生於美國新墨西哥州的阿爾布開克(Albuquerque).他家世居美國西南部，據說其家族歷史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紀初期。不過，諾德豪斯的父母都有在美國東海岸求學和生活的經歷，其父親就畢業於耶魯大學。
諾德豪斯早年曾在法國求學，並就讀於巴黎政治學院，在那裡諾德豪斯接受到良好的法語和歐洲歷史的教育。回到美國後，他選擇了父親的母校——耶魯大學繼續深造。剛剛步人大學時,諾德豪斯並沒有對學術表現出過多的熱情,他把大量的時間花在了課餘的休閒活動上。據他回憶，他“把二年級的大部分時光都用來滑雪了”。本科的高年級時，諾德豪斯開始對經濟學產生了興趣，並開始把時間集中到學習經濟學上來。這段時間裡，他選修了詹姆斯·託賓(James Tobin,1918年--2002年，198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凱恩斯主義的代表人物之一)等名師的課程。諾德豪斯回憶說,託賓的課程對他的思維起到了極為關鍵的促進作用，這對於他日後的經濟學生涯產生了重要影響。而託賓後來也成為了諾德豪斯最為重要的合作者之一。
1963年，諾德豪斯從耶魯畢業。決定繼續求學的他選擇了麻省理工學院作為自己的進修地。麻省理工的經濟系是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大批名師都在此任教。因此，對於想進一步提高經濟學修養的諾德豪斯而言，選擇去麻省理工求學“是一生中做出的最容易的決定”。在麻省理工學院求學的日子裡，他得到了保羅·薩繆爾森、羅伯特·索羅(Robert Solow)等經濟學大師的悉心教導，接觸到了大量的前沿知識。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諾德豪斯學習到了關於“外部性”的有關理論，而這一理論的思想將貫徹於他整個學術研究。
1967年，諾德豪斯從麻省理工畢業後，回到了母校耶魯任教。此後，他一直沒有離開耶魯，從助理教授一路做到了教授。現在，他的頭銜是耶魯大學的“斯特林經濟學教授”(Sterling Professor of Economics)。在擔任大學教授的同時，諾德豪斯也積極參與社會事務。在1977年～1979年卡特執政期間，他曾擔任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成員。1986年～1988年任耶魯大學教務長，1992~1993年任耶魯大學負責財務和行政的副校長。1972年起，他是考勒斯經濟研究基金會(Cowles Foundation for Research in Economics)和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的研究員。此外，他還擔任過國會預算辦公室經濟專家組成員、國民經濟分析局顧問委員會主席等職務。
從政治的角度看經濟
耶魯大學素有“美國的中央黨校”之稱，其政治氛圍和從政治角度思考問題的方法對於諾德豪斯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因此，在他的研究中，經常引入被傳統經濟學所忽略的政治因素。
諾德豪斯結合美國的政黨政治，提出了所謂的“機會主義週期理論”。按照這一理論，經濟的狀況和執政黨的行為有很大的關聯。政黨主要不是從長期經濟發展出發來考慮經濟政策，而更多是著眼於下一輪選舉的政治目標。執政者都希望能在一個強勁的經濟基礎上進行競選。結果在每一次大選即將來臨之前，執政黨為了取得選民支持以求連任，就把制定經濟政策變成吸引選票的工具，比如採取擴大財政支出、減少失業、增加福利等政策，以使經濟出現短期的繁榮景象。一旦選舉結束，為了彌補赤字、提高效率、抑制通貨膨脹，又會採取緊縮政策，並一直把這一過程延續到下次大選之前。於是，經濟週期影響大選，大選又反過來促成經濟週期便成為一種或強或弱，時隱時顯的趨勢。
總體而言，雖然諾德豪斯的理論並不十分精密，但是從預測的角度看，卻有著很好的效果。後來經濟學家們的大量經驗研究表明，諾德豪斯指出的“機會主義週期”確實存在。在諾德豪斯之後，政治模型成為了經濟分析的重要工具。
對國內生產總值的改進
1972年,託賓和諾德豪斯提出了“淨經濟福利指標”(net economic welfare)。和傳統GDP核算中“做加法”的邏輯不一樣，淨經濟福利指標在“做加法”的同時，也“做減法”。其主要思路是，將環境汙染列入考慮之中。國家制定出每一項汙染的允許標準，超過汙染標準的，列出改善所需經費，將這些改善經費從GDP中扣除。同時，淨經濟福利指標還加進去被忽略的家政活動、社會義務等經濟活動。
環境經濟學的領軍者
隨著全球變暖、氣候異常頻發，以及生態環境的不斷惡化，人們開始將更多的注意力投到了環境問題上，環境經濟學開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但遠在環境經濟學成為顯學之前，諾德豪斯教授早已開始致力於環境和經濟之間互動關係的研究。
在諾德豪斯教授看來，環境變化和人類的經濟行為之間存在著緊密的聯繫。如果將目前的一些環境指標視為一個“存量”，而人類的經濟活動則會產生一個讓環境變動的“流量”。顯然，隨著“流量”的逐漸引入，“存量”將會產生變動，這就是我們觀察到的環境變化。這個道理就好像傳統經濟學對於財富和投資關係的分析一樣，只不過在諾德豪斯的分析框架中，用環境變量代替了財富，而將人類經濟行為對環境的影響看做是某種意義上的投資而已。在建立了這個框架後,諾德豪斯教授就可以借鑑宏觀經濟理論中用來分析該類問題的標準手法(這種建模方法被稱為拉姆齊模型，是由英國的天才經濟學家弗蘭克·拉姆齊，Frank Ramsey，1903—1930，於20世紀20年代提出的，這一分析方法後來成為了現代宏觀學分析的主流)，在人類理性決策的假設前提下，分析人類行為對環境造成的變化。
為了定量考察這種關係，諾德豪斯教授及其合作者歷時多年，在大量的資料的基礎上，先後建立了兩個分析經濟對氣候變化的“可計算一般均衡模型”——RICE模型和DICE模型。利用這兩個模型，諾德豪斯等人詳細分析了碳排放對於氣候變暖的影響。這一系列的工作為減排的經濟和環境效益分析提供了難得的實證證據。
保羅·羅默
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之前，紐約大學曾擺出過一個大烏龍。該校的商學院在獎項揭曉的前三天，就掛出了“2016年諾貝爾經濟學獲獎新聞發佈會”的網頁。這讓外界猜測，是否該院教授、內生增長理論先驅保羅·羅默（Paul Romer）已經被內定為獲獎人了。儘管這個網頁很快被撤下，但卻讓羅默又被話題了一番。
生平
羅默於1955年出生於美國科羅拉多州的丹佛市，在七個孩子中排行老二，他的父親是一名做過農民、經過商、搞過研究院的政治家。羅默自小就很淘氣、叛逆，在中學表現很差。在申請大學時，只有一所大學——芝加哥大學錄取了他。
開啟經濟學之旅對羅默來說完全是個意外。當羅默還是一名本科生時，其學習的專業是數學和物理。但或許是對枯燥的數理推演產生了厭倦，他最終決定放棄自己對這兩門學科的追尋，轉而去法學院繼續深造。為了進入法學院，他需要修一些“文科”課程作為準備，正是在其中的一門經濟學課上，他遇到了改變他整個職業路徑的薩姆·佩爾茨曼（Sam Peltzman）教授。佩爾茨曼的授課內容和風格深深打動了羅默，他很快意識到相比於成為一名法學家，他可能更適合成為一名經濟學家。於是，他就轉入了經濟學的學習。先後在麻省理工、加拿大女王大學等多所名校輾轉求學之後，羅默終於於1983年在芝加哥大學拿到了經濟學博士學位。
此後，他先後執教於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學、羅切斯特大學、斯坦佛大學和紐約大學。期間，他還創辦過自己的公司Aplia。2016年，他被任命為世界銀行的首席經濟學家。
內生增長理論
在經濟學界，羅默的名字基本上是和“內生增長理論”（Endogenous Growth Theories）聯繫在一起的。
經濟增長的動力究竟何在？為什麼有的國家窮，而有的國家富？這些問題從古典時期就困擾著無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馬爾薩斯、密爾、馬克思、熊彼特等頂尖經濟學家都曾對此發表過自己的見解，但真正把經濟增長問題轉化為一套現代意義上的理論，是從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上世紀60年代的工作開始的。
索洛構建的增長模型很簡單。在這個模型中，經濟體可以通過儲蓄部分產出來實現資本的積累。這些積累的資本會有兩個用途：一方面它會被用於資本的“廣化”，即為新增的人口提供資本；另一方面它則會促進資本的深化，即讓經濟中的人均資本存量得到提升。由於資本的邊際產出是遞減的，所以隨著資本的積累，經濟會運行到一個均衡：資本的深化正好等於0，新的儲蓄全部被用於資本的廣化。在均衡狀態，經濟體中的人均資本，以及對應的人均產出都會保持固定不變，經濟體中人們的生活水平會保持不變。
那麼，什麼決定了均衡的人均資本存量和人均產出呢？在索洛模型中，它取決於幾個因素：人口增長率、儲蓄率和技術水平。人口增長率越高，就需要有更多的資本用於“廣化”，因此它會讓均衡資本存量降低；更高的儲蓄率則會帶來更高的資本積累，因此會讓均衡的資本存量更高；更高的技術水平可以用同等資本投入得到更多產出，從而產生更多積累，因此也會讓均衡的資本存量更高。
根據索洛模型的預言，一旦人口增長率、儲蓄率和技術水平這些因素給定，無論經濟體的起點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人均資本水平和人均產出都會向均衡水平收斂。由於從經驗上看，經濟體的人口增長率和儲蓄率通常會在很長時間內保持不變，因此最終決定經濟體均衡發展水平的變量就只有一個——技術，或者更確切地說，全要素生產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以下簡稱TFP）。
索洛模型雖然簡單，但卻抓住了增長問題的要害——TFP，才是理解“國富國窮”的關鍵。後來的很多實證研究都證明了這點。例如，由霍爾和瓊斯進行的一項跨國比較研究表明，世界上最富有的國家組和最貧窮的國家組的人均收入相差32倍，但如果排除了TFP的差異，這種差距就會縮小到4倍，TFP的重要性由此可見一斑！
不過索洛模型也並非完美無缺：一方面，索洛雖然讓人們認識到了TFP在增長過程中的重要性，但卻沒有告訴我們它是怎樣決定的——事實上，在索洛模型中它完全是一個外生變量。另一方面，一些經驗結論也和索洛模型的預言存在衝突。例如，根據索洛模型的預言，各國的經濟水平應該向穩態收斂，窮國和富國之間的收入應該會趨同。但實際上，不少富裕國家的人均收入一直在持續增長，而窮國和富國之間的趨同似乎也並不明顯。
大約在1980年前後，羅默就對索洛模型存在的上述問題開始了反思——當時，他正從女王大學回到自己的本科母校芝加哥大學，開啟在那兒的博士研究生生涯。經過了數年的思考，他對於增長問題給出了自己的解釋。這個解釋後來被寫成論文《規模報酬遞增與長期增長》（Increasing Returns and Long-Run Growth）於1986年發表在頂級的經濟學刊物《政治經濟學雜誌》（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上。
在這篇經典的論文中，羅默引入了“規模報酬遞增”的概念來對持續的增長進行解釋。在傳統的經濟學中，投入要素的規模報酬通常被假定為是遞減的。例如，資本或勞動力投入越多，其在邊際上的產出就會越低。這樣的特徵決定了經濟增長的過程最後只能導致人均產出的均衡，而不會出現持續增長。但如果有某個要素的規模報酬是遞增的，那情況就不一樣了，它的積累將會導致持續增長的產生。那麼，這樣的投入要素是否存在呢？答案是肯定的。這種要素就是知識。
從經濟學角度看，知識是一種公共品（Public Good），是非競爭（Nonrivalry）、非排他的（Nonexcludability）——一個人使用知識，並不妨礙別人使用知識，同時每個人也無權排除他人使用和自己一樣的知識。當這種要素被作為投入品用於生產時，它就會產生強大的正外部性，從而導致規模報酬遞增的出現。一旦有了規模報酬遞增，持續的增長也就成為了可能。由於知識具有很強的正外部性，因此單純依靠市場力量，可能會導致知識生產過低的次優結果。因此，從政策角度看就需要政府對科研、教育增加投入，從而保證有足夠的知識被生產出來。
在1990年發表的另一篇論文《內生技術變遷》（Endogenous Technological Change）中，羅默進一步發展了這一思想。在這篇論文中，他構造了三個經濟部門：生產最終產品的部門、研發部門，以及生產中間品的部門。研發部門負責生產知識或創意（idea），並將其賣給中間產品部門，而中間產品部門則產出耐用資本設備並將其租給最終品生產部門以獲得租金，最終品生產部門負責生產經濟體中的最終產品。很顯然，要讓經濟體的增長順利進行，就要合理安排在三個部門中投入的資源，包括資本、勞動力和人力資本等。（注3：在羅默的論文中，人力資本指的是熟練勞動。）
在這個框架下，就可以討論很多政策性問題。舉例來說，在這個模型中，研發部門生產的知識是具有外部性的，其社會收益和其給研發部門帶來的私人收益並不一致。在羅默看來，為了鼓勵研發的進行，就需要儘可能消除這種私人收益和社會收益之間的差值，因此引入專利、版權等一些激勵手段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以上兩篇論文的思路，主要是從知識（knowledge）和創意（idea）的外部性角度來看待規模報酬遞增，並用它來解釋長期增長。在1987年的另一篇短文《以由專業化引起的規模收益遞增為基礎的增長》（Growth Based on Increasing Returns Due to Specialization）則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規模報酬的產生。對於專業化的強調，其思想淵源至少可以追述到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的開篇，斯密就曾用制針廠的例子來說明分工和專業化的重要性。但在很長時期內，這一重要思想卻並沒有引起經濟學家的足夠重視（或許楊格、舒爾茨是少數的例外）。
在這篇短文中，羅默在一個壟斷競爭的框架下對這個重要的思想進行了重要的表述。利用數學模型，他向人展示，生產的專業化（表現為經濟中中間產品的增多）會導致規模經濟的出現，進而讓持續增長變為可能。儘管這篇論文只有短短几頁，但其中的思想是十分深刻的。既然專業化可以導致規模報酬，從而造成持續增長，那麼國與國之間通過專業化，然後進行貿易，就有可能造成各國之間的共同繁榮，這一觀點為從國際貿易理論去思考增長問題奠定了基礎。
儘管在今天看來，羅默的這一觀點是十分顯然的，但在當時，它卻是具有革命性的。對於習慣了傳統經濟學中“規模收益遞減”的人們而言，羅默的這幾篇論文無疑是對增長現象的“瘋狂解釋”（Crazy Explanation）。不過，也有一些人很快認識到了羅默這些工作的價值，並加入到他的陣營當中來。其中的代表人物包括羅默的博士導師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從國際貿易角度研究增長的格羅斯曼（Gene Grossman）和赫爾普曼（Elhanan Helpman），以及繼承了熊彼特創新思想的阿吉翁（Philippe Aghion）和霍伊特（Peter Howitt）。和羅默一樣，這些人都試圖從各個角度去對增長的動力給出“內生化”的解釋。儘管這些人的工作各有側重，但由於其“內生化”增長動力的共同特點，人們通常把他們的理論統稱為內生增長理論。
下海經商
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內生增長理論成為了宏觀經濟學，甚至整個經濟學的顯學。但令人奇怪的是，在內生增長理論風頭最勁的時候，它最重要的創始人羅默卻在這個時候逐漸淡出了學界。有一段時間，他很少發表文章，也很少在學術場合拋頭露面。
羅默去哪兒了？答案是，他下海了！從1996年，羅默開始在斯坦佛商學院任教。或許是整天和來自商界的學生打交道，羅默內心的“企業家精神”被開始逐漸喚醒了。他發現，提供網上教學服務似乎是一個賺錢的商機，於是就開始花費精力從事這項工作。2001年，他成立了Aplia公司。該公司提供了經濟學、管理學、社會學，甚至生物學等各個學科的在線輔導，包括預習、複習、在線測試等功能。
對於這個提供“非競爭”，但卻部分“排他”的知識產品的公司，羅默本人看來十分上心。在很長時間內，他放下了自己手裡的全部工作，專心當起了公司的總裁。按照這樣的故事走向，羅默看來會發展成為一名優秀的企業家。但是，他似乎又和大家開了一個玩笑——2007年，他把自己的公司賣給了Cengage Learning，結束了自己的企業家生涯，因為接下來他要開始忙另一件大事了！
瘋狂的烏托邦
羅默又要忙什麼大事呢？他想做一個“瘋狂”的實驗，說服一些發展中國家拿出一些地區，建立“憲章城市”（Charter Cities），交給發達國家進行託管。據他自己在一次TED演講中所言，這個瘋狂的想法來自對香港的觀察。他發現，香港這個城市由於複製了英國的一整套法規和經濟制度，因此在很長時期內都得到了超乎尋常的發展。那麼，香港的這項經驗是否可以複製呢？如果制度是決定經濟發展的關鍵，那麼發展中國家直接接受發達國家的制度不就可以了嗎？
為了驗證自己的這個想法，羅默開始遊說一些發展中國家來開展這個烏托邦式的實驗。據說，洪都拉斯等一些國家曾對這一想法表達過興趣，但是由於種種原因，這個設想至今為止並沒有變成現實。
關於數學的濫用
羅默再次轟動學界，是在2015年。但這一次轟動，並非是因為他又提出了什麼新理論，而是因為他寫了一篇“吐槽文”《數學在增長理論中的濫用》（Mathiness in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在這篇論文中，羅默痛心疾首地表示，現在的增長理論中用的數學太多、太濫了，而對於邏輯性、思想性的重視則不足，與實證證據的連接也比較缺乏。有意思的是，在文中，羅默指名道姓地把好多位大師作為數學濫用的典型來加以批判，其中不僅包括諾獎得主普雷斯科特（Edward Prescott），風頭正勁的皮凱蒂（Thomas Piketty），甚至還包括自己的博士論文導師、宏觀經濟大師盧卡斯！正可謂彈無虛發、刀刀見血！
拋開那些師徒反目的八卦，其實羅默的這次吐槽是很有價值的。儘管這些年經濟學的發展很快，但正如羅默所言，現代經濟學可能花費了太多精力在形式化上，而忽略了對更為根本的、思想性內容的追尋。這種削足適履的發展顯然是不健康的。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數學對於經濟學來說確實是一個十分好用的工具，因此如何用數學、用好數學，恐怕還需要經濟學家們根據自身的稟賦進行更好的權衡（trade-off）。
世行首席
據說在2008年時，世界銀行曾經邀請羅默出任首席經濟學家。但當時的羅默正在致力於自己的“憲章城市”實驗，同時幫助自己的老爸為奧巴馬競選總統，因此拒絕了這個邀請。世行無奈，只得轉而邀請林毅夫擔任首席經濟學家。
不過，世行好像一直惦記著羅默。2016年，它再次向羅默扔出了橄欖枝。這次，羅默答應了。2016年7月18日，世界銀行行長金墉宣佈，羅默將接替考希克·巴蘇（Kaushik Basu）出任首席經濟學家一職。同年9月，羅默正式走馬上任。與歷位學院派的前任相比，羅默這位做過研究、經過商，同時又有狂野夢想的繼任者顯得更有稜角，也更能帶給人們想象空間。究竟他能不能像世行的領導們當初預想的那樣，更好地促進對發展中國家的人力資本投資和研發投入，可能由於時間尚短，我們還不得而知。但他的個性為其帶來的麻煩卻已經見諸報道——有消息稱，羅默由於要求員工使用更簡潔的書寫方式，在報告或郵件中不能過多使用“和”（and）字，而遭到了世行員工的集體抵制——看來，這位曾經的天才學者、霸道總裁想要玩轉世行這樣的官僚機構，經驗還是略顯不足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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