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詩人
韋應物
韋應物（737~792），出身京兆韋氏，少時為玄宗近侍，豪縱不羈。安史亂起，流落失職，始立志讀書。先後做過洛陽丞、滁州刺史、左司郎中、蘇州刺史等，故世稱韋左司或韋蘇州。詩風恬淡高遠，以描寫山水風光與隱逸生活著稱，後人每以王孟韋柳並稱。存詩近六百首。
最近讀吳興華《風吹來水上：致宋淇書信集》，1942年12月25日信中說：
中國最高的詩歌只存在五古裡面，後興的七古七律七絕等詩體，可愛之處指不勝屈，尤其是七古到韓、蘇手裡簡直是光怪陸離不可端倪，但high seriousness與最後神化的一點只能在五古裡找到，你看阮籍、陳子昂之所以凌跨千古，只在那幾首五字詩上，豈是偶然？
在1943年2月20日的信中，他又說，作為超乎眾物之上的情感的最高表現工具，五古得剔除“選體”、王孟山水、韓蘇韻文，“只剩下一些言語極簡、立意極高，高到令人仰看欲眩的地步的詩。這種欣賞看似無奇，其實非日夕枕藉詩歌不易發現。”
吳興華精於中西詩學，他的話有相當的權威性。鍾嶸《詩品序》早就說過，四言詩文約意廣，而“五言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也”，但鍾嶸的時代七言詩還罕見，吳興華是拿七言詩來比較的，若論“指事造形，窮情寫物”，七言詩豈不更為詳切嗎？但是，他提出一個高度的莊嚴
（high seriousness）
問題，確是見道之言。至於“最後神化的一點”是什麼？我們可以感知，很難言說。但我發現可以通過一個詩人的詩來加以言說，我指的是韋應物。
韋應物蘇州石刻像
韋應物的《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收在《唐詩三百首》裡，一般人都熟悉。詩寫於蘇州刺史任上，三十多年後白居易亦守蘇郡，刻此詩於石以致敬，稱其“最為警策”：
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
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
煩痾近消散，嘉賓復滿堂。
自慚居處崇，未睹斯民康。
理會是非遣，性達形跡忘。
鮮肥屬時禁，蔬果幸見嘗。
俯飲一杯酒，仰聆金玉章。
神歡體自輕，意欲凌風翔。
吳中盛文史，群彥今汪洋。
方知大藩地，豈曰財賦疆。
“兵衛森畫戟，燕寢凝清香”，這是名句中的名句，歷來為人盛讚，有的說“清綺富麗”，有的說“都雅雍裕”。刺史官署上，侍衛執戟成列，氣象森嚴，足見郡守之威儀。但韋長官的居室（“燕寢”）中是要焚香的。（唐李肇《國史補》：“韋應物立性高潔，鮮食寡慾，所在焚香掃地而坐。”）這兩句詩好，就好在陽剛與陰柔的互補。“森”“凝”二字精煉，可見韋應物寫詩並非一味清淡高古。正如起首亮出郡守的排場，可見韋氏做官也非一味散淡風雅。他不是徒有威儀的首長，但威儀也不能沒有。若只寫“燕寢凝清香”，不寫“兵衛森畫戟”，那主人公就成一江湖散人了。
接下來兩句尤其散：“海上風雨至，逍遙池閣涼”。做官的都應該擼起袖子加油幹，很熱，很忙，“逍遙”之閒態，“池閣”之閒地，“清涼”之閒意，皆非所宜也。但是，古代官箴卻是政尚簡易，催科不促，獄訟不繁，不好事。所以才會“公門多暇日”，也才能有與諸文士燕集的雅興。
“煩痾近消散，嘉賓復滿堂”，“煩痾”
（kē）
原指積勞久病，這裡指暑熱和庶務帶來的煩悶鬱卒，由海上吹來的風雨一掃而空。“復”字暗示這樣的嘉會是經常性的。“理會是非遣，性達形跡忘”，意思是事理明白，且擱置小是小非；天性達觀，也不用縮手縮腳。主人不拘禮節，賓客也就能放得開。
“自慚居處崇，未睹斯民康”，是慚愧自己平日高高在上，沒有走群眾路線去體察民情。（“康”字牽於句法和韻律，屬於“以偏代全”，指疾苦與康樂。）其實這是謙辭。韋應物稍早所寫的《夏至避暑北池》裡，有“高居念田裡，苦熱安可當”之句，可見他是個把百姓疾苦時刻放在心上的好官。而且，“鮮肥屬時禁，蔬果幸見嘗”，又說明他嚴格按上級規定辦事，皇上詔令天下禁屠宰捕撈，他也就不具饌魚肉，只備下蔬果，請大家慢用。好在賓主飲酒賦詩，神歡意暢，不禁有飄飄欲仙之感。
最後四句，是說我今天才驗證了，蘇州素來文風很盛，人才很多，果然是天下大郡，不僅GDP和財政收入高，而且人文薈萃。這真是善頌善禱。作為一郡的最高長官，對治下的土地和人民應有此禮敬，口吻也大方而得體，《唐賢清雅集》評為“藹然情詞”“深識至言”。但明人楊慎《升庵詩話》雖稱此詩為一代絕唱，卻恨其結句畫蛇添足，有打油腔。他假託宋人《麗澤編》所收此詩無後四句，而顧況的和詩也只有十六句，認為此乃“吳中淺學所增，以美其風土”，應該刪掉。
這說法倒是節外生枝了，而韋詩並非如此。此詩題為《郡齋雨中與諸文士燕集》，一二句點出“郡齋”，三四句說明“雨中”，五至十六句敘述“燕集”，最後四句繳足“諸文士”， 可謂秩序嚴整，脈絡分明。但通篇語調卻款款而娓娓，心境疏放開朗，氣象高華莊重。正如當時人劉太真《與韋蘇州書》雲：“是何情致暢茂遒逸如此！”
作者
：江弱水；
：覃旦思；校對 ：吳興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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