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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鼓——中华第一古物
北京故宫博物院宁寿宫石鼓展厅
石鼓文局部（后劲本）（北宋拓）各23×14.3厘米 日本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藏
石鼓，是一组十个馒头状的花岗岩刻石（以为是石制的鼓的请去面壁），每个直径约1米，重约1吨。十座石鼓外形相似，上狭下宽，形似鼓，因此得名“石鼓”。唐朝人根据它们的出土地点，将它们命名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
在金石学中，石鼓是最重要的石刻遗物，它上面刻着的文字，人称当今汉字的“祖宗”，韩愈曾专门为其上书请求妥善保存，它还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
后人又根据鼓身上的文字，将十面石鼓分别命名为：乍原、而师、马荐、吾水、吴人、吾车、汧沔、田车、銮车、霝雨。每个石鼓的表面，都刻有一首四言诗，是征旅渔猎的咏歌。有的在诉说修治道途之事；有的在称道汧源之美与游鱼之乐；有的在讲述原野上打猎活动开始、高潮及结束时满满的收获，甚至还有对狩猎归途中，遇雨、涉水、行舟的详细描写……因此石鼓文又称《猎碣文》。据金石学家唐兰先生考证，石鼓的刻凿时代为秦献公十一年（公元前374年），不过这些考证也有存疑，值得进一步解惑。
石鼓上刻的文字，后世称为石鼓文。石鼓文是我国最早的石刻文字，状若“仓颉之嗣，小篆之祖”。就书法层面来说，石鼓文属秦文大篆类，介于西周金文和秦小篆之间，又称“籀书”，是我国文字发展链条上的重要一环，所以有人说它是今天汉字的“祖宗”。
由上可见，无论是在历史学、考古学、文学史、文字发展史，还是在书法艺术史上，石鼓文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所以，自唐代被发现以后，当时的书法家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等均十分推崇石鼓文书法。如，唐代诗人杜甫、古文大家韩愈、宋代文学家苏轼等，还专门为它做过诗，所以，石鼓与文学家的关系亦极其密切。在金石学里面，从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起，都把它作为刻石中最重要的遗物加以著录。
颠沛流离——石鼓的传奇流浪
唐初，十面石鼓在天兴三畴原（今陕西宝鸡）被一个放羊的老人发现，当时的石鼓就已历经千年风雨。日炙雨淋，加上野火焚烧，导致石鼓上的部分文字斑驳脱落，465字中有一半已经无法辨认。当时人们对上面的大量神秘文字十分不解，便认为石鼓是上天赐予的神物，甚至还焚香跪拜。
石鼓被发现后，一直曝露在野地里，当时的书法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闻讯，纷纷前去临摹作拓。“安史之乱”期间，在雍城躲避战祸的唐肃宗还曾责令官员将石鼓运到雍城城南，供驻扎的文武百官赏玩。后来，随着战乱逼近雍城，石鼓又被仓促移至荒野，掩埋起来。为了保守这个秘密，官员们对外宣称石鼓已经“毁失”。
到了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地方官吏终于查访到了石鼓的埋藏之处。当时还是国子学博士的韩愈闻讯上书，请求把石鼓搬到太学府，然而直到元和九年（公元814年），郑余庆任国子祭酒（主管国家学术教育、文化事业的官员）的时候，有关部门才采纳了韩愈的建议，石鼓被移到了凤翔文庙。
但是这时候，十面石鼓中的“乍原”石鼓已经失踪，只剩下九个石鼓了。
又过了几十年，由于五代十国的战乱，位于关中的凤翔沦为战场，石鼓再次下落不明。
直到宋朝建立，宋仁宗下旨寻找石鼓，时任凤翔知府的司马光之父司马池找到了九只，唯独唐朝遗失的“乍原”石鼓依旧没有消息。
司马池因为担心完不成任务被皇帝责骂，就私下派遣工匠，连夜采集相似的石材做伪，制出一面假的“乍原”石鼓。可惜宋仁宗和朝廷中的众多大臣都是文化人，一下子识破了司马池的伎俩。司马池先是因功被封赏，后又因欺君而获罪。
到了北宋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金石收藏家向传师重金求来一份太氏石鼓文拓片，在对照自己手中的其他石鼓文拓本时，他意外发现，这份新的拓本居然保留有“乍原石鼓”的文字。证明太氏曾收藏过乍原石鼓。
向传师急忙赶到关中太氏的老家，却发现太氏全家已于一年前死于瘟疫。为了避免瘟疫传播，人们还把太氏的房屋财产全部烧光。向传师不死心，在关中继续查访，居然在他居住的客栈后面的屠户家中发现了石鼓。
此时，乍原石鼓已经“遍体鳞伤”：它的上半部分被切去，中间被掏成凹状用来捣米，而上面断裂开的两道边被屠夫用来磨刀。鼓身也仅余下半部的四行文字。
大观年间，向传师将乍原运至汴梁，交给朝廷。此时全部石鼓上可以辨认的文字只剩下432个。宋徽宗集齐十面石鼓之后，欣喜异常，下令用黄金填注石鼓文，以减缓风化，并防止人任意作拓。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占领汴京的金军在接受了宋的议和条件后撤退，将宋徽宗和宋钦宗一并带走。后妃、官员、内侍宫女、技艺工匠等3000多人被迫北迁，城中的礼器法物，天文仪器，古典图籍，珍贵文物等也被悉数掠走，当时金人并不知道石鼓的珍贵，但看到石鼓上涂满了黄金，心想一定是贵重的东西，所以也把石鼓一块带走了。
当时抗金的义军风起云涌，撤退的金人不敢走大道，金兵不知石鼓的价值，因其笨重，早就心存怨意，自然不知爱惜，石鼓上的一些字又这样被磕碰掉了。石鼓运到燕京后，因为上面涂有黄金而被人凿抠，弃之荒野，自然文字又有损失。
经过这些磨难，石鼓文到元代只有386个字了，而且还包括近一半的不可辨认的字。元大德四年（1300年），国子教授虞集在一片淤泥中发现石鼓，便组织将石鼓迁往文庙大成门内保存，平安经历了元明清三代。
清乾隆年间，石鼓还受到了乾隆的重视。乾隆命人仿制十面石鼓，安置在北京孔庙的大成门东西两侧，代替了秦石鼓，以利秦石鼓的保存。仿制的十面石鼓大小形状一样，俗称乾隆石鼓。
乾隆石鼓的形状不同于旧石鼓的馒头状，而是和现代鼓的形状一样。但鼓上的字迹，还是模仿旧石鼓的字体镌刻的。
1933年，石鼓随第四批故宫文物南迁至上海，安置在天主堂街仁济医院库房的底层。装箱包装前，为保护上面刻着字的石皮不脱落，工作人员将浸湿的高丽纸敷在石鼓面上。高丽纸纤维长，韧性好，湿的时候摁进字口，干后就固定在字口里。此外，石鼓装箱的时候，外面还包有两层棉被，四周用稻草塞紧。这都让石鼓在南迁中得到良好的保护。
三年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石鼓迁往南京，安置在南京朝天宫的文物库房。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南京岌岌可危，为了安全起见，故宫文物又一次西迁。石鼓经徐州到达宝鸡，又向陕南汉中转移。
在翻越秦岭时，运输文物的队伍曾遭遇土匪抢劫，幸而有士兵持枪护卫，加上保密工作做得好，土匪以为只是普通货物，所以主动撤退了。
但是汉中也不安全。日军飞机曾两次空袭这里，谁知道石鼓运来后会不会碰上第三次空袭呢？因此，石鼓等文物又被迫向成都转移。没想到的是，石鼓刚刚离开汉中，原先存放它们的库房就被日机炸毁，石鼓再次逃过一劫，在四川峨眉县的临时文物库房中度过了抗日战争的岁月。
抗战胜利后，南迁文物迁回南京，途中曾发生两次车祸。在江津广兴乡时，司机不小心将车撞上了一棵树，所幸的是石鼓包装扎实，未被损坏。车离开黔江后，又为避让另一辆车而再次翻倒，车子摔到了山下，石鼓却奇迹般地保存完好。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蒋介石见大势已去，仓皇筹备撤退，将国宝文物大量转运至台湾。已被送回北京故宫保管的石鼓，也运抵机场。但临近起飞时，飞行员却报告说，飞机已严重超载，无法保证飞行安全。一行人再三商讨，决定将这十面石鼓留在大陆。这才有了今日的故宫石鼓馆。
如那些已经无法辨识的文字一样，石鼓背负的那些残断的历史，和它颠沛流离的命运，与中华民族所经历的苦难一直紧密关联。十面历史悠久的石鼓，以及笼罩在它们身上的未解谜团，让它们在跌宕的历史潮汐中更显独特，更显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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