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詩的逸樂 如果深入一下中國古代詩歌，我們不難發現，即使是李白杜甫這樣的詩人，詩歌中的“逸樂”也非常明顯。“逸樂”為何？大多是對現實的不滿，對藝術的純粹追求，對人生短暫及時行樂的應對。 當代詩歌也毫無例外，逸樂精神俯拾皆是。但這種詩歌的背後，更多折射出人格的低劣、平庸、瑣碎，一種小資化的詩歌生活的建立和大行其道。逸樂精神的詩歌，迫使和導引更多的詩人往這個方向前行。前行的結果，是使當代詩歌的整體面貌並不那麼都有“堅實的質地”。她的根本的根源在於整體精神的下滑，許多人借詩歌來尋求寄託或安慰。 再一次認識到，詩歌是難的，是一種百思不得其法的艱澀的進入和攀升。她不僅僅是“詩意”的尋找和創造，也是“詩藝”的千錘百煉的鍛造，同時也是“詩思”在詩歌中的轉化，更是“詩道”對人生產生的提升。 這也就是，當你剛剛寫作，是你的“內心”在支持詩歌前行，但到一定程度，是詩歌在成就你、圓滿你，讓你獲得無上的智慧和福德。 什麼是回到唐宋？是回到唐宋所達到的那種高度，而不是回到古典！對古典的追尋沒有錯，但古典不是終極。我很遺憾我們人性中的那種貪圖安逸、避重就輕的東西。我認為這是人類自我毀滅的最大因子。大部分詩人不提供天空，大面積的詩歌不提供道路。他們提供可卡因，提供菸絲，提供茶，提供可用來與現實鑲嵌的一切。 逸樂精神的詩歌，肯定是每個詩人寫作的第一首選，有句話說“寫的好看”即是如此理念的踐行。但在更高的世界，只有苦行僧，只有普羅米修斯，只有心懷大願。
（二）詩的媚俗 詩的媚俗，是從整個文化環境的墮落開始的，電影為了追求票房，小說為了追求暢銷，學術為了評級職稱，那麼我們的詩歌為什麼就不能追求媚俗。 記得前幾年，在某刊還看到兩位詩人談論詩歌如何迴歸大眾，其中一位詩人列舉了很多方法，包括對詩歌寫作難度的降低，主動降到大眾的閱讀認知水平上，他說這樣就能使詩歌重新回到上世紀80年代。可80年代那會的詩歌是現在這樣的嗎？大多數詩人都懷著一種英雄主義，他們的詩裡有一種隱性的理想人格。 詩的媚俗，有一種不得不談的必要性，否則即使詩歌生態再繁榮，也是一種空心的假象，而且對詩歌的發展將形成萎縮。詩的媚俗真正來自於詩人自我的放棄，把詩歌作為一種通向大眾的手段。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沒有讓自己更加徹底，而是停留在中間做了一個“中庸”的形象，以圖與世界和解。 詩人的弱點，囿於自我的小花園，但他們並不拒絕世界，喜愛世上的一切，把誘惑當做是正常的事物，從不審視自己的內心，這些構成了他們致命的缺陷。 他們的通向大眾是為了混同於大眾而進入大眾，而真正的詩人是背離大眾最後又被大眾找回。這兩者的差別在於，前者是沒有底線的，後者自有一份自身的寒意，對世界的失望性的觀察與認知，而在詩歌裡不斷失去退路走向崇高走向最終的毀滅。 我們可以這樣說，詩的媚俗來自於詩人本身，而詩人本身作為人的那一部分卻左右著他走向更高。 詩的媚俗，表現在詩裡，除了詩歌的解構、後現代特徵，詩歌對世界的撫摸，最大的問題是什麼都不表達，就是一些詞語的組合與情緒的顯露而沒有一點詩人關於世界的思考與修辭上的創新。 詩人寄身在語言裡，希冀通過新的言說解釋世界或者表達對世界的看法。我們看到，許多詩人這樣做了，但他們只是淺嘗輒止，就以為獲得了一種萬金油，在詩壇享受膜拜與自我膜拜。那麼，一個問題擺在眼前：我們到底要做什麼樣的詩人？自我歷史的書寫者？國是民生的記錄者？鍊金術士的締造者？時間黑洞的探尋者？其實做什麼樣的詩人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否為世界提供一種精神性的標高和自身的純潔，這也許是當代詩人面臨的一個使命，也是文化人群面臨的使命。 我們看到，當代人精神的萎靡竟然需要物質的擁有來完成自身，這說起來都有些悲哀，但殊不知這隻會造成他們內心的空虛和長此以往的堅硬追求。 而那些詩歌的成功者們，是否也因為自己的媚俗而長久地被時間淘洗呢？不得而知，因為歷史也不過是個愚蠢的傢伙。但我們相信，永恆和永恆的締造者，他們是黑暗中的聖者。
（三） 詩的表演 詩的表演正成為一個越來越不容忽視的事實。 詩，發自內心，依靠巨大的情感真實；表演，是種演繹，憑藉練習而得到的技能。詩的表演又是什麼呢？ 我深深地理解到，這長久以來對外國詩歌的仿寫導致了後來者們在形式上的獲得、在翻譯體上的獲得、在詩歌技術上的獲得而忽略了本質的追尋。這是學外國詩歌給我們帶來的負面影響，也是詩的表演的一個源頭。當然，詩的表演自古有之，比如御用文人，寫寫歌功頌德的應景文章和憐香惜玉的豔詞。
在當下，詩歌淪為一種表演已經病入膏肓，且是大面積的。 由於互聯網的興起和發展，詩歌的存在變得如自家的麵點和香茶。詩人們蜂擁著在網上傳播自己的作品，但慢慢就異化為一種其他。 其中有一種心理過程，即開始的真誠——圍觀的掌聲或批評——最後的不敢坦露內心。從這三個大致的節點上，很多詩人就開始了王顧左右而言他的寫作。前不久，看到一位論者談到了當代詩歌的弊端。他說當代詩歌呈現了一種“假性寫作”的趨勢，他舉了一個例子，指出“底層寫作”的虛假性，“真正的底層幾乎是不參與關於本身的書寫的，所謂的‘底層寫作’，其實還是知識分子主導下的一種虛擬層面上的寫作，正是由於這樣一種無法調和的矛盾，所以才為‘假性寫作’提供了闡釋的可能性。”他還舉了另外兩個方面：徵文詩歌比賽和地震詩。
而筆者想延伸的是，這種具有表演性質的假性寫作，導致了詩歌的話語一直在某個頻率上行進和反覆，她不能進入更深，即使進入，那是技術的深，依然與心靈無關。另一方面，她使詩歌面目顯得僵硬並充滿了匠氣，她讓詩歌這種文體在遭受著一種不該有的重負或者輕薄，讓語言違背內心而充滿了輕浮——花哨的詞語、空洞的言說。 但為什麼要坦露內心？坦露內心就是好的詩歌，不袒露就不是？ 在這裡，內心指的是心性在詩歌裡的有痕和無痕的流露，因為自古以來，好的詩歌大抵都是如此。詩歌中的袒露，當坦露的是有之的性情、品格和無之的氣象和格局。詩歌可以不坦露，但不要對自我形成遮蔽，成為一種似是而非、可有可無的寫作。
而我們的詩歌最終是要指向心靈的，能否打動心靈成了衡量詩歌的一項重要指標。 其實可以這麼說，詩是反表演的，詩歌走向了詩歌的反面，即使有著詩歌的外形，但沒有了詩歌的心。 因此，一種“自性寫作”就變得極為重要和艱難。何為自性？就是脫離了現實的影響、閱讀的影響、他人的影響等的一種呈現，她呈現我們“我是誰我從哪裡來我要到哪裡去”的真實，以至於這種真實如此痛苦而讓人常常想尋求現實、閱讀、他人等的影響中去，當肉體找到了安慰，精神就緩和了，但這精神是潮水對河道的覆蓋，上面有歡樂的浪花擁簇。
自性寫作，類似於禪佛，但又不是禪佛，她能幫助人及時地剔除所有外在的一切，只留下生命自身；自性寫作，需要在獨自的情形下會有所得，她是一種空對空的生成與創造；自性寫作寫下的都是小我，但具有大眾的普遍性。因此，自性寫作的柔軟其實就是堅硬，硬傷即為閃耀點。 但自性寫作的獲得是極為艱難的，如此喧囂與擁擠的世界，我們不得不主動或被動地去扮演一些社會角色。然而作為一個詩人，有時真的需要保持一份詩的自律和道德感，有精神自然有風骨，有風骨自然有氣節，有氣節自然能隨時返回到自身，那心靈的鮮活與豐富。
![原創散文：《當代詩歌三大弊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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