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5.22 《鄭州簡史》節選 修志——面向未來，透析現實，總結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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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志——面向未來，透析現實，總結歷史

考證歷史有侷限性。越古老的國都，留下的遺存越少越難以被髮掘和定性。歷史越悠久的留下的史料越少，越容易被誤判。明清之前，傳三代時，中國已有專職記事的史官。可後商才有系統的文字。此前若有史官，缺文字，語言亦有限，或以符號或結繩記事。《左傳》提到“鄭志”，無從考究。北魏盧元明著的《嵩高山記》，唐盧鴻一著的《嵩山記》，宋張景儉著的《嵩嶽志》，南宋尤袤著錄中提及的約北宋時的《鄭州圖經》，僅存書目。

史官不記當朝事，原本為實話實說。但當朝否定前朝事，痛扁前朝標榜今朝卻是通病。就現存史料而言，志書以明清居多。建書院和修志，是明清對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傳承。

明時鄭州地區編纂的主要志書有：明景泰（1450-1457）《鄭州志》，佚。明成化十六年（1480）《登封縣誌》。明成化二十年（1484）《密縣誌》，佚。明弘治元年（1488）《汜志》，佚。明弘治十一年（1499）《汜水縣誌》，佚。明弘治（1488-1505）時的《鞏縣誌略》，佚。明弘治-正德（1488-1521）《新鄭縣誌》，佚。明正德七年（1512）《登封縣誌》。明正德九年（1514）《中牟縣誌》。明嘉靖五年（1526）《登封新志》。明嘉靖庚戌至隆慶四年（1550-1570）《嵩嶽志》。明嘉靖三十一年（1552）《鄭州志》。明嘉靖三十三年（1554）《汜水縣誌》。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鞏縣誌》。明嘉靖《滎陽縣誌》，手抄本。明隆慶三年（1569）《登封縣誌》。明萬曆三年（1575）《新鄭縣誌》，佚。明萬曆四年（1576）《滎陽縣誌》，佚。明萬曆十二年（1582）《中牟縣誌》，佚。明萬曆十四年（1586）《登封縣誌》，佚。明萬曆二十三年（1594）《中牟縣誌》。明萬曆三十五年（1607）《嵩書》。明萬曆四十二年（1614）《滎陽縣誌》，佚。明萬曆四十三年（1615）《汜乘》。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新鄭縣誌》，佚。明萬曆時的《鄭州志》，《滎澤縣誌》，《河陰縣誌》，《密縣誌》，均佚。明天啟（1623）《中牟縣誌》。明崇禎七年（1634）《密縣誌》，佚。

清時鄭州地區編纂的主要志書有：順治五年（1648）《登封縣誌》。順治八年（1661）《嵩高志》。順治十年（1653）《密縣誌》。順治十六年（1659）《密縣誌》。順治十六年（1659）《新鄭縣誌》、《嵩山志》、《滎澤縣誌》、《中牟縣誌》、《汜志》，還有已佚的《鞏縣誌》、《鄭州志》、《滎陽縣誌》，佚。康熙九年（1670）《中牟縣誌》。康熙十二年（1673）《嵩陽石刻集記》。康熙十七年（1678）《滎陽縣誌》。康熙十八年（1679）《登封縣誌》，佚。康熙二十二年（1683）《嵩陽書院志》。康熙三十年《鞏縣誌》，佚。康熙三十年（1691）《河陰縣誌》。康熙三十二年（1693）《鄭州志》。康熙三十三年（1694）《新鄭縣誌》。康熙三十四年（1695）《密縣誌》和《滎澤縣誌》。康熙三十五年（1693）編纂的《登封縣誌》和《嵩陽廟史》。康熙五十一年（1712）《鞏縣誌》，佚。康熙五十五年（1716）的《說嵩》。康熙三十五年至雍正十年（1696-1733）間編纂的《會善寺志》。乾隆三年（1738）《鄭州直隸州志》。乾隆九年（1744）《汜水縣誌》。乾隆九年（1744）《登封縣誌》。乾隆十年（1745）《鞏縣誌》。乾隆十一年（1746）《滎陽縣誌》。乾隆十三年（1748）《中牟縣誌》、《滎澤縣誌》和《少林寺志》。清乾隆十五年（1750）《密縣誌》。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新鄭縣誌》。清乾隆五十二年（1786）《登封縣誌》。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鞏縣誌》。清嘉慶十六年至二十年（1811-1815）《密縣誌》。清同治八年（1869）《中牟縣誌》。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河陰志稿》。

修志，為什麼要修志？為修志而修志有何意義？不總結歷史，不吸取經驗教訓以利發展，修志幹什麼？“

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對歷史，誰調查的最深最透徹？當然是歷史學家。可帝王引用孔子“述而不作”的話說，歷史學家只有記述權，沒有發言權。於是，沒有歷史定論，更沒有對未來的推演，更不要說數字化時代的定量分析。於是，沒有更高的目標和要求，信與不信的彈性太大。為記述而記述，成諸多華而不實、沽名釣譽的偽學者的託辭，志書的質量越來越差，且打腫臉充胖子，自病不覺。

帝王借孔子的話封堵歷史學家的嘴，如此荒誕的修志原則卻被歷代大儒和御用文人奉為至理名言，成為修志的基本原則。難怪范文瀾、郭沫若都要違背原則，有含沙射影的傑作和嫌疑。說孔子、司馬遷皆“述而不作。”筆者感覺像是個睜眼瞎。不足20歲時像詩一樣背誦的“太公史曰”，40年後記憶猶新。至於孔子，更不消說，看看他對子產和鄧析那一語中的評述就不難明白，這是個多麼述而善作的大師。孔子和司馬遷“作”得畫龍點睛，惜墨如金。孔子講述而不作，只怕是力戒阿諛逢迎的曲解和媚俗。可是，去掉形容詞，照搬條目體，將報來的分志合成一個大拼盤，高薪聘用責任編輯，摳出錯別字，加上大字體，古香古色地印製一大摞，再加一個精緻的包裝箱，便大言不慚，言之鑿鑿，謂之精品，謂之信使。獲諸多大獎，竊喜青史留名，名利雙收，洋洋自得，非但沒有跳出媚俗的窠臼，且集舊志之大弊。

說一千，道一萬，實質不是作與不作，也不在於當代人能否記述當代事，而在於怎樣民主、科學、實事求是地準確地記述歷史，揭示歷史賦予現實和未來的真諦。這或許正是范文瀾、郭沫若等史學家不由自主地“明知故犯”的原因。看破紅塵者滿腹經綸、老成持重地念叨“難得糊塗”，可曾曉得的“疑是民間疾苦聲”，“一枝一葉總關情”的竹？可曾曉得那才是真正的板橋風骨。司馬遷率先寫當朝，觸皇帝之“逆鱗”，正是要實事求是。正因為如此，司馬遷的下落成千古謎團。也正因為如此，這個德才兼備、忍辱負重、置生死於度外的歷史學家，迄今為止仍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序、述、論、議。述，多義字。記述，陳述，闡述，論述。闡述即論述深奧的問題。《漢語大字典》中，“作＂的含義近20個。《論語·述而》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這裡說的“作”應指矯揉造作，胡編亂造。先秦古籍中“作”有多處指虛假的話或論述。《說文解字》說，“作”從人從乍，而“詐”從言從乍，胡亂造作為“詐”。

修志先修身，修志先立志，修志先修德。“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嫉賢妒能，以偏概全，照貓畫虎，不求甚解，不懂裝懂，如此之忠“述”，是借“述而不作”做欺世盜名、沽名釣譽之作。改革開放至今，諸多志書編纂對“述而不作”的實施是把封建糟粕當古訓當精華。述也好，作也罷，咬文嚼字亦可。老子、孔子是人不是神，也不是百分之百地正確。作品如人品，言與行之間的差別，志書質量因人而異。歸根結底，史學家義不容辭的使命是：量力而行，唯是是求。是，史實，理義，包括實至名歸的譽利。按部就班，亦步亦趨，照本宣科，食古不化，與創新無緣，不符合改革開放時代的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