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茶業約在秦統一前後興起於巴蜀，“自秦人取蜀，而後始有茗飲之事。”(清・顧炎武《舊知錄》)隨著政治、經濟中心的轉移，茶業漸次向東南傳播。秦漢之交，茶的飲用己從巴蜀傳到了湘、粵、贛、蘇、皖等省。
漢代，江南一帶種茶已十分普遍，“漢王至江蘇宜興茗嶺課童藝茶'；漢朝名士葛立曾在天台山設“植茶之圃”。”(於公介《中國的茶》)三國二晉時期，長江流域和華中地區在茶的傳播中已取代巴蜀的優勢地位。
公元222年，孫權稱帝，建都建業(今南京)，佔據今長江中下游廣大地區，南及福建、兩廣、越南中北部。吳國末帝孫皓以茶代酒的故事千古流傳，與之相響應的是民間貢茶生產:“開山作圃棘為樊，為愛東吳上貢珍。異品移來千里種，粒芽肥長萬株春。雀含脆舌英華嫩，龍貼纖鱗雨露新。採摘不知歸去後，夜深烹雪屬何人。”詩的題目叫《老圃仙茶》，作者是張理，作為樂邑投田八景詩之一，被收載在《張氏統宗世譜》中，世譜現存歙縣漳潭村委會。
作為千里之遙移種的異品茶樹，在明代建文年間(1399--1402年)還存活:“歙西西棠塢有滇茶一株，枝飫霜雪，巨幹匏枵如青銅，花時行人矚目，爛若霞綺”(道光《徽州府志・拾遺》)。滇茶即雲南茶，雲南是茶樹的原產地。雲南為源，徽州是流，徽州產茶不退於漢末三國。
唐代中期，徽州不僅盛產茶葉，而且是全國聞名的茶葉貿易集散地之一。
《元和郡縣圖志》記載:“浮樑每歲出茶七百萬馱，稅十五萬貫。”每馱約一百斤，即為七百萬擔。浮樑縣原屬饒州，唐永泰二年(766年)，析浮樑縣南部和影縣赤山鎮置祁門縣，屬歙州。浮樑憑鄱陽湖水路優勢成為歙州、饒州及附近產茶州縣的茶葉貿易集散地。
貞元(785-一804年)時期，全國茶稅每年不過40萬。長慶元年(821年)，鹽鐵使王播奏請大增茶稅“率為百錢增五十”，使全國茶稅至少達到60萬貫。
而元和(806-820年)中，浮樑一地年徵稅達15萬貫，可見茶貨之多，貿易之旺。歙州茶葉通過祁門江，源源不斷地運到浮樑交易，然後運銷北方各省，形成了勢力強勁的茶葉商幫。“邑之編戶籍五千四百餘戶，邑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士。千里之內業於茶者七、八矣，繇是給衣食，供賦役，悉恃此。
祁之茗色黃而香，賈客成議，逾於諸方，每年二三月，齎銀緡繒素求市，將貨他郡者摩肩接跡而至。”(唐成通三年張途《祁門縣新修江溪記》)
“歙州、婺州、祁門、婺源方茶，置制精好，不雜木葉，自梁、宋、幽、並間，人人皆尚之，賦稅所入，商賈所齎，數千裡不絕於道路。其所出之含膏，亦在顧渚之亞列。”(唐・楊華《膳夫經手錄》)
梁為今陝西韓城至河南開封；宋為今河南西部及山東、江蘇、安徽毗鄰間；幽為今北京及附近地區；並即幷州為今山西陽曲以南、文水以北汾水中游地區。
現存徽州最早的地方誌書宋・羅願著《新安志・民俗》記載:“祁門水入於鄱，民以茗、漆、紙、木行江西，仰其米自給。”宋・洪邁著《夷堅志》披露了徽州茶商朱元之遭遇:“朱元者徽州人，蔡京改茶法，元為茶商，坐私販抵罪。”蔡京改茶法，實行茶引法，茶商向榷貨務交納金錢或帛物，領取相當數量的憑證一一茶引，然後憑茶引購銷茶葉。茶引由戶部印製，頒發給地方政府，而由地方政府向茶商納銀給引。政府對茶引有嚴厲的管理措施。
1993年，歙縣王村發現兩道嘉靖十九年(1540年)的茶引，南京戶部印製。茶引正反兩面都印有文字，諸如“納訖官課銅錢壹千文，請買茶引一道照茶一百後前去發賣。並給茶引付本人收執，照茶依例通行，茶引與茶一百斤同行”“諸人犯私茶與私鹽同罪，買無引茶者同私茶罪”、“偽造私茶引者處死，籍沒當房房家產，告訐人賞銀二十兩”等。納錢1000文可買茶引一道，販賣茶葉100斤，引、茶同行，沿途有批驗茶引所查驗並加蓋關防印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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