閔齊伋繪刻《西廂記》插圖，【乘夜逾牆】描繪張生跳牆與鶯鶯相會故事。
歷史上“賈而好儒”的湖州富戶望族中出了諸多的藏書家，據不完全統計，宋代有沈思、葉夢得、陳振孫、倪思等13人；元代有杜道堅、趙孟頫等5人 ；明代有吳琉、茅坤、臧懋循、唐堯巨等12人 ；清代更有許宗彥、楊鳳苞、吳雲、陸心源等55人之多。他們不僅在江南藏書、刻書，而且廣搜博藏，刊刻珍本、善本，直接推動了江南地區藏書、刻書事業的繁榮。湖州的雕版印刷在中國印刷史上佔有很重要的位置，北宋末《思溪圓覺藏》的印製就充分說明了湖州刻書的悠久歷史和雄厚基礎。南宋、元、明雕版印刷也是長盛不衰，尤其是明嘉靖以後，由於書船業的推動，湖州的雕版印刷進入了極盛時期，而且這一時期的雕版印刷具有很明顯的商業競爭性質。作為湖州刻、販書業的中心—晟舍、織裡一帶，本來“向以讀書為恆產”，即使窮困的寒士，也“每以館穀終其身，故夜半書聲不絕”。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卷四雲:“餘所見當今刻本，蘇常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驟精，遂與蘇常爭價。”藏書家謝肇淛也讚道說:“金陵、新安、吳興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版。”謝氏的這句評價很高，認為當時吳興刻的書能夠達到宋版書的水平。“剞劂之精” “湖刻驟精”主要就是指明萬曆至天啟間（1573-1627）吳興晟舍的閔、凌兩家的套印本。
刻印書流程模型圖
套版印刷是我國古代繼雕版印刷和活字印刷後的又一重大發明，套色印本是中國古籍版本中的一種特殊類型。它是用兩塊或兩塊以上的版片，使用不同的顏色，套印在同一書葉上，印出兩色或兩色以上的圖書或圖畫。雕版印刷術發展到套版印刷，不知始於何時，但有實物可據者為元后至元六年（1340）中興路（今湖北江陵）資福寺刻、無聞老和尚註解的《金剛經》，經文印紅色，註文墨色，還有硃色圈點。但一直沒有形成氣候，批量出版。在上世紀初的清末民初時期，著名藏書家、版本目錄學家葉德輝斷言:“顏色套印書始於明季。”又說:“朱墨套印，明啟禎間有閔齊伋、閔昭明、凌汝亨、凌濛初、凌瀛初，皆一家父子兄弟刻書最多者也。”他這樣說是有所本的，因為明代人就認為套色印本是吳興閔氏那位名齊伋字遇五的人創制的。明萬曆間閔於忱刻《文選後集》，其跋雲:“予閔遇五甫玄思可識，倡厥朱評，首顏《左傳》。”凌啟康刻朱墨藍三色套印本《蘇長公合作》，凡例亦云:“朱評之鐫，創之閔遇五。”甚至著名文學家、書畫家陳繼儒在為閔振業所刻朱墨套印本《史記鈔》所作序中寫道:“自馮道以來，毋昭裔為宰相，一變而為雕版；布衣畢昇，再變而為活字版；閔氏三變而為朱評”。據周越然《書談•套印書》記載，晟舍凌、閔“兩家當日，席豐履厚，其賢者伏居鄉里，不問世事。誦詩讀書之餘，專以刻書相競。”閔、凌兩家為晟舍世家大族，世代簪纓，代有文名，是印刷史上公認的最有名的套版印刷兩家堪稱套版印刷的巨擎，在明亡前的20多年中，兩家刻印了大量套色書籍，使套版印刷技術很快得到了提高，從最初印朱墨兩色，發展到了三色、四色乃至五色印刷。
刻書工具一套
明萬曆至天啟年間，吳興閔齊伋、凌濛初採用朱墨與五色套版技術所印之書，因為士人普遍認為閔齊伋是首創者，閔氏刻本尤為精美，因此被稱為“閔本”或“閔版”。傅增湘先生《閔版書目序》中雲：“明季吳興閔齊伋創朱墨及五色套版，凌濛初彙集諸名家詩文評批點而印 行之。宋體方正，朱墨套印，或兼用黛、紫、黃各色，白紙精印，行疏幅廣，光彩 燦爛。書面籤題，率用細絹，朱書標名，頗為悅目。其書則群經諸子、史鈔文鈔、 總集文集，下逮詞曲，旁及兵佔雜藝，凡士流所習用者大率成具。 其格式則欄上錄批評，行間加圈點標識，務令詞義顯豁、段落分明，皆採擷宋元諸名家之說而草之一編。欲使學者得此，可以識途徑、便誦習，所以為初學者計，用心周至，非徒為 美觀而已。數百年流佈人間，稱為‘閔版’。”鄭振鐸就曾說過：“自萬曆中葉，迄崇禎之末，五十年間，此種套印的刊書風氣，綿延不絕。楮墨精良，彩色爛然，既為讀本，亦足怡娛。而濛初所刻更往往附以插圖，精絕一世，為中國雕版術史上黃金時代的最高作品之一。”閔、凌刻套印本究竟有多少？沒有一個準確的數字，據陶湘《明吳興閔版書目》統計，明亡前的20多年中，晟舍舍閔、凌二家套印本有117部145種。臺灣李清志在《古書版本鑑定研究》中則認為有不下300種。在將近四百年的歷史流傳過程中，必會有部分受損失傳，留存至今仍有不少，多達 84種（未包括疑似閔、凌刻本），約佔了存世的半數，足見兩家在套色印本出版活動中的重要地位。
閔齊伋繪刻《西廂記》插圖，【乘夜逾牆】描繪張生跳牆與鶯鶯相會故事。
明代馮夢禎說:“晟舍……凌、閔二姓所居。世為姻戚，而不免仇妒。”這裡所說的“仇妒”，應該就是指在出版業上的競爭。先是淩氏因為出版評林系列大獲成功，閔家幾經試驗，最終推出了一種套版印刷的新方法，這種方式雖然在前代已經有之，但並未成為一種廣泛的印刷方式，明萬曆四十四年（1616），閔氏印出了第一部自己家的套印本——《春秋左傳》。這種本子雖然只是朱墨兩色刷印，卻是後代人所追捧的明代閔凌刻套印本的第一部。但據最新的發現，其實早在明萬曆三年（1575）淩氏盟鷗館已刻朱墨套印本《李於鱗唐詩廣選》七卷。按照閔齊伋的說法，單色刻本印刷出來的評點語言難以區分。他在《春秋左傳》的凡例中有這樣一段話:“舊刻凡有批評圈點者，俱就原版墨印，藝林厭之。今另刻一版，經傳用墨，批評以朱……置之帳中，當無不心賞。其初學課業，無取批評，則有墨本在。”在兩家的競爭之下，吳興地區所刻的套印之書風行天下。為了在競爭中取勝，套印的顏色越來越多，閔家就把自己的套印術多用三色來印刷。接著，凌家又印出了四色套印本的《世說新語》、五色套印本的《文心雕龍》，今天這些套印本，都成了印刷史上難得的珍品。閔淩氏所刻之書所用紙墨俱善，大都用上等的潔白的綿紙和宣紙印成，刻印所用之墨也是上等好墨，印成的書籍字跡清晰，黑而有光，而且一開卷便有一股書香撲面而來。所刻套印本把正文和評點分開，不須註明，讀者一覽而知。如凌派初刊刻的《世說新語注》三卷，正文為墨色，句讀為紅色，劉辰翁所批用藍色，王世懋所批用硃色，劉應登所批用黃色，層次井然，極便於識別。套印本的評語、批註多在書眉或行間。為了便於在行格間套印文字，淩氏套印本一般沒有行線，印成後行疏幅寬，正文評點眉目清楚，加之紙白箋細，色彩斑斕，展卷閱讀，引人入勝。
明閔齊伋三色套印刻本《國語》
套版刻印的精美還體現在所刻的小說、戲曲和佛經附有精緻的插圖。德國科隆博物館的彩色套印本《西廂記》版畫是明崇禎十三年（1640）由閔齊伋刊印而成。閔齊伋號寓五，因此又稱為“寓五本”，共有21幅圖。“寓五本”超越了《西廂記》寫實的文本內容，將曲詞與中國傳統文化的種種藝術表現手法相結合，亦真亦幻。很多畫面背景鋪陳在扇面和卷軸上，故事情節鐫刻在屏風和青銅器上，人物設置成木偶的形象，更有許多意境通過水麵和鏡中的倒影來體現。這種超現實的藝術表現力，不僅遠在明代同類作品之上，即便以當代的眼光來衡量，也不乏高超的創意水準和強烈的視覺衝擊力。就技法而言，此書用紅、綠、黃、青、藍、黑六色套印而成，也代表了古代套版印刷的最高成就，是中國木刻版畫史上重要的作品之一。凌濛初刻的《西廂記》也有插圖20幅，且由著名畫家王文衡繪，著名徽派版刻畫家新安黃一彬刻，點筆工緻，刀法精妙入微，是凌刻繪圖本之冠。這些插圖大都具有高度的藝術造詣和獨特的時代風格，很能吸引讀者。
明代晟舍淩氏朱墨雙色套印本《詩選》
套色印刷迎合了明代流行的評點經史詩文著作風氣，用套印法來刻批點本，不僅醒目，便於讀者閱讀，而且美觀，有收藏價值。正如凌雲在其所刻的《文心雕龍》，他在《凡例》中是這樣說明的:“楊用修批點，元用五色，刻本一以墨別，則閱之易涸，寧能味其旨趣?今復存五色，非曰炫華，實有益於觀者。”又說:“五色，今紅綠青依舊，獨黃者太多，易以紫。白者乏採，易以古黃。改之，特便觀覽耳。若用修下筆，每色各有意，幸味原旨可也。”小說、戲曲中所附的精緻插圖，極大地增加了書本的通俗性和趣味性，也是提高讀者閱讀興趣的有效方式。另外，善本和名人批點本的選用，請名人題詞作序，也在很大程度上激發了購書和藏書者的興趣。據明代著名文學評論家陳繼儒說:“吳興朱評書籍出，無問貧富，垂涎購之。”可見套色印本在當時的熱銷程度。
明代晟舍書船模型
晟舍的閔、凌二家先後湧現了大批刻書商人，這使他們的套版刻書業至明萬曆後趨於繁榮，尤以雕版套色印書聞名。在湖州從事雕版印書不止閔、凌兩家，清康熙時鄭元慶的《湖錄》中有記載：“吾湖明中葉如花林茅氏，晟舍淩氏、閔氏，匯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廣儲籤帙。舊家子弟好事者，往往以秘冊鏤刻流傳。於是織裡諸村民，以此網利。” “昨夜河面新水漲，書船都是霅溪來”，書船販書業隨著他們雕版印書業的發展應運興起，其發源地，是晟舍之北得織裡及鄭港、談港諸村，地理上北通太湖、南下運河，河港四通八達，而且“織裡業造船”，船便成了販書的載體，所謂書船也就應運而生。織裡書船是古代水上流動書店，專門送書上門，織裡書船業至清代仍長盛不衰。俞樾居蘇州時曾作詩：“湖賈書客各乘舟，一棹煙波販圖史。”他們船中載書，浮家泛宅，南至錢塘，東抵松江，北達京口，出入於士大夫之門。所到之處，常得主人禮遇，客之末座，號稱書客、書友。他們袖籠書籍，按顧客需求和書的質量討價還價，售書圖利。路工《訪書見聞錄》中說:“湖州一帶販書商人，一船一船滿載古籍送到七里橋毛晉的家門口。” 據清•戴璐《吳興詩話》及別的筆記小說提到，明嘉靖、萬曆後，隨著書船業的興旺，除書船能直接抵達的城鎮外，遠至金陵、北京都出現了湖州人開設的書鋪。他們結成銷售網絡，參與當地書籍出版、銷售的競爭，極大地促進了湖州地區編纂刻書業的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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