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湯達（1783-1842）法國小說家，法國十九世紀上半葉最具獨創性、最複雜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有《紅與黑》《巴馬修道院》等。1842年3月23日逝世。
文 | 宗城
“到1880年，將有人讀我的作品”,“到1935年，人們將會理解我”。
多少人因為這句話，知道了文學史上還有一個曾被冷落的法國作家；知道了那本大名鼎鼎的《紅與黑》，一八三零年紀事；知道了“長著一雙時而探索，時而沉思，時而又像放射出火焰般美麗眼睛”的青年於連。
影片《紅與黑》中的於連
那個時候，旁人讀司湯達的小說，像是看著執拗的騎士橫衝直撞。很難想象，這個原名亨利·貝爾的格勒諾布爾人，父親卻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和保皇黨人。他許是更多繼承了母親的基因——意大利後裔、自由主義者、伏爾泰的信徒。
法國當代司湯達評論專家李託道：“司湯達被看成為一個輕騎兵式的享樂者、一個向所有道德和宗教施放毒箭的無神論者、一個用精心選擇的言辭把自我標榜的慾望掩蓋起來的偽善者和一個不協調的、幼稚滑稽的怪人。”終其一生，司湯達確實不太受歡迎，尤其是拿破崙下臺以後的綿長歲月。
他處境的窘迫，從作品銷量就可略窺一二。他引以為傲的《紅與黑》前兩版印了不到八百冊，即便是巴爾扎克推薦的《巴馬修道院》，也只賣出1200多冊，可謂慘淡。在夏多勃里昂、雨果、巴爾扎克風生水起的年代，司湯達一如他筆下的某些人物，遊走在文壇的邊緣。同時期的諸多文豪承認他的有趣短論，但對其長篇不屑一顧，甚至認為他大可不必再寫下去，詰難其謀篇佈局和編輯故事的能力太糟糕。
但作為一個文學家，司湯達又是幸運的。
一來，他的書雖然賣得不好，但也不乏有心人賞識——梅里美與他是忘年交，這個其貌不揚的年輕人在成為一代大師前，可是司湯達的死忠粉，他甚至奔波在各家書店間，只為購買司湯達的作品；拜倫與司湯達也交往甚密，司湯達有一篇文章就叫《拜倫爵士在意大利》；歌德與司湯達雖不親密，但《紅與黑》一問世，他不吝讚美之詞，直言這是司湯達“最好的作品”；托爾斯泰則欽佩他的勇氣，並曾對法國記者說:“我再說一遍，就我知道的關於戰爭的一切，我的第一個師父是司湯達。”——他在《戰爭與和平》中鮑羅金諾戰役的那段描寫就是借鑑了司湯達；左拉也如此，不信你且看《崩潰》中對1871年普法戰爭的描繪；即便是與司湯達有觀點之爭的巴爾扎克，也是他的忠實讀者。
二來，司湯達的經歷足夠豐富，這讓他不必為缺乏素材而發愁——預備兵團第六騎兵隊的龍騎兵校尉；與梅拉妮·吉爾貝的“馬賽之戀”；三次隨拿破崙走南闖北；馬朗戈戰役、耶拿戰役血戰疆場；進過米蘭、佔過柏林、目睹過莫斯科的熊熊烈火，眼睜睜看著法軍在俄羅斯的大潰退……
說到俄羅斯的大撤退，這是司湯達人生的一大拐點：“從莫斯科撤退時，我所見到的人心真相，使我從此對那些粗鄙的、身佩軍刀的人們感到嫌惡。正是這些人組成一支軍隊......”
拿破崙
司湯達毫不避諱他對拿破崙的讚許，在《自我主義者的回憶》、《拿破崙傳》和給拜倫的信裡，他常常憶及這個法國的驕傲、革命的象徵。但，“1814年4月，我和拿破崙一起下臺了……”事實上，早前司湯達敏銳的目光就捕捉到拿破崙的失敗——他的獨裁政治、重新賜封貴族、對戰爭的狂熱...只是他不願意相信歷史的車輪會朝這陰鬱的設想滾去，作為一個追隨者他仍殘存期望。但我們都知道了——1814年4月，敗局已定。司湯達的政治生命，這時已告瓦解。在失意落魄的日子裡，文學成為他寄情之地，莎士比亞給予他遣詞造句的指導；意大利讓他重獲生活的熱情；對“宵小”的關切，令他的文字“有血有肉”。
司湯達崇敬莎士比亞。在《拉辛與莎士比亞》這一論戰性的冊子中，司湯達對莎翁的推崇，怕是莎翁看了都驕傲：
“一旦我們有了真正的民族悲劇，那時我們就可以越過莎士比亞及其學生席勒。而只有這一天，我們才可以說：比起拉辛來，莎士比亞給了我們更多的愉悅，我們還可以說：為了創造一種真正“意大利民族的悲劇”，我們必須向莎士比亞學習而非拉辛。”
他塑造了許多掙脫舊倫理束縛，為自身幸福竭力划槳，逆流而上的青年男女，他通過這些人物，傳達自己對於人的基本權利的肯定，歌頌人生幸福。某種程度上，他的小說是莎士比亞戲劇中在復辟王朝的續寫。
司湯達是法國人，字裡行間卻洋溢著意大利作家的氣息，這多少與他戰後遊走亞平寧半島有關。在他筆下，留有不少有關意大利藝術家的評傳，遊記、藝術史、哲學美學的思考，及大量有關意大利的書信日記小說。最有名的，就是長篇《巴馬修道院》、小說集《意大利遺事》和令他謗譽交加的《論愛情》了。在《紅與黑》中，燒炭黨人的字眼也有出現。
但司湯達到底也撇不開高盧人的氣質。茨威格論及司湯達的文風，就一針見血:高盧人的氣質，使他憎恨一切“含糊不清、雲山霧水、誇張虛飾、形容過甚”，而去追求“準確、明晰、簡樸”的文風。司湯達本人也在《阿爾芒斯》的自序道:“在這部小說的風格中，讀者會發現天真的敘述方式，這一點我不忍改換。我覺得日耳曼式與浪漫式的誇張比什麼都乏味。……過分講究典雅，勢必導致呆板，令人敬而遠之。……因此，請保留我採用的村野市井的樸實語言。”
《紅與黑》劇照
閱讀司湯達，絕不應僅僅將其視作一個“現實主義小說家”。在《紅與黑》、《巴馬修道院》等長篇小說和他的短篇集子中，我們甚至能嗅出一絲浪漫主義的氣息。他對於連、對德·瑞納夫人、對拉·木爾小姐、對瑪特爾等人物的勾勒，誠然站在一個冷靜審慎的高度，但也不時在議論中流露出飽滿的情緒。他比普希金、赫爾岑、萊蒙托夫更早書寫“多餘人”，不是一昧嘲笑和指責，倒透著人道主義的關懷。
司湯達留心著法蘭西乃至歐陸的光怪陸離——《紅與黑》的靈感來自於報紙報道的情殺事件；《巴馬修道院》與意大利教皇保羅三世的經歷有關；《阿爾芒斯》則著眼於復辟的波旁王朝的社會亂象。他曾說:“政治好比是音樂會中間的一聲手槍響，它會破壞氣氛。”但對於一個作家，政治猶如幽靈，你無法逃脫，焉論骨子裡不認慫的司湯達，他的作品從不逃避政治，甚至如一團猛火，燒得人脊背發燙。比起對基督教殘存神秘主義的幻想的夏多勃里昂、虔誠的天主教徒雨果、心留保皇思想和哲學上的神秘主義的巴爾扎克，司湯達的筆鋒更為決絕 ，一如許光華所說：“他是個徹底的反封建、反教會的戰士和唯物主義者。”
同時，他的筆尖還不時流露形而上的思考。《紅與黑》就有這麼一段:
“一個獵人在樹林裡放了一槍，他的獵物落了下來，他奔過去抓它。他的鞋子碰到一個兩尺高的蟻巢，毀壞了螞蟻的住處，使螞蟻，它們的卵撒得很遠很遠...在那些螞蟻中間，即使是最富有哲理頭腦的，它們也永遠不能理解這個巨大可怕的東西，獵人的靴子，它以難以置信的速度闖入了它們的住處，事先還有一聲伴隨著幾束微紅色火焰、可怕的巨響......”
在司湯達的小說中，這般富有象徵意義的語句並不鮮見。《紅與黑》，一如司湯達的風格，冷靜剋制又捉摸不透，情緒的變化藏有對自然法和生活觀的思索。這些變化反而有助於我們更好界定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模糊地帶，觀察那個時代社會“尷尬者”的本真“面目”。而任何時代，都需要有人為“尷尬者”而歌，還原“尷尬者”內心破敗的庭院。未必讚頌，但至少不漠視。
是的，比起王公貴胄，他更關心“無路可走”的市井宵小。對於他們，司湯達給予同情的目光，亦有對現實的反思冥想。無論是後拿破崙時代飄搖的法國社會，還是喧囂與虛空並存的今朝，這世上，於連似乎源源不斷，他們為自我而戰、為屈辱而戰，最終卻成為一個個精緻的浮萍，寂滅於幻夢。
於連們被定格的形象背後，是作為時代邊緣人難以言說的苦楚。百年以前，司湯達就對這一問題抱以審視而焦慮的目光，可是還有誰，真的願意騰出杯盞功夫，再去讀那對話於連的文字？與機械的現實主義者相比，司湯達的身上流露著濃厚的理想氣；與同時代被劃入浪漫主義的某些作家比較，他又不見後啟蒙時代和後工業時代的頹喪與抗拒。他不逃避時局，寫作完全被高亢的熱情所左右。勾勒全局的“膽劍篇”背後，是即便政治黑暗懸於文學脖頸，也絕不頹喪逃避的決心。儘管總有新的被壓迫者在湧現，儘管沉沉烏雲依然未散，如若我們有能力，也絕不應一昧退讓。手中有筆，何妨化作膽劍，一如百年前的亨利·貝爾。
司湯達點燃的花火去也匆匆。1842年3月23日，他的故事戛然而止，因為腦溢血，他再也無法整理藏書室裡堆陳的“古代的手稿”，和梅里美把酒言歡，或者和巴爾扎克爭個不停了。留給我們的，除了那些終將出塵閃耀的鉅作，就只有這句簡短的話——
米蘭人亨利·貝爾，活過、寫過、愛過。
本文作者宗城，經授權轉自“鳳凰網文化”，特此致謝。
《紅與黑》是十九世紀法國乃至歐洲文學的一座豐碑。個人與社會間的對抗是《紅與黑》的中心主題。該書向傳統習俗挑戰，譴責了社會價值的虛偽。
譯者張冠堯（1933-2002） 北京大學法語系一級教授。1952年考入北京大學，1956年畢業後留校任教。主要譯著有《狄德羅美學論文選》（合譯），巴爾扎克的《高老頭》《歐也妮·葛朗臺》，司湯達的《紅與黑》，《梅里美中短篇小說集》，莫泊桑的《漂亮朋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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