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 崇文區機關運動會

口述：李雲鴻

採編：尤文虎、張一、高心碧

“改革開放”初期，市場經濟還比較新鮮，攝影、新聞、影視這些行業都還沒有形成規範，很多方面都是摸索著來。從上世紀70年代末我開始喜歡攝影，到整個80年代學攝影、搞攝像，再到90年代下海摸索著拍電視劇，我跟著自己的興趣，拍了很多“沒用”的東西。這些日子我退休閒了開始整理資料，才發現很多當時覺得沒用的照片現在反而更有意義，有些後悔拍少了。當然我也明白，我的這些經歷並不是人人都有機會去體驗，我也只是正好趕上了那個年代。

一

1983年 阜成門外，警察叔叔護送小朋友過馬路

我出生於1956年，原來名叫李鐵鏈，小學時趕上“文革”，印象中那時候全靠拳頭打，一被人欺負我就回家叫我哥去，家裡五個我最小，我們家族人也多，幾個哥哥分別叫鐵柱、鐵牛、鐵寶、鐵栓，都這名字，誰還敢欺負我！周圍人過若干年以後見面，看我當記者了，都覺得特別不可思議，嘿！以前玩鬧的主，怎麼還變文人了！

那時候生活特別沒意思，年輕人也不知道幹什麼。1974年我插隊回來，被分到前門大街的新風鞋店站櫃檯，我特別不好意思，一個大男人站那賣鞋，特沒勁。我心裡其實還真是想變文人的，想追求點美好的東西。那個年代物質匱乏，吃飯都要糧票，光拿錢沒用，買不著。要說明天有皮鞋賣，夜裡三點鐘就有人排隊。有不少人為了買皮鞋就找我們“走後門”，其中有搞攝影的，看見他們拿著相機，我心裡特別羨慕。

當時我一個月工資18塊，攢了幾年終於買了一臺海鷗203相機。一開始也就是覺得能顯擺，根本沒想過搞創作，沒有那境界。我們一街坊在出版社上班，老背個相機，我想跟著他學，但人家不愛教我，因為他弟弟讓我給揍過，那就拉倒吧！

1984年 北京站東，殘疾人自謀出路，買瓜者為解海龍

1980年我報名參加了北京市第一期攝影學習班，講課的有黃翔、狄源滄等老一代攝影家，從這兒我認識瞭解海龍，聊得特別高興。後來我們經常一塊上外面拍片，哪有展都去看，“四月影會”辦展覽的時候，三回我都看了，才知道原來照片還能這麼拍！朦朧地知道了這叫創作，就開始模仿，學他們拍的那些東西。

其實那時候我學攝影，家裡也不支持，總說這屬於不務正業，給人二流子的感覺，催我趕緊攢錢結婚，成家立業。我的工作單位也不待見我，後來我就想辦法就調到北京無線電唱機廠去了。在唱機廠還是因為搞攝影老請假，遲到早退，車間班組長就誠心噁心我，讓我去看大門了。看大門的那都是老頭，哪有小年輕看門的？但這樣也好，我就更有時間去拍片了。我記得特別清楚，有一次從唱機廠去西郊頤和園，坐車去的，拍完日落，回來時候為了省錢，就餓著肚子往回走，走個五站六站再上車，為省那幾分錢。

那會兒攝影哪能掙錢呢，都白給人幹，誰結婚請你去拍，給喝個酒、吃頓飯就不錯了。攝影是花錢的，我幹了好幾年工資才漲到36塊。

1987年 朝陽區豆各莊鄉農家炕頭

1982年，有一天我揹著相機在王府井，看見一個農民在書店裡聚精會神翻看一本書，我趕緊抓拍了一張。沒過多久，《經濟日報》舉辦“今日中國”攝影比賽，我就把這張片子送去了，名字還是解海龍他們給起的，叫《找財神》，報社的人一看說：不錯，就是有點虛，留下吧。

過了不久，我們單位同事在《經濟日報》上看見寫著我名字，問我說這是你嗎？我一看哎呦作品獲獎登報了，那不得了！趕緊買幾張報紙，揣在身上到處顯擺：你看這是不是我！後來《經濟日報》在中山公園搞了個領獎會，獎品是一臺放大機，第一次上臺領獎，激動得我走路都順拐了，手都不知道往哪擺。那也是我第一次得獎，心裡的滿足感別提了，從來沒有過的事，更激勵我搞攝影，我要玩兒命地拍。就這樣，後來就和影友全國各地到處跑、到處拍，拍了不少片子，包括《大眾攝影》的月賽什麼的，也得了不少獎。

1982年 獲獎作品《找財神》

二

1983年一個偶然的機會，通過以前在攝影培訓班上隔壁表演班認識的田岷介紹，我認識了導演尤小剛，他叫我去跟他的劇組，當攝像助理兼劇照攝影師。那也是他第一次當導演，電視劇的名字叫《自由的小飛》。

那時候電視劇很少，劇組都是臨時的，也沒什麼節目，拍了以後能播就不錯了，劇組窮著呢。當時一集電視劇成本可能也就一萬塊左右。所謂的攝像助理呢，就是幫攝像師扛機器，準備拍的時候把攝像機支好了，跟焦，然後等著攝像師來操作開始拍，我自己不能動手。

實拍的時候我就拿個照相機在旁邊拍劇照，用的還是我自己的相機、膠捲，拍一集劇照給一百塊，那時候一百塊頂我兩三個月的工資，《自由的小飛》是上下集，兩集總共拍了十來天時間，給了我兩百塊。

1984年 電視劇《空中小姐》劇照

1984年 上海虹橋機場與王朔和《空中小姐》男主角合影

後來尤小剛在上海拍王朔的第一個劇本《空中小姐》又找我。就這樣，我跟了幾次劇組，一方面賺了點錢，另一方面也發現了攝像機這個東西的厲害，那可不是照相機，不是個人能攢點兒錢就買得起、用得起的了。

1984年，有一天解海龍給我打電話，說崇文區買了套錄像設備放在文化館演播室了，沒人會用，周圍都是搞攝影的，誰見過攝像機呀，他問我懂不懂，意思是我可以調到崇文區文化館工作。我說我在劇組時候，天天抱著大機器，加上攝影學了構圖，算是明白點吧。

後來我跟劇組裡的幾個朋友商量，說我有這麼個機會，去不去？他們說那你還不去，“寧當雞頭不當鳳尾”，在劇組你什麼時候能從助理熬到攝像？

就這樣，1984年，我就先到了崇文區圖書館，後來文化館蓋了新樓，有了自己的演播室，我就正式去了文化館。崇文區以前是北京比較落後的一個區，“改革開放”以後，崇文區想把落後的帽子摘掉，就重點投資文化館、圖書館，新建的崇文文化館是全國最好的，各地的人都來參觀。

1985年 中國青年報，攝影作品評比現場

1987年 北京廣角攝影學會攝影比賽頒獎現場

當時在全國都有影響力的“廣角攝影協會”也是崇文區文化館創辦的。每週三晚上，本市乃至外地的影友都到“廣角”來，拿出自己的作品，互相點評。進來就可以當評委，每人三個棋子，喜歡哪張照片就放個棋子。得了獎的還得說構思，為什麼這麼拍，便於大夥提高。真是特別好一個沙龍，出作品、出人才，很多拍得好的影友，後來都進了京城各大報社當記者，我好多攝影技巧都是在這個過程中學到的。可惜現在沒有這種氣氛了。

三

崇文區文化館的攝影組和錄像室歸解海龍領導，他不懂攝像，一開始就我自己一個人管著攝像機，有很多拍片子的機會。當時攝像機太少了，我們單位有一臺攝像機那可真不得了。

1980年代初期，北京電視臺剛建臺，就一個頻道，沒太多節目，臺裡面設備也特少，電視臺機器忙不開就來我這借，我也就開始用攝像機給電視臺拍新聞，送稿子。後來北京電視臺在各城區成立記者站，崇文區記者站的牌子就落在了我們文化館，我就成了北京電視臺的崇文記者站記者。

1987年 原中共中央委員會副主席李德生在崇文門書店調研現場

1987年 採訪正在建設中的方莊時的工作照

那個年代，社會上新鮮事物層出不窮，各種關係又都沒捋順，幹事兒的機會很多，市裡和電視臺一有任務就給我打電話，全北京哪都跑，真是閒不住。發條新聞就給我掛個名，“本臺崇文記者站記者李雲鴻報道”，給20塊錢稿費。

當時甚至連小飯館開業都請記者發消息，《北京晚報》的，北京電視臺的，都去，一大幫記者坐一桌，回來發個簡訊。我一天能跑三條，其他記者都幹不過我。多的時候北京臺一天晚上播四、五條我拍的新聞，搞得那段時間我都快成名人了，走哪都認識，總有人問：“你是電視上天天播的那個記者嗎？”另外這個階段我也掙了不少稿費，其他人一個月死工資幾十塊、上百塊，我車馬費加上稿費一個月收入近千元，簡直是天文數字。

後來攝像這邊實在太忙了，我就很少像以前一樣參加攝影比賽、“搞創作”了，有幾個當時一起拍片的朋友還問我說雲鴻你怎麼不跟我們一塊玩了，其實在這個過程中，我一直也沒停下拍照片，只是拍的方向變了。我老說，幹攝像那是人家的，播完就完了，照片永遠是自己的。我到現場錄像永遠都隨身帶著相機，只要一放下攝像機，照相機馬上拿起來。這種機不離身的習慣，讓我收集了不少別人可能不太在意或者沒有機會見到的珍貴畫面。

1989年 北京飯店舉辦的北京市“新聞杯”橋牌比賽，上將呂正操和棋聖聶衛平。

1987年 北京市崇文門，衛生部舉辦的宣傳計劃生育大型活動

1992年 廣東TCL集團總部

1990年，因為我幹得不錯，北京電視臺直接把我調進了臺裡，做真正的記者。我在電視臺待了差不多三年，太累了，後來就辭了職自己去做公司。有了80年代跟劇組的經驗，我開始琢磨著投資做電視劇。

我這人就是不安分，愛折騰，拍電視劇的來龍去脈，這個行當，我都知道點，我就膽大，敢拍。1995年，跟別人合拍了一個電視劇《辦案四人組》，1996年解海龍拍專題和“希望工程”出來了，他跟我講那些孩子上學的故事，把我說哭了，直掉眼淚。我就計劃把他這個事拍成電視劇。

後來這部電視劇請了總政話劇團的專業演員馮國慶的來演主角，還有金巧巧等一批演員，拍了兩個多月，在北京臺播出了，但是反響並不大，沒收回成本。不過賠了就賠了吧，至少當時我們都覺得很感動，這個經歷本身也很有意思啊。

1997年 電視劇《希望》工作照

1997年 攝影家解海龍在《希望》電視劇中客串角色

1997年 電視劇《希望》劇照

四

因為老想往文藝青年那個方向發展，所以沒學攝影之前，我還學過一陣畫畫，不過也沒學成。很早之前我認識個裝裱字畫的老先生，給我講了很多有關字畫的事，我就有種神往，想象著自己家裡也掛滿字畫，不過在以前是碰不上機會和畫家們接觸的。

剛“改革開放”之後，字畫還值不了幾個錢，喜歡的人也很少。但畫得好的人有的是，畫家也都窮，而且大多都閒著。想在畫屆出人頭地，沒人捧不行，很可能就無聲無息了。那時候我在記者站，有的是時間，又有攝像機，畫家們一辦畫展、搞活動，別的記者都不願意去，我就去。

1986年 闢才衚衕齊白石大師畫室，齊白石的兒子齊良遲作畫

當時北京電視臺新聞聯播裡有個五分鐘新聞專題片，欄目叫《北京人》，什麼都能播，我就給畫家們拍，拍完編一個五分鐘的專題片送臺裡。有時候連著七八天，每天都是我的片子。很多畫家們知道這個渠道以後，直接敲我家門來找我，想跟我交朋友，送我一張畫，要讓我給他拍片子。1984年、1985年這段時間全北京只要一搞畫展我基本都去，他們電視臺記者拿機器外出得打報告，不像我機器就在手裡放著，憑藉著手裡的攝像機和我能給電視臺提供片子，那段時間我接觸畫家就特別多。

1984年我還在崇文區文化館的時候，山東聊城有一個活動，請北京的幾位畫家去，讓我跟著拍些資料。我記得大概有七、八位畫家，給了一刀紙，四尺三裁共三百張。這幾位老先生，吃完飯就開始畫，我勸幾位老先生休息會別累壞了。他們說：“哎呀，你可不知道啊小李，我們可逮著宣紙了，平實我們在家都拿報紙練筆呢！”嚯！這一頓畫喲！三個晚上，三百張畫完了！這批畫後來也不知道怎麼樣了。

1988年 東方書畫社著名畫家任率英等為中國導彈英雄部隊作畫

那時候真正幹記者的像我這樣對字畫感興趣的其實很少。1986年，李可染和天津美院教師何家英分別在中國美術館東廳和西廳辦展，我帶著燈光和文字編輯一起去了，拍完片子，何家英送我們三張畫，跟我同去的同事因沒車馬費有些不樂意，我就自己給他們每人掏了一百塊錢，把三張畫全留下了。過了很多年人家說我真聰明，我說什麼聰明啊，當時大家可是真不高興，給畫也不要啊。

齊白石的入室弟子婁師白我比較熟，有一個朋友叫我去給老先生拍點資料，去了兩次就熟了。我能跟他聊繪畫有關的，他挺高興，說年輕人有出息，主動說要給我提個字，希望鼓勵我這樣的年輕人多收藏，傳承傳統文化。溥傑有個學生,老拉著我去找溥傑，他當時住在護國寺的衚衕，有個小院，古色古香。上他家拍了兩次就認識了，他給我寫了兩幅字，很客氣。

1986年 溥傑在自家小院

那個時期，字畫真的是沒有現在這麼值錢，畫家用畫或者字來做交際的成分比較多。我和陳大章也比較熟，他經常會給我打電話，說：“雲鴻過來，我這剛做倆菜，來喝口嚐嚐我手藝”。和我常聯繫的畫家有沈鵬、李鐸、任率英、田世光、徐北仃、齊良遲、王成喜、米南陽等。一般一個畫家給我一張畫，我喜歡的收藏就行了，有一些我也轉手送給了別人。收藏這東西，就是喜歡的人一起分享，誰也不會想著將來能靠它發大財。

90年代後期，字畫市場開始起來了，我才整理這些畫。發現我拍了上百位畫家，收藏了不少他們的畫。同時更重要的是我也留下了很多名家的生活照片和視頻影像，隨著很多老先生逐漸作古，這批資料也越來越珍貴。現在，很多人看著名家的畫動不動幾萬、幾十萬甚至上百萬一張，說我怎麼那麼有眼光，我不這麼認為。這麼多年我開公司掙的錢要是買了房子，現在不是更有錢嗎？幾十年前誰知道未來什麼樣啊，還不就是因為喜歡。而且那也只有那個年代才這樣，當時畫家們願意主動和我交朋友，現在你推開一個名家的門，說我給你拍個照片，你送我一張畫，可能嗎？

五

1984年 長安街，上班路上

雖然我從小就是一個不老實、愛折騰的孩子，但誰都想有個好前程不是，照相機就是我的寶貝，通過攝影我幹了攝像，又通過努力考上北京郵電學院的科技攝影大專班，有了學歷，去了電視臺，再後來出來做新聞文化公司。總體來說，這一路走下來我覺得自己特別順，攝影改變了我的命運，我很慶幸一直沒有扔下照相機。

有一段時間我有個誤區，覺得拍的越近越好，鏡頭恨不得貼到跟前去，老拍特寫，沒背景環境，好多其實很有歷史意義的照片，沒了背景就說不清了。後來我拍照片就儘可能帶環境，環境歷史交代了，不用說話，一看就知道什麼年代在哪拍的。

1984年 自衛反擊戰英模報告團在遊樂園

1990年 崇文區少年宮

1984年 陶然亭游泳池

如今我重新整理一箱箱的底片，慢慢發現我那些看起來並不是“作品”的照片真是精彩，就像這瞬間溜走的三十多年。我想跟當初一起玩兒的老夥計們說一句：攝影，我可一直沒停下。這些年，很多朋友拍了不少好“作品”，這讓我很羨慕，但我卻收藏了一大堆經歷、資料，從政要、名人、商界再到普通人，我都有機會接觸到，無論是照片或者錄像，我都留存了不少。現在我正在慢慢整理這些東西，雖然很多影像資料還不方便拿出來，但我相信，總有一天它們會有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