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斯德哥爾摩當地時間10月14日中午，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揭曉，獲獎者為兩位來自麻省理工學院（MIT）的教授阿比吉特·巴納吉（Abhijit Banerjee）、埃絲特·迪弗洛（Esther Duflo），以及哈佛大學教授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們“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做法”。
這屆諾獎可謂是看點頗多。
不僅巴納吉和迪弗洛的夫妻雙雙獲獎足以大抓人們的眼球，迪弗洛以47歲的年齡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歷史上最年輕的得主也頗具話題性。
同時，這或許也是近年來噪聲最多的一次諾貝爾經濟學獎。三位獲獎者所倡導的實驗方法備受爭議，有人認為這是洞察貧困本質的有力工具，但也有人斥之為無用的遊戲。
經濟學諾獎的“成長”
諾貝爾經濟學獎，這個原本不在諾貝爾遺囑內的獎項，是1968年瑞典銀行為紀念諾貝爾而增設的“致敬獎”。簡言之，是瑞典銀行搭車諾貝爾開設的獎項，所以也稱作瑞典銀行經濟學獎。
回顧1969年至2018年間，諾貝爾經濟學獎已經累計頒出50個獎項，共有81人獲獎。然而仔細梳理，無論他們屬於哪個分支和學派，都屬於西方經濟學系統。
客觀而言，過去半個世紀，也的確是西方經濟學的黃金時代，因為西方主導的經濟秩序達到了極致。全球經濟秩序由西方主導，市場經濟成為全球主流，尤其是美蘇爭霸西方完勝的“政治正確”，也使西方經濟學被視為全球性的“經濟正確”。
這樣的意識形態在特定的歷史事件後出現了轉變，08年金融海嘯，美國是危機源頭，歐盟是財政（主權債務）危機的接力者，這在很大程度上打亂了西方主導的經濟秩序。
淪落和焦慮使西方經濟學理論面臨著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此後諾貝爾經濟學獎也不再繼續頒發給傳統和主流的經濟學家，轉而更關注相對小眾和研究具體事務的西方經濟學家。
諾獎委員會開始與時俱進，承認並正視資本主義同樣存在的現實問題，即貧困。
如今獎項能夠頒發給在扶貧研究裡有貢獻的經濟學家，是值得慶賀的，至少說明西方主流經濟學不再只強調“完美市場”、“有效市場”、“看不見的手”。
另一個顯著的變化是，越來越多的女性開始現身於世界頂尖學術頒獎舞臺。
官方強調，迪弗洛是第二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的女性經濟學家。這證明諾獎委員會正儘量擺脫先前的刻板印象——獎只頒給白人、男性，不給女性。
如上兩點的改變都是非常值得認可的。
減貧實驗憑何獲獎？
回到本次獲獎者的問題上，如果僅就研究項目所採用的方法論本身而言，其實並不算前沿，也有更合適的人選。
但三位獲獎者的貢獻恰恰在於：使用了較為新穎、區別於傳統的理論方法，研究了一直很重要，當前尚未解決，甚至對有些地區的人口來說，正在變得更為嚴峻的經濟問題——貧困和不平等。
三位得主的最大貢獻是基於田野實驗（Field Experiment）研究發展中國家的減貧政策。
所謂田野實驗，一般是隨機把人（學生、教師、農民等）分成實驗組和對照組，人為地對實驗組實施某種政策干預，再和對照組進行比較，看干預是否有效。它的好處就在於可以排除一系列其他干擾因素，把所觀測到的影響都歸因為政策干預。該實驗方法此前在西醫的藥物研究領域有著比較廣泛的應用。
在理性人思維的鉗制下，經濟學家們常常被認為是“冷血動物”。而他們開出的很多經濟增長藥方在更豐富的應用場景中並不奏效，這也促成了不少的“理論無用論”發聲。
所以，當經濟學家們將目光收回到一個廣泛而現實的問題——貧困和不平等，當經濟學被注入了溫度時，自然也就贏得了全球的認可。
我們必須清晰的意識到，在世界範圍內，貧富差距擴大依然是一個十分嚴峻的問題。
42個世界最富有的人所擁有的財富相當於37億（全球人口的一半）最貧困人口的財富總和。而全球80%的相較貧困者一共只佔有全球財富的6%。
世界財富收入數據庫的資料顯示，全球前1%的人在2016年已經掌握了超過50%的全球財富。
不僅在世界範圍內，在各個國家，這也是普遍現象，即使是最發達的美國和北歐也不例外。
財富的不平等意味著什麼？意味著健康的不平等，數據顯示，普通美國人的預期壽命正在下降。1980年至2010年間，美國最富有的20%人口的預期壽命有所增長，而最貧窮的20%人口的預期壽命下降。令人震驚的是，貧窮女性和富裕女性的平均預期壽命差距從3.9歲擴大到了13.6歲。
如果將貧富差距拓展至極端情況下討論問題將會更加嚴重。
問大家一個問題：
你希望成為以下哪一類人？（單選）
- 最窮的5%國家中最富有的5%人群
- 最富裕的5%國家中最窮的5%人群
如果你選擇的是前者，那麼，恭喜你，你的平均收入只有後者的20%。在當今的世界經濟水平之下，“寧做龍頭不做鳳尾”是一個絕對的悖論。
在最發達的5個富國，嬰兒死亡率平均為0.4%，而在最不發達的5個窮國，嬰兒死亡率是20%。研究還發現，在窮國，死亡率的收入彈性是6，也就是說，收入每降低1%，嬰兒死亡率就要上升6%。
貧窮就該死嗎？當然不是，但貧窮讓人失去了求生的手段。奪取嬰兒生命最重要的一個原因是傳染病：肺結核、痢疾、血吸蟲病、麻風等，而導致這些傳染病高發的原因又在於惡劣的生活環境、營養不良、醫療資源缺乏……
這或許是本次諾獎的一個重要啟示，研究貧困問題，研究經濟發展問題，至少不能只靠經濟學家在辦公室裡碼代碼，在黑板上解方程，而是要深入到貧民窟中去。在那裡，你或許會體會到，一袋維生素的意義，可能大於一篇經濟學論文。
所以，經濟學需要更有溫度，這或許是2019年諾獎的一個重要社會含義。
有溫度的Good Dollar項目
在學術層面不斷深挖解決世界貧困問題的可行性方案，這是經濟學家不斷求索的領域。從社會現實角度來說，企業有能力也有責任致力於一些具有溫度的實踐探索。
e投睿eToro在2018年出資100萬美元啟動的非營利性項目Good Dollar正是在踐行這樣的價值觀。
實際上，早在10年前，e投睿eToro的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Yoni Assia就已經提出了這個概念，並且發表了一篇名為《看得見的手》(The Visible Hand )的文章，概述了這個創新性的全球開源數字貨幣的基本理念。
我們常說授人以魚不如授人以漁，然而對於一個腸轆轆的人來說，如果沒能先用魚來填飽他肚子，那麼教他釣魚就是一件不必要而多餘的事了。
這也是目前國際上也比較受關注的無條件基本收入原則（UBI）的初衷所在，即為每一個需要的人提供有保障的基本收入，使基本生活的顧慮不再成為任何個人發掘潛力或追求充實生活的挑戰。
馬丁·路德金曾說過：“解決貧困的辦法是通過現在被大家廣泛討論的低保措施來直接消除貧困。”
對於無條件基本收入原則，支持和反對的呼聲都不絕於耳。反對者認為這是一種浪費的模式以及對不勞而獲者的獎勵。
但支持者認為，數據表明結果恰恰相反。我們會發現世界各地有很多UBI項目，包括加拿大馬尼托巴省的“Mincombe”項目、西雅圖和丹佛的“SIME&DIME”項目、納米比亞的“大試點”項目等等。
數據證明，給需要錢的人一些幫助，帶去一點希望，會激勵他們中的大多數努力過上更好的生活，做出更明智的決定。完全可以想像，這會對宏觀經濟產生多廣泛的影響。
而問題的關鍵主要是究竟如何實現。考慮到每個城市，每個國家的基本必需品成本都不相同，並且各地區人均GDP也存在巨大差異，無條件基本收入又將如何計算和提供呢？公平的分配製度將如何運作？政府和組織有責任管理這些資金嗎？
Good Dollar項目的優勢就在於，它嘗試利用區塊鏈技術及智能合約，解決基金管理和問責問題。
作為一個分散的自治組織（DAO），它將是一個由用戶控制的，具備社會治理功能的“開放式UBI”，而非依賴政治，受限於國界，由政府控制的“經典UBI”。
另一個有趣的特點是，這個模型降低了大額存款的利率，並加入了UBI分配機制，以使利率分配對最不佔優勢的人帶來最大的好處（類似於反向銀行）。同時它還有其他的一些優點，包括全球範圍內方便獲取，可以自由兌換當地貨幣，交易費用低等。
目前看來，基於最新區塊鏈技術的Good Dollar項目，在很多方面大大超過了其他傳統的UBI模型，而這樣的可行性也讓e投睿eToro在全球減貧這一宏觀問題上貢獻了自己的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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