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春平，現為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山西省晉商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省委組織部特邀專家，兼任中國明史學會理事、山西省歷史學會副會長。出版專著 《山西通史·明清卷》、《中國十大商幫》等400餘萬字。
東經112°與北緯40°相交，是自古兵家必爭之地，政權用它固隘，百姓用它通商。然而，在山西曆史學專家高春平眼裡，它最耀眼的，還是與晉商、與邊貿、與移民、與城鎮、直至與歷史走向的關係。
它有個快意恩仇的名字——殺虎口，為了安天下、穩邊關，清朝皇帝改“殺胡”為“殺虎”，將人與人的消滅霧化為人與獸的手刃。這個名字一直與走西口綁在一起，掀開了山西人橫亙280年曆史跨度的口外打工潮，與闖關東、下南洋並稱為中國近代三大移民現象。
山西省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高春平關注晉商二十餘年，電視劇《走西口》的熱播使他的研究再次放大，那篇標題為 《殺虎口——旅蒙商走西口》的論文隨即走出學術界，成為晉商迷們的普及讀本。
走西口，後來被泛指為走出長城關口，向蒙古族各部甚至俄羅斯流動。
從哪裡來，到哪裡去
明朝曾經設“九邊”，這時殺虎口還是殺胡口。提“九邊”就必須提“秋防”。明政府曾多次北伐蒙古族，但終究邊患未盡。每年的馬肥季節，黃河冰凍，蒙古騎兵乘機踏冰南下擾邊，為此明政府不得不進行秋防。為防蒙古騎兵南犯，明朝在沿長城一線，相繼設置了遼東、宣府、薊州、大同、太原、延綏、寧夏、固原、甘肅等九大軍事重鎮，史稱九邊。
作為京師藩屏，九邊之一的大同是防禦蒙古人南下的前哨陣地。殺胡堡屬於大同鎮右玉衛下邊的一個重要邊防關卡，在明代，每逢大同戰事吃緊，北京便進入戒嚴狀態，明朝皇帝就坐臥不安。因此，宣大（宣府、大同）總督地位最重，入京則為兵部尚書，有時直接由兵部尚書兼任。
從1650年設立稅關到1929年殺虎關與塞北關合並，殺虎口前後存在了近280年之久，它見證了走西口的繁榮和衰敗。高春平說，走西口的山西人多來自晉西北，左雲、右玉、保德、河曲、寧武、偏關、天鎮、大同……多向口外內蒙古以西移民。中俄商道開通後，北京——張家口——歸化 （今呼和浩特）——庫倫 （今烏蘭巴托）——恰克圖一線商事頻繁，晉中人也加入走西口行列，最遠將買賣做到了莫斯科和歐洲。
清雍正五年，北部的大同、張家口、歸化、庫倫、恰克圖五大市場日漸興盛，殺虎口處於中原連接上述北部五大市場的樞紐，乾隆年間，過去由甘肅販運的茶葉改走由殺虎口——歸化——科布多商道，又使殺虎關出口貨物猛增。每天過往殺虎口關的流動人口成百上千，蒙族人以金銀、牛羊、騾馬、皮張、毛絨之類換取晉商販運來的綢緞、食鹽、布匹、鐵鍋、茶葉、瓷器、糖料、鹼面等生活日用品，這裡進出口貿易與日俱增，貨物車馬絡繹不絕，一派銀貨流轉，人畜雜聚的繁盛景象。
為啥出走，做啥營生
高春平說，與實力雄厚的晉中商人相比，走西口的晉西北人多為農民、手工業者和小商人，目的為逃難謀生。當時山西流民或向蒙民租地墾種，或入大漠私墾。清朝對蒙古族採取懷柔政策，推行喇嘛教，大興寺廟，大量招徠山西、陝西、河北工匠和破產農民。明末，蒙古族土默特首領小順義王為補充丁口，破例納丁編佐，以補足缺額，山陝流民紛紛前來加入蒙籍。隨著清朝對蒙古封禁政策的鬆弛，走西口的人漸漸由土默特而西至阿拉善、額濟納等旗耕牧就食。
山西人走西口最早可追溯到明中後期，多為民間冒禁私越長城行為。1650年，即順治七年，殺胡口設立了中央政府的稅務監督機構——戶部抽分署，負責徵收東起山西天鎮，西至陝西神木一線100多公里的邊口出入稅。商稅按物價計，牲畜稅按頭數來計算。到康熙年間，民族關係緩和，殺胡口改為殺虎口。
為什麼山西人背井離鄉，遠赴口外？高春平分析，客觀原因是晉西北地區土壤貧瘠，連年災害，如咸豐五年時遭遇大旱，顆粒無收，餓殍遍地。當時的百姓負擔沉重，第一次鴉片戰爭以後，國內政局不穩，太平天國運動席捲南部中國，清政府為鎮壓農民起義四處籌措軍餉，增設了關卡數量，加重了徵收力度，以“厘金”為代表，各地一律照捐抽釐，大致值百抽一，捐釐行業漸次增多，遍及百貨，百姓苦不堪言。
而口外河套地區，地廣人稀，土地肥沃。黃河水清澈見底，農業灌溉發達，小麥品質優良，口外幹饃是著名特產。在走西口人群中，異鄉種地農民最多，其次是做小買賣的商人和打短工的匠人。康熙年間，朝廷允許山西雁北一帶邊民去口外歸化城種地做生意，康熙三十八年，即1699年，清政府又批准山西大同朔州等地殷實商人去大青山伐木售賣。乾隆元年，歸化城、殺虎口開徵木材稅。到乾隆中期，殺虎口迎來商貿高峰期。
走西口難民目的單純，能夠養家餬口、安家立命即可，只要稍有收入就想著回鄉，因此每年都有大量帶銀百姓出入關口。不居住、流動頻繁成為走西口人的特徵，也是未能形成像下南洋家族企業的原因，“如果說走西口的山西人是一座金字塔的話，那麼喬家、王家等大戶是塔尖，大量難民和打工者是底座。”高春平說。
遇到什麼困難 留下什麼標誌
電視劇《走西口》裡有段梁滿囤扔鞋的情節，高春平說這符合歷史真實，當遇到岔路口時，山西老鄉習慣於朝空中扔鞋，鞋子落地後指向哪裡，大家就往哪裡走。
在走西口的漫漫長路上，山西人克服了無數艱難險阻，首先是變幻莫測的大漠氣候，途中有不少人凍餓而死，其次是當地官府、地痞的欺壓敲詐，再次是強盜、土匪的騷擾。民國初期治安最亂，走西口人往往結伴行走，並學習武術，現在忻州、雁北地區仍有習武傳統。據說，有個叫“草上飛”的匪首在口外非常有名，他經常打劫晉商駝隊，武藝高強，一腳能踢死一頭牲口。祁縣晉商曾經專門請形意拳宗師出山，以絕匪患。為避免現銀被劫，晉商還熔鑄了巨型銀錠，這種銀錠銀白滾圓，體量巨大，不易挪移，三五個後生才勉強能搬走。
高春平在烏蘭巴托曾經採訪了一位走西口的老人，已經82歲，老人稱自己是“朔平府的人”，當年他爺爺趕著牛車拉貨，從歸化一直走到恰克圖，隨身乾糧就是玉茭面窩窩和莜麵團團，半年走一趟。因為土豆、蔬菜不好存放，一般運送酒、毛皮等。在大漠行走飢渴難耐，為了找水，大家連落滿羊糞蛋的沼澤裡的水也不放過，有的人甚至喝尿。另一位老鄉的祖父走的是包頭至西寧一線，在六盤山遇到土匪，十幾人的商隊被擄走。土匪一刀一個地殺人，那時他才十來歲，土匪看他年紀小，就扔到馬背上搶回山寨，讓他看牲口下夜。後來，他藉機偷跑後到一處村莊居住，不久村子遭到蒙古人洗劫，整個村子只剩下他一人。
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正像電視劇《走西口》裡的劇情一樣，走口外做生意迷信女人是禍水，一般不攜帶配偶。數百年走西口引發了社會單元解體重構，致使晉西北農村勞動力減少，婚姻危機不斷，農村女性受害最大，長期的分居思念給她們造成心靈創傷。
先有復盛公，後有包頭城。包頭、歸化都是走西口山西商人的固定居留地。呼和浩特至今仍有寧武街、寧化巷，山西商號“大盛魁”在口外開的分號，建築多使用山西磚瓦。
清代大批山西人去口外，致使歸化城人口激增，商民聚集，現在呼和浩特市有80％是漢人，漢人中有80％多是清代山西走口外商民的後裔。
歷史如何打量 今天如何評價
殺虎口關在清光緒年間走向衰落，它的興衰與國家興衰有關，客觀上也與歸化和張家口的興盛有關。歸化關開設於乾隆二十六年，即1761。在歸化未設關前，木植稅及其他貨物稅，均歸殺虎口關征解。歸化設關之後，當地所徵關稅，也就不再歸殺虎口關了。口外地區所需貨物的進口和皮張絨毛的出口，到咸豐、同治以後，一部分經過張家口關就可實現。歸化城與張家口基本處於北緯一個線上，經豐鎮至張家口約300多公里，而殺虎口至張家口有370多公里。運程縮短，費用減少，這關乎商人的利益點。京張鐵路通車後，許多貨物通過火車運輸，殺虎口因此冷落下來。
“山西人是走西口的成功者和開拓者”，高春平認為，“山西人會種莊稼，手藝精巧，蒙族人不排斥。走西口促進了民族大融合，帶動了當地農業的生產和開發，促進了商貿流通，加速了城鎮化建設，帶動了晉劇、二人臺等文藝形式的發展壯大。”
到明朝萬曆後期，殺胡堡市場貿易量躍居山西首位，號稱雲中第一要衝。順治年間，全國大宗貿易口岸只有廣州和殺胡口兩處，前者為國外貿易，後者為國內貿易。順治十八年，清朝戶部確定殺胡口關稅起徵定額為1．3萬兩白銀，比張家口還多了3000兩。這裡的稅官屬於肥差，直接吃稅費的有100家、上萬人，間接吃稅飯、搞三產服務的，諸如稅店、商店、旅店、飯鋪、門役、下夜、搬貨、印鐵工匠等各色鋪行人近千家、數萬人。乾隆極盛時期，殺虎口有3600餘戶、4．8萬餘人。
口外晉商特別敬重義犬，狗項圈就是口外晉商的一個發明，項圈套在護駝犬脖子上，可保狼群襲擊商隊時，護駝犬不被咬傷頸部。同時，狗也是商隊的信使，毛皮等價格有漲有跌，義犬負責第一時間向恰克圖送達物價信息。在晉商商號裡，義犬享有股份，年末盤賬，掌櫃會專門出錢請戲班為義犬唱戲。
一條石頭路從古堡口伸向遠方，今天的殺虎口已是一處歷史遺蹟。中俄古商道逶迤漫長，與現代高架、空中直通形成鮮明對比。但這裡曾是流民百姓的唯一生路，也是當政者的重要財源。今天的農民務工人員爭相向城市遷徙，將近3個世紀以前，歷史性的打工潮定格於走西口，從那裡牽出了一駝駝商隊，一段段別曲，一行行勤勞而紮實的腳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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