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裕釗的詩歌
張裕釗（1823——1894年），字廉卿，號濂亭，湖北武昌（今湖北省鄂州市梁子湖區東溝鎮龍塘村）人，晚晴著名文學家、教育家、書法家。出身書香門第，高祖維倉，太學生；曾祖新本，歲貢生，任廣濟儒學訓導；祖父以誥，太學生；父善準，歲貢生。張裕釗少年時入塾讀書，師從當地名儒楊慰農和朱依柳，並在兩位老師的引導下集中學習八股制藝之文。張裕釗從小就表現出對古文的愛好，尤其喜讀唐宋八大家之一曾鞏的《南豐集》。十六歲考取秀才，二十四歲考中舉人，道光三十年（1850年）赴京考取國子監學正，官授內閣中書。主考官曾國藩閱其試卷，對他的文才極為讚賞，親授《昭明文選》，予以勉勵，並告誡裕釗：“徒慕唐宋文而不及《文選》，則訓詁弗確，不能幾於古。”張裕釗進而致力於《史記》及前、後《漢書》，尤服膺司馬遷，稱其“善記言，簡略皆中，不亞《左》《國》，班、範其倫。而班、範擅長詞賦，故其論贊敘述之言率警練；範則排比為齊梁先驅，要皆文章之宗也”。可見張裕釗學古文，不拘一家，能得諸家之長。咸豐四年（1854年），張裕釗入曾國藩幕府，參辦文案，學術上直接受到曾氏的指點，與黎庶昌、吳汝綸、薛福成並稱為“曾門四弟子”。曾氏身居高位，其幕僚門人多得通顯，只有張裕釗雖相從十數年，獨以治文教學為事，並不熱心政務，故其離開曾幕和退出仕途甚早。
張裕釗治學則考訂《國語》《國策》，著有《左氏服貢注考證》和《今文尚書考證》，文章則集中在《濂亭文集》，該書為其門人海寧查燕緒所刊，刻印精美，收錄文章八十五篇，詩二卷。
在《濂亭詩集》裡，收有張裕釗詩歌二百七十五首，多為五言和七言。從思想內容上看，這些詩有三個特點。
其一，寫景狀物，抒發熱愛自然熱愛家鄉的情懷。北山，坐落在詩人家鄉附近，留有詩人的足跡，在作者的詩文中也常有提及。詩人寫有一首五言律詩《遊北山》：“尋山不覺遠，細路踏莓苔。流水一曲轉，桃花無數開。淡煙何點宅，深樹志公臺。遙想幽巖際，高真儻可陪。”開篇點題，尋遊北山，那裡有一條蜿蜒的小路，詩人踏著長滿了青苔的小路走向北山。“不覺遠”三個字透露出此番遊山愉快的心情。頷聯描繪沿路所見景物，流水潺潺，活潑靈動；桃花灼灼，光鮮爛漫。對仗工整，動靜結合，此為實寫。頸聯運用了兩個典故。何點，南北朝人，字子晳，博通群書。梁武帝嘗召見華林園，欲拜為侍中，何點以手捋帝須曰：“乃欲臣老子邪？”辭疾歸。人謂其可比嚴光。志公，即寶誌，六朝時僧人。齊武帝謂其惑眾，囚之建康獄，白天見其遊行市裡，晚上檢校，猶在獄中。至梁武帝，迎入宮中，待之甚厚。這一聯實中見虛，主要寫登上北山所見到的山村景象。尾聯寫詩人的想象：在那山崖幽深之處，應該居住著道行高深的人。全詩語言清新灑脫，意境開闊明麗。再如七言絕句《樊港道中》：“澤國霜清農事稀，菰蘆深處水禽飛。幾家田舍溪頭住，寒柳毿毿靜掩扉。”這是一首寫家鄉樊港（現名長港）的山水詩，寥寥幾筆，描繪出一幅水鄉冬景圖。在詩人筆下，宛如水墨畫一般，澤國、霜野、菰蘆、水鳥、田舍、小溪、寒柳、柴扉，呈現出一派清新靜謐的景象。和《遊北山》一樣，詩中表現出對故鄉山水的熱愛與依戀的情懷。
再如七言律詩《日日》：
日日庭前數暮鴉，年年江上聽秋笳。
山楓落後時過寺，籬菊開時最憶家。
果熟歡聲喧鳥雀，香殘煙篆嫋龍蛇。
曲肱一覺藤床上，夢去樊溪揮釣車。
這首詩寫於作者執教異鄉之時。“日日”與“年年”，“庭前”與“江上”，“數暮鴉”與“聽秋笳”，兩兩相對，頗為工整，該詩首聯即運用對偶手法，以“暮鴉”與“秋笳”起興，為下文抒發思鄉之情渲染氣氛。頷聯點明時間，每到秋天，鮮紅的楓葉染紅了山坡，詩人不時去拜謁寺廟；黃色的菊花開滿了籬邊，這是人們最想念家鄉的時候。九月重陽菊花黃，每逢佳節倍思親。景中有情，點明題旨。頸聯緊承上聯，寫想象中家鄉的秋景，橘綠柿紅，山果成熟了，村子裡歡聲一片，連鳥雀也喧囂起來；炊煙裊裊，縷縷升起，如同龍蛇舞動一般。動靜結合，一派恬靜的田園景象。尾聯回到現實，以上種種，原來是南柯一夢！詩人的家鄉在梁子湖，古稱樊湖，那裡有樊溪，有樊港，有樊口，還有鮮美的武昌魚。身在異鄉，秋意漸濃，此時此刻，詩人多麼想回到家鄉，在樊溪邊上親自垂釣一番呀！思鄉之情，何等濃烈。從藝術上看，這首詩運用白描手法，寫景敘事，不事雕琢，以鮮明的意象，抒寫真摯的情懷，語言明白曉暢，通俗易懂。
其二，淡泊名利，抒發孤寂憂憤的情懷。張裕釗的詩歌早期多為個人懷才不遇而感慨，晚期則多為國勢傾頹而憂懼。比如《端居》：“我生固坦蕩，畏從簪紱儔。多儀困纏縛，貌語強咿嚘。……古來賢達人，往往沈林邱。跌蕩從野黨，儻遇東陵侯。”該詩作於金陵（南京），當時他在曾國藩幕中，看到官場的繁文縟節、裝腔作勢，十分反感和頭疼，因此不樂於與其為伍；以張氏坦蕩的個性，寧願作閒雲野鶴的散人。他在《戊寅新歲口占》中說到：“群公玉珮趨青瑣，九市華燈綴絳繩。休怪先生渾不出，年來心緒冷如冰。”將“群公”與自己作對比，表現出詩人心緒的孤寂與冷漠。其實，詩人落落寡合的性情和行為本不適於官場，大約這也是詩人很早就退出仕途的原因之一。
但當詩人真正放棄仕途進取之望，不與祿蠹交往之後，其心情依然不能平靜。比如《秋夜》嘗雲：“壯懷早讀範滂傳，晚學今耽小戴經。猶有憂時心未滅，步簷遙看上臺星。”《甲戌登高有感》則雲：“興亡歷歷閱千年，眼底青青六代山。南北推移隨世重，安危盤錯惜才難。”擺脫得了齷齪的官場，卻無法掙脫複雜危殆的時局。詩人深感需要人才出而救世，然而人才卻是既少且難被任用，憂憤至極時，對自己傾畢生精力而學文為文的行為，也覺得沒有絲毫的意義與價值。詩人在《戊寅偶書》中寫道：“少日苦求言語工，九天九地極溟鴻。豈知無限精奇境，盡在蕭疏黯淡中。”不獨自己如此，連古時大名鼎鼎的韓愈又豈能例外？“退之勇衛道，自以時無比。摛文追卿雲，著書排二氏。飢寒忽相迫，曩懷挫復幾。文章小技耳，何其太自喜。”意思是說，自己孜孜以求的文學事業，有時竟然覺得虛無縹緲，沒有多大意思了。至於說文章的作用也不過就是那麼回事，像韓愈那樣勇於衛道和自負的人，連個人的生計都解決不了，其壯懷又能堅持多久呢？
公元1883年12月中法戰爭開始時，張裕釗已進入老年，他對個人的進退顯隱已不太介意了，但由於自強運動的失敗和國勢的更趨危急，作為一個心繫國家和人民的詩人，其憂憤也更加深重。比如詩人在《孤憤》中寫道：“議和議戰國如狂，目論紛紛實可傷。萬事總為浮偽敗，一言無過得人強。盡焚芻狗收真效，寧要束蠡列眾芳。獨把罪言倚枕讀，一聲白雁淚千行。”詩人認為中國之敗仍在虛應故事，辦事缺乏實效。由於滿清政府沒有實力，所以無論是和是戰都無法擺脫危局。不久滿清政府接受屈辱條件，與法國訂立和約，詩人更加感慨萬端，用詩歌傾吐心聲：“……豈有療飢餐毒藥，可憐從瞽問迷途。噬臍它日寧堪說，十萬橫磨一擲輸。”（《罪言》）以“療飢餐毒藥，從瞽問迷途”為喻，憤怒地批評滿清政府只顧眼前不顧後果，聽信妥協投降主張，輕易把我國將士的戰鬥成果拱手相送，因而必然招致更多的欺凌。
公元1894年，是張裕釗在世的最後一年，已是中日甲午之戰的前夕，對於滿清政府，詩人已經徹底失望了。他在《冬瞑》中寫道：“貪汙成俗國維破，砥柱無人士氣孤。世事久經歸袖手，年除聊復醉屠蘇。”其絕筆詩《眼底》吟道：“眼底喧囂實可憐，江河日下作深淵。紛紛燕雀何足數，采采浮游空自鮮。冀北名駒誰萬里，遼東歸鶴已千年。散人豈合知時事，獨念皇家一愴然。”小人得志，頤指氣使；志士灰心，長歌當哭。中國面臨著更大的危難，但在更大的危難到來之前，“獨念皇家一愴然”，張裕釗首先想到的竟然是“皇家”，這無疑反映了張裕釗的忠君思想。其實，在詩人看來，愛國與忠君是合二為一的。他並不知道，此時的“皇家”，已風雨飄搖，完全腐朽了，走向了國家、社會和人民的對立面。這是不能不指出來的。
其三，懷古詠史，對中國古代聖賢流露出懷疑的態度。本來，在張氏的文章中，就極少對聖賢的頂禮膜拜，不過還沒有直接的質疑和嘲笑。但在其詩歌中，一方面可能是詩歌體裁需要直抒胸臆的原因，一方面可能受到阮籍、陶淵明、李白等詩人的影響，故對古代的聖賢流露出頗多不恭的傾向。如說“聖賢去我已千載，手把遺編闔且開。唯有多情天上月，蒼茫曾照古人來。”（《夜》）再如“酣歌痛飲從疏放，跖蹻孔顏誰是非”；（《丙子春感》）再如“所貴俊傑識時務，今日豈復古初侔？堯舜糠秕競何物，枉持萬卷輸兜鏊。”（《雪夜課經圖為方生寶彝題》）雖然這些話不可視作莊重之語，或者竟是酒話和憤激之詞，但再聯繫他寫的其他詩句，比如“千齡百代一山邱，新人舊人莽相續。飢飽苦樂度一世，若為太倉贏粒粟”；（《對酒》）“人生天地間，有若桴浮海。波濤一衝擊，誰能知定在？”（《留別蓮池書院諸生》）從這些為數頗多的感嘆人生之作來看，張氏對聖賢的不敬也是真情流露。因為所謂聖賢都是理想主義的產物，而一個對當時的社會極度悲觀失望的人是很難從內心崇拜聖賢的。這種現象也體現了當時士人的雙重性格，他們在寫文章或教育人的場合，力求不違背聖賢之道，而在作詩抒情的時候又往往對那些所謂神聖的東西表示懷疑乃至褻瀆。
張裕釗有一首《詠史》詩，評述歷史，振聾發聵。詩云：“功名富貴盡危機，烹狗藏弓劇可悲。范蠡浮家子胥死，可憐吳越兩鴟夷。”此詩詠春秋吳越之事。當年吳越兩國世代仇讎、勝敗忽如轉圜的歷史，常常令人掩卷沉思，千載之下，鼙鼓猶酣，戰血流腥，一任後人唏噓憑弔，感喟興亡。然而，詩人並不經意如此。本詩著眼於歷史滄桑中的個人命運，用一種悲天憫人的目光，透視匆匆歷史過客的榮辱升沉，具有某種哲理蘊涵。首句點明題旨，揭示“福兮禍所伏”的生活辯證法，以為喚醒人間痴迷的當頭棒喝。“功名富貴”是古往今來多少英雄豪傑追獵角逐的人生目的，豐功偉業，錦繡榮華，足令世人歆羨，然而咫尺之間，便是萬劫不復的深淵，令人惴惴於一失足成千古恨。次句，“烹狗藏弓”是事實，“劇可非”是評論，是感悟。勾踐滅吳，他的謀臣范蠡致書文種雲：“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洞察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享樂。這句千古名言，撕破了封建綱常倫理的莊嚴面紗，道盡人情險惡。它揭示了勝利之後接踵而來的巨大悲愴，使人彷彿可以想見在血色黃昏的戰爭丘墟之上，凱旋的將軍孑然四顧，獨立蒼茫，難逃喋血伏屍的命定歸宿。三、四兩句舉出兩位殊途同歸的悲劇英雄：伍子胥和范蠡，吳越兩國的股肱良臣，都曾在歷史舞臺上叱吒風雲，赫赫揚揚。伍子胥輔佐吳王成就霸業，運籌決策，屢建奇功，然而終以直諫遭讒取禍，吳王夫差賜他屬鏤劍逼其自裁，子胥將死，恨曰：“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為了不使子胥亡魂得見，夫差命人取子胥之屍，盛以鴟夷，投之於江。范蠡輔佐越王復國雪恥，苦身戮力，忍辱負重，深謀二十餘年，終於滅吳，越兵橫行江淮，勾踐號稱霸王。范蠡以上將軍返國，以為盛名之下，難以久居，於是見機遠颺，辭勾踐以避斧鉞之威，載輕寶珠玉，乘輕舟以泛五湖，變姓名自號鴟夷子皮，意謂待罪之身有如子胥盛鴟夷而浮於江，境遇略相彷彿。曲終人散，驀然回首，前鑑不遠，悵恨何極！“鴟夷”這個別號寄託了一縷剪不斷的淡淡哀思。詩的末句，“可憐吳越兩鴟夷。”帶有醒世意味，吳越兩國這一對棋逢敵手的宿敵，終於相徜徉於江湖，勞勞浮生，化作鴟夷一夢。讀來如醍醐灌頂，似覺吳越之間干戈擾攘的紛爭，都如雲煙過眼，風飄電逝，唯餘煙波浩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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