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應對遊牧民族

唐初沿北周及隋朝舊制，重要地區置總管統兵，旋改稱都督，惟朔方仍稱總管，邊州別置經略使，有屯田州置營田使。唐代開始設立的地方軍政長官。因受職之時，朝廷賜以旌節，節是當時一種全權印信，受有此全權印信者，便可全權調度，故稱節度使。

《資治通鑑》第二百一十卷唐紀二十六有載：唐睿宗景雲元年（公元710年），丁酉，以幽州鎮守經略節度大使薛訥為左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景雲二年，賀拔延嗣為涼州都督充河西節度使，節度使開始成為正式的官職。

唐朝從建立開始，邊境就很不安穩，不斷的受到來自於周邊外族的威脅，吐蕃和突厥等遊牧民族對唐朝的邊境一直侵擾，對邊境地區造成了很大破壞，遊牧民族的戰法是對唐朝邊境地區發動突然襲擊，燒殺搶掠一番之後就迅速的離去，因為騎兵所具有的快速行動能力，讓唐朝的軍隊根本找不到要打擊的目標。每次大軍集結好要展開還擊的時候，遊牧民族的大軍已經消失不見，為了改變這種被動的局面，唐朝開始要求在邊境地區駐紮常備軍隊。節度使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現的。

節度使地位上升

隨著節度使在邊境的重要性越來越明顯，朝廷對各節度使也越來越“大方”。但是這樣一來，兩大弊端就開始慢慢凸顯，一是軍費激增，開元不過200萬，天寶中增至1210萬（因在下才疏學淺，軍費的單位不明，但是1210萬軍費總值相當於1020萬匹衣服，軍糧190萬石），導致唐後期轉運艱難，國庫日漸空虛。二是“強枝弱幹”萌芽，天寶年間，十大節度使掌握的兵力總數近49萬，而當時唐朝全國兵力不過才60萬左右，這表明唐帝國內地只有兵力10萬，不到六分之一，遠低於唐初三分之一的標準（唐初實行府兵制時，為加強京師軍事力量，把三分之一以上的軍府放在了關內道，隸屬諸衛，確保中央兵力數量對單個乃至數個道保持絕對優勢），只與范陽節度使齊平，而且久疏戰陣、軍備老舊、兵無戰心；邊軍卻是裝備精良、訓練有素、作戰經驗豐富、數十年從未卸甲，故而內地軍隊無論從戰力還是戰心都遠不能和邊軍相比。

當然，這一情況朝廷絕非一無所知，玄宗和主政大臣之所以“穩坐釣魚臺”，是因為他們早已“未雨綢繆”。當初，為了防止邊將坐大，成尾大不掉之勢，特意制定了“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三條鐵則，以便對節度使們進行鉗制。

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資治通鑑》

“不久任、不兼統、不遙領、”，久任則易結黨，兼領則易坐大，遙領則易勾結，加上唐朝歷來以大臣為使對統兵大將進行制約，不會讓武將“專大將之任”。這樣一來，節度使雖然兵力總量大，但是單個方鎮兵力沒有超過10萬，數量上沒有超過關中兵力。加上關中地區易守難攻，所以一旦有變，長安足以自守，同時朝廷可以迅速召集其他方鎮勤王平叛。有此分寸，加上朝廷還算政事清明，節度使們都順從朝廷之命。這樣一來，玄宗也就放鬆了警惕，承享太平，進而日漸麻痺。

再堅硬的鑌鐵也抵不過時間的侵蝕。隨著玄宗思想麻痺，加上強敵環伺，“三大鐵則”也被日漸荒蝕。最早被侵蝕的是“不遙領”，皇子以及宰相蕭嵩等都遙領節度使，然則遙領並不具備很大威脅，因為大多遙領大多是是皇子或者宰相，遙領也多是臣子存“狡兔三窟”之想，或者是皇帝以示恩寵。但不管怎麼說，“三大鐵則”不再是鐵板一塊。所以，既然可以侵蝕一個，那麼第二個還會遠嗎？

第二被侵蝕的是“不兼統”。開元28年（公元740年），玄宗為嘉獎蓋嘉運之功，同時為抵抗強大大吐蕃，封他為河西、隴右節度使，自此打開了節度使兼任的“潘多拉之盒”。很快，天寶四年（公元745年），唐朝立國以來最有權勢的武將出現——一代名將王忠嗣，史稱其“佩四將印（河西、隴右、朔方、河東），控制萬里，勁兵重鎮，皆歸掌握，自國初以來，未之有也”。就軍事實力和軍事才能而言，王忠嗣勝過之後造反的安祿山。之所以王忠嗣沒有成為“安祿山”，一則是王忠嗣個人道德修養高，人如其名，“忠字當頭”，更難得的是他把國家和士兵的利益置於個人利益之前。他曾向李光弼言道：“平生始望，豈及貴乎？今爭一城，得之未制於敵，不得之未害於國，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哉？假如明主見責，豈失一金吾 羽林將軍，歸朝宿衛乎！“

“三大鐵則”中最核心是“不久任”，縱觀歷史，無論是文臣還是武將，之所以能一手遮天大多是因為長期掌權，讓他們得以豐滿羽翼，勢力大到可以抗衡甚至取代皇帝。雖然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但是健忘更是人的天性。終於，最後的“不久任”也毫無疑問地被侵蝕了。開元二十年（公元732年），原本在范陽節度使張守珪帳下從軍的安祿山，開始受到重用，被張守珪收為義子；天寶元年（公元740年），安祿山被任命為平盧節度使；天寶三年（公元744年），兼任范陽節度使；天寶十年（公元751年），又兼任河東節度使；。安祿山在幽州地區苦心20多年的經營，河北軍民甚至到了只知有軍令，不知有皇命的地步，故而安祿山“振臂一呼”，三鎮將士欣然聽命，而且安祿山曾數次往返長安和幽州，深知唐朝內地兵力防禦之空虛。於是，天寶十四年（公元755年）11月，安祿山悍然反叛朝廷。

安史之亂

安史之亂猶如一道分水嶺，唐朝形式由此一轉，由之前的“外戰”轉變為“內戰”，唐朝就進入了節度使戰爭時代，安史之亂可以說就是一場反叛唐帝國節度使和忠於唐帝國節度使之間的戰爭。最終，歷盡八年艱苦卓絕的戰爭，加上叛軍多次內亂，唐朝平定了安史之亂。本著“嚴懲首惡、脅從不問”的原則，四大匪首（安祿山、安慶緒、史思明、史朝義）先後被殺或者自殺。但是叛軍軍事力量卻依然強大，唐朝不得已默許了安史降將對河北的控制，先後封他們為節度使。叛軍大將田承嗣為魏博節度使、李寶臣為成德節度使、李懷仙為盧龍節度使，這就是臭名昭著的“河北三鎮”，在唐朝之後的144年當中，唐朝主要精力就消耗在這三鎮當中，三鎮也成為了唐朝治亂的“晴雨表”，國家治則三鎮安，國家亂則三鎮叛。再加上淄青和淮西兩個方鎮，唐朝幾乎進入了“戰國時代”。

唐朝自肅宗開始，雖然多采取“綏靖”政策，但是也沒有坐以待斃。為應對以三鎮為首的藩鎮勢力，多采取“剿撫並用”之策，同時在要衝大郡、敵我力量犬牙交錯之地，設置新的節度使。較為強大的有昭義節度使、忠武軍節度使、鳳翔節度使、劍南西川節度使等。唐朝之後的每一次事件，幾乎都離不開節度使的身影，如：涇原兵變、平涼會盟、牛李黨爭等。雖然每一次唐朝都是化險為夷，但是節度使卻是“外戰內行、內戰外行”，結果是節度使越鬧越多、越鬧越厲害，從開始的邊境到內地到京畿，節度使的“旗幟”插滿了全國。唐朝深深陷入了與節度使之間的內耗當中，各節度使也逐漸與朝廷離心離德，由朝廷的守護者變成了覬覦者。在“黃巢起義”之前，各節度使還不敢太明目張膽，對唐天子還是心存敬畏；而在平定“黃巢起義”後，壓倒在各節度使道義上的最後一根稻草也飄落了，各自野心暴露無遺，紛紛搶佔地盤，唯恐慢人一步，當時的情形就是“小魚吃蝦米，後被大魚吃”。唐朝完全成為了戰國，皇帝淪為了節度使之間的“玩物”一般，境遇甚至遠比不上漢獻帝，因為漢獻帝至少還有價值被曹操挾著去“令諸侯”。

唐後期藩鎮

經過一番爾虞我詐、你爭我奪，最後還剩下幾大勢力，小白稱之為“唐末五霸”：佔領半壁江山的朱全忠、虎踞河東的李克用、撫有兩川的王建、雄踞淮南的楊行密、偏安兩浙的錢繆。還有勢力較小的：湖南馬殷、福建王審知、嶺南劉巖等。五代十國的疆域初步形成了。

節度使的職務雖然是唐朝才出現，但是之前的朝代也有類似的職務，如：東漢末年的州牧。節度使和州牧同樣是把一個帝國瓜分，進而推翻，但是節度使的“臭名”卻遠在州牧之上，這很大原因不能不歸結於身為節度使的安祿山把一個如此強盛的王朝頃刻之間便推倒，於是後人便因對唐朝的突然衰敗存三分惋惜，更對節度使更多了七分恨意。但是，不管怎麼說，節度使的出現可以說是順應了唐代歷史前進的潮流，很大程度上為唐朝進行開疆拓土、保境安民起到了不可替代的積極作用，同時也是那一個至今令人神往的朝代“尚武精神”的最真實的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