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14 三問“這塊屏幕”:知識產權、課堂隱私和基層教師前途


三問“這塊屏幕”:知識產權、課堂隱私和基層教師前途

《中國青年報》昨天引爆輿論的文章《這塊屏幕可能改變命運》,引發了非常多的討論。不過我發現,其中大部分問題都早已經在我的文章裡提過。

航通社曾經至少兩次寫過貧困孩子跨越“數字鴻溝”的問題。其中無一例外的,都談到了使用所謂AR視頻、雲課堂之類遠程教育的方法,來解決教育資源分配嚴重不公平的問題。但我對遠程課堂的態度從來都是悲觀的。

在2015年的《網絡能幫窮人拓寬眼界,改變命運嗎?》當中,航通社提到有的山區孩子在看完了外面的世界之後,又發現自己不可能短時間就走出大山,甚至一輩子只能困在這個小地方。那麼,他受到的教育讓他體會到外面的世界有多大,卻只能由此產生更多的心理不平衡。也許,這樣的他們只有一輩子呆在由虛擬現實接管感官的世界當中,才能藉以自我麻醉。

在今年2月的《你給小鎮青年再多高雅文化,也不能把他們從喊麥手遊裡拽出來》當中,航通社提到山區孩子跟你我一樣,都遇到了自控力的問題。他們在課堂上不能好好學習,不是說全都因為接觸不到優秀的教育資源,而是這些資源即使躺在那,他們也不懂怎麼去利用,也沒有可靠的老師、家長和同學,創造一個適合讀書,鼓勵上進的氛圍。

這才讓我對《這塊屏幕可能改變命運》裡面提到的遠程直播課堂帶來的成就大為震驚。對於一個原來已經差不多被“判了死刑”的學校,實驗結果遠遠好於預期,可以說重新點燃了我和其他很多人對遠程教育的期望。

巨大的進步

“16年來共計7.2萬名學生,有88個人考上了北大清華”。這個數字需要計入國家對山區降分錄取等政策傾斜,以及班上“掐尖”直播等補充條件,而且需要把88除以16,但絲毫不減它的偉大。對於報道中提到的“祿勸彝族苗族自治縣”這樣一個在地圖上都很難找到的地方,它仍然是意味非常深遠的。

要知道,在像祿勸那個等級的廣大地區,由於我國撤點並校的政策,鄉村從小學一級學校開始,就面臨著嚴重的生源流失。甚至有些地方為了表面統計數字上好看,把一些原來的完全小學,改變成只上到三年級,然後從四年級開始讓孩子跑到更遠的寄宿制學校去上學。

更多的所謂“留守兒童”,他們家庭的最大問題,並非全家總財富低於貧困線。他們家庭往往算是“有錢”的,但架不住“沒人”。就是像航通社之前文章指出的那樣,他們缺乏有效的陪伴。

上學需要跋涉漫漫的山路,各種“冰花男孩”都是常態,孩子們大多數時間是隻能陪著毫無育兒經驗的爺爺奶奶一同成長,也許再算上家裡養的油雞。

你對著這樣的一群孩子說,他們上了學以後,部分的尖子被掐尖,然後接受遠程教育,以衡水中學的模式來培養,這是“反教育規律”什麼的,這真的是一種何不食肉糜的言論。如果他們深切的意識到這樣做的意義何在的話,那我想。他們肯定是求著你給他這種教學資源還來不及。

更不用說,在這些“遠端”班級中,老師和學生們知“恥”而後勇,用無限的毅力和奮鬥去彌補從“幼兒園”甚至“受精前”就落下的起跑線差距,而不是像我擔心過的那樣,產生普遍的悲觀態度和心理問題,更是讓我重新認識了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偉大之處。

對於原先資源稟賦為零,甚至為負數的鄉村教育來說,提供一個好的資源和標杆在那裡,雖然會有很大的問題,但是畢竟是從零和負數提高了很大一塊。無論如何,無論它是不是如某些報道所稱是“肥了”中間商什麼的,它都首先應該被定義為一種進步。

說完了這些,接下來就該說問題了。

名師輔導不要錢?

首先,這個直播教學是否是“慷他人之慨”,佔用了名校師生本來不應該無償分享給別人的教育資源?

丁磊領導下的網易開發了公益項目“網易公開課”,他也肯定會深入瞭解到遠程教育的實際推廣之難。他很難保不會像胡瑋煒說摩拜單車那樣,產生“就當是做公益”的想法。

所以,我們看到了丁磊那條激動的朋友圈消息。丁磊提到,他希望用這種方法,讓全國所有的小學和中學都變成“學區房”。這個比喻在形象之餘,也說明了問題所在。

“學區房”意味著搶到優秀的學校。何謂優秀的學校?在學校各要素的組成當中,我們之前一直強調的是優秀的生源——讓自己的孩子與同樣優秀的孩子成為同學。我們也強調師生、家校關係——老師不會通過家長微信群發號施令,更不會把自己該擔起來的教學任務推給家長,而是會提供更多真正意義上的素質教育、人格教育,和讓孩子出外長見識的機會。

所以相對而言,老師在正式上課時的授課質量這一點,一般被認為是一種附帶的優勢,而不多為搶“學區房”的家長們提起。

讓貧困孩子跟名校孩子同上一堂課,同做一套題的方法,簡單粗暴的讓名校最基礎的課堂教學優勢這一點,重新得到了直觀展現。

長期奮鬥在教學一線的名校老師們——當中不乏“特級教師”——總結出來的這一套教學理論和技巧,就這麼被人拿去“做公益”了,那麼老師的權益當然是受到了損害。簡單地說,這些老師並沒有義務要給其他學校的學生上課;往嚴重了說,這更是在“竊取”他們的勞動成果。

這些老師講的課,如果放到20年前刻成VCD,已經能讓他們發家致富,實現財務自由;現在像猿輔導這樣的網站出現,更為這些教師在公辦教育體系之外,營造出更大的創收可能。教育產業龐大的市值和城裡孩子們求而不得的課外培訓班名額,充分說明了“知識是有價的”。

做公益歸做公益,怎麼解決老師的知識產權被盜用的問題?我曾經就此提出的方案是,對於有價的知識輔導產品,應該通過轉移支付,提供補貼的方式,讓老師這一端享受到足夠的報酬,而由國家、公益組織或商業機構來補足中間的差額,讓貧困學生們不掏錢或者少掏錢。

而現在我們從中青報文章中看到的情況是,成都七中的老師和學生,都沒說他們從這種直播當中拿到了多少錢。更有人挖掘出執行該遠程教育項目的公司的財務關係鏈,才體現出這中間其實是有產生利潤的,但利潤恐怕都到了中間商的手中。果真如此,它也完全有理由受到更多的非難。

課堂隱私怎麼辦?

其次,“名校”老師和孩子上課的一舉一動都被人直播下來,他們的隱私如何保障?

雖然理論上,一份視頻可以分發給全國好幾億學生看,但已經參加計劃的學校,不可能就這樣將他們的視頻直接擴大量級,給全中國的孩子們播放。

一個十幾歲的孩子,知道自己在上課的畫面,會被另外一個地方的人現場看到,他的一舉一動都在別人的觀察當中,要說讓他不緊張,這是不可能的。

在中青報文章當中,已經展現出了有些成都七中老師和孩子們,被對口學校的師生認出來,並且短暫成為“網紅”的情況。

雖然以報道當中的口吻,“被網紅”的師生對此並不介意,並且有所感動,然而這有多少是因為對方貧困,別無選擇而產生的憐憫之心?如果泛化到不那麼貧困的地區,他們是否還能承受課堂細節被人看到的後果?

更早前,我們在意的其實是自己孩子在課堂上的自習畫面,被不當的流出到安裝了360攝像頭的監控直播網站上。在那些添加了彈幕的直播視頻當中,你會看到有哪排哪座的孩子交頭接耳,或是異性同桌之間的短暫交流,都會被人捕捉下來。彈幕裡面說兩句都是輕的,甚至截圖放上微博,被人炒熱也說不準。

那一次隱私失控的大型狂歡,最後造成了360關閉水滴直播的後果,也證明了並不是每個人都能自然而然的接受“被直播”,這意味著隱私權利的讓渡,孩子和老師都要付出一定的心理成本。

不管是以前的VCD還是晚近的MOOC公開課,由於所有參與者都被明確告知他們的講座將被公開發放,而且並不是上的每一節課都被曝光,可以說不存在大量的隱私問題。

然而,完全直播課堂的模式則不然。可以說,如果沒有直播帶來的“真人秀”般的“臨場感”,沒有課堂上參與者隨機體現出來的小突變,課程將大大喪失應有的吸引力。就算孩子們再沒見過世面,什麼叫錄播,什麼叫直播,他們完全分辨得出來。

正是中青報文章中提到的老師上課時候罵學生,不得不掐掉話筒的那份“真性情”,創造了即使是遠端班級,也能大部分學生被吸引住,堅持下來看課程的“奇蹟”,這種“臨場感”一定程度解決了遠程教育無人監督帶來的效果問題。

這恰恰就是以犧牲被直播課堂參與者的隱私作為代價,才能實現的。

被“革職”的老師何處安放?

最後,一旦直播模式廣泛的進入貧困地區的學校課堂之後,原先在他們那裡的老師,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

顯而易見,在被報道出來的這則實踐當中,孩子們都必須通過做同一套卷子,來檢驗自己的學習效果,而這些試卷的評卷過程,肯定是由原先給他們親自上課的山區老師來完成的。

如果將這個過程類比為由人工智能來取代人類,那麼這些教師的一半職能已經被取代了,他們已經率先成為了所謂“AI輔助工種”,他們的任務就是判卷子,還有對學生即時答疑,這是他們當下存在的最大意義。如若不然,他們的角色完全可以由並不懂怎麼講課的所謂“生活老師”來取代。

一些老師由此覺得,課不是我講的,卻要我來給孩子“善後”,喪失了成就感。因此有的老師撕書,搞“盧德運動”,破壞“生產工具”以示抗議。

更進一步的,如果這些孩子們普遍可以將試卷上傳到電子閱卷系統,現在的一些AI閱卷功能,已經可以將大部分客觀題和一小部分主觀題的判斷自動化。而老師的功用將會進一步萎縮,只需要將機器得出的判斷結果進行大致比對,他們的實際職能將會進一步縮小。


分享到:


相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