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自”“四慎”仇和那道不尽的往事湮灭
20年前的1996年，对于出生在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五汛镇张圩村的农家青年仇和来说，是他人生登峰造极的时候，这一年，他已是江苏省宿迁市市委常委、沐阳县县委书记。很多人都记得仇和在历次干部大会上强调他的“16字方针”：“自重、自省、自警、自励，慎独、慎微、慎权、慎欲。”他说，这16个字既是他的座右铭，也是每一个当领导干部必须要牢记的铁的方针，在沐阳县从政5年多，他做到了。在当时的宿迁与沐阳还曾经流传过这样一句话：“求天求地，不如仇和。”
与他共事多年的退休干部老董说起仇和在沐阳的那些年，很是感慨。老董说，他眼里一个个走过场的干部，谁都可能去腐败，但决不会是仇和去腐败。真的想不到，他高升了，当上了省级领导，却没有把路走好。
当年在沐阳，仇和狠抓党员干部作风，反腐力度巨大，在反腐和抓经济的同时，他提出了“四逼”，即将干部逼向书本、逼向基层、逼向市场、逼向社会。为了落到实处，他想出了在政府大院里搞周末舞会，并且舞会是轮流制的，这一周比如交通局搞了，下周就劳动局搞，舞会让人轻松一下，下一周的工作干劲就更高。这样做，仇和是为了让大家既保持高度的工作热情，同时也做到劳逸结合、一张一弛。那个时候，在许多干部的眼里，仇和似乎有些另类，但也对他很佩服。他去了宿迁当市委书记以后，同样把沐阳的作风带了过去，当年国内一家著名媒体对他持续关注，将仇和的“另类执政”上升到极致的描述与报道。而仇和自己却始终对各级媒体说，他还是很希望低调做人，为老百姓干事落到实处才是硬道理。他曾经对记者这样说过，在老家的时候，他是生产队的一个副队长，特别能吃苦，每天一大早，就会带着社员群众去挑担子。那个时候农村里面很少有化肥，他带着社员去河里面挖泥、捞水草，放在一个池里面，让它们腐烂后再当肥料。他说：“那个时候浑身是干劲，每天睡不了多长时间，也感觉不到累。”
仇和说，1978年7月，高考一恢复，他就考上了南京农学院（现南京农业大学）植物保护专业。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从一开始就与农业有缘，考上大学后，他特意回到老家让父母在老家的门框上做了一块匾，上面写着“幸福之家”4个字。他的意思是，他通过努力一定要让幸福伴随着这个家到永远。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母亲2015年8月去世，家里人在老人临终前，也没告诉她，仇和半年前已被调查，不能回来了。仇和后来在一次审查中对办案人员说：“母亲以这样的方式离世，也应该是‘幸福’的，我对不起她老人家。”
在老家人的眼里，仇和现在的结果，至今给他们感觉除了惋惜还有可惜，村里人说，仇和每年回来，都不张扬。他父亲去世早，别人家如果孩子当了官，一般都要修坟，但仇和父亲的坟到现在也是一堆土而已。当年他是村里长辈对孩子们的期望与榜样，说仇和口才好，书画好，文笔好，待人和气，做人读书都要向仇和看齐。如今，村里人怎么也不能把他这样一个曾经清廉朴素的人与贪官画上等号，但现实很残酷，大家也只能一声叹息了。
春城下的仇和，与贪欲同行
50岁那年，仇和由江苏省副省长的位置，升迁到云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书记。到春城的当年，他从政的脾气依然不改，抓作风仍旧是他的强项。当年昆明两会期间，有与会人员在会上打瞌睡，仇和指名道姓严厉批评，要求媒体曝光，并给予相应处分。可想而知，在10年前的当时，这样的情况很少见。
然而也就是从他去了春城以后，他的人生经历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都和一个名叫刘卫高的人有关。刘卫高是浙江省义乌市人，比仇和小11岁，常年征战商界，做生意及为人处世都很有一套。早在仇和去昆明之前，两人就已经相识，但那时的仇和与刘卫高之间来往并不密切，真正的权钱交易是从昆明开始的。有人记得在去昆明之前，仇和刚刚认识刘卫高时，他还是能把持住自己的意志的，刘卫高一上来就想以兄弟之称接近仇和，仇和表示要与刘卫高保持一定距离，但刘卫高紧紧咬住仇和不放松。仇和到昆明，城市动迁是他主抓的一项大工程，刘卫高感觉到商机就在眼前，他频频出现在仇和的面前，终于以重金彻底敲开了仇和的贪欲大门。在多次项目推进和银行贷款等事宜中，仇和几乎成了刘卫高的助力器，刘卫高说什么他做什么，这个时候，廉洁、党风早就被仇和抛在了脑后。2015年春天，仇和接受组织调查，有数据显示，仇和在昆明的7年多时间里，利用他的权力，收受和索取他人财物达2433.98万元，而刘卫高只是13个向他行贿的人员之一。
有一个人名叫谢新松，他官至昆明市副市长，原本他是江苏省沐阳县的一名检察官，因为办事能力和工作表现很得仇和赏识，仇和担任宿迁市委书记时，谢新松便成为宿迁市宿城区区长。仇和从江苏到昆明当书记后，谢新松随后去了昆明，做了市委办公厅主任。后来仇和当上云南省委副书记，谢新松成为昆明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如果仅仅是一路追随升迁，那可能只是后话了，问题是谢新松的升迁，始终伴随着他向仇和进贡送礼的脚步。仅短短的半年多时间里，谢新松就分几次给仇和送去“感谢费”7万元。在这同时，刘卫高等人的脚步也紧随仇和之后，刘卫高在给仇和送钱的同时，也向谢新松行贿。刘卫高曾经对他的朋友们说，去昆明办事，如果通不过谢新松这一道关口，那是见不到仇和的。就这样，谢新松在向仇和行贿的同时，也把自己带入了深渊。几年里，谢新松受贿近600万元，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0年。
仇和背后的落马官员除了谢新松，还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人，那就是闻名全国的龙虾之乡盱眙县原县委书记蔡敦成。蔡敦成在仇和获刑后的第二天，被南京市中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他在交代中提到，他与仇和交往密切，其中不乏以权谋私的交易。
守不住“四清”，最终走进监狱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这样说过：“上帝欲使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仇和在昆明7年多的执政经历似乎印证了这句话。
仇和到达昆明后，往日温情的昆明立即被投入到了大拆大建、改造城市道路、改造城中村、更换城市植被的建设之中。而仇和的这一主政思路，迅速遭到当地有识人士的反对，他们极力反对仇和此番毁乡造城模式。一位接近仇和的官员称，有人多次将仇和的模式反映到省里，说仇和“一意孤行、听不进别人意见，他的集中强拆很不得民心”！
策划强力拆迁城中村是仇和在昆明开始的“疯狂”，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仇和描述拆迁的原因，“一次大火，这里就是火化场；一次地震，这里就是坟场。一次……”他没有把自己设想的“又一次”说出口，但所有参会人员都知道，仇和的这个又一次所指：“一次拆迁，这里就会变成另一个新世界。”但他的新世界理论并不一帆风顺。2008年8月，昆明市五华区借棕树营村改造，欲将昆明贵金属研究所、昆明医学院附一院、大观幼儿园、春城小学等数10个公共单位划入拆迁改造范围，惹来强烈非议。专家明确指出，如此城中村改造，已面临着“扩大化”，对一个城市进程与改造不利。而一年后的2009年9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来昆明进行城市调研工作两个月，发现昆明的城中村改造的确有扩大化苗头，甚至将打工学校一并改掉，而不管外来务工人员子女读书问题。2010年，云南省两会期间已有多名省政协委员联名提案，称昆明市城中村改造存在扩大化问题，应尽快纠正。
而更为疯狂的还有，2008年仇和到达昆明，浙江商人刘卫高紧随仇和到来。2009年，仇和启动对昆明原螺蛳湾商业片区拆迁，在引发集体抗议事件后，涉及上万个摊位的旧螺蛳湾，仍旧在最终消失得无影无踪，取而代之的是规划中的“东南亚商贸新名片”——新螺蛳湾项目。2011年，总投资约320亿元的“中国昆明螺蛳湾国际商贸城”的小商品城项目，在昆明以64.87亿元价格，一举拿下27块需整体竞买的地块。而该项目开发商即为云南中豪置业有限责任公司，此公司掌门人即是刘卫高，刘卫高将他义乌人做“小商品”的本领带到了昆明，一时间横扫千军。
有知情人士称，早在2005年，仇和还在江苏宿迁主政时，刘卫高就已在宿迁展示了他的商业大略。当年，仇和在宿迁市政府召开的会议当中，多次提出要全力支持刘卫高投资建设义乌国际商贸城，这是当时宿迁最大的外来投资项目。
当时的宿迁，刘卫高的那辆挂着“苏N00000”牌照的劳斯莱斯黑色轿车，无人不知，连交警也不会去拦他。黑色劳斯莱斯出入宿迁市委大院如入无人之境。不过在仇和主政昆明后，黑色劳斯莱斯就在宿迁消失了。
在昆明，刘卫高的中豪集团复制了他在宿迁“造城”的模式，直到2015年2月，随着刘卫高投资的宿迁市房产和商业项目全部停工后，昆明的刘卫高项目亦日趋衰败。在2015年3月，仇和被纪委带走接受调查的第二天，时任中豪商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的刘卫高便“因个人原因辞职”，之后他也接受了调查。仇和与刘卫高共同打造十多年的官商帝国，轰然倒塌。
仇和从政40年，最终倒在春城昆明，令许多一直看好他的人深深惋惜。但办案人员的一席话值得深思：“所有的这一切都是由他自己开始的，这些年，一再倡导权力在阳光下运行的人，他没有坚守住，更不能把持住底线，如此结果无可挽回。”
昆明的一些与仇和共事的干部至今还依稀记得，仇和在2007年年底到昆明上任时说过的一番话，充满了人文和情怀，令人感动：“我到昆明工作，人地两疏，和大家无亲无故；从未共事过，与大家无恨无怨；只身一人，无牵无挂；所以，工作一定能无恃无畏。”
仇和到任后，在连续多次的抓作风纪律的会议上对下属强调：“经得起考验，抗得住诱惑，守得住小节，做到政治上清醒、经济上清楚、生活上清白、作风上清廉。”
他可能真的很想做到这一切，但他还是没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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