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曼努爾 · 康德
康德哲學之所以有趣、整個西方哲學之所以有趣，是因為從小生長在一個不講道理的文化環境裡，吃夠了苦頭。
並不是說中國人不願意講道理，而是不會講道理，只會講眼前的道理，不會嚴格推理。因此眼前的道理也是似是而非的。我們先看一段相聲，是劉寶瑞和郭啟儒講的有名的相聲《蛤蟆鼓》：
甲：你這麼有學問，我請問你，蛤蟆那麼點小，叫聲為什麼那麼大?
乙：蛤蟆叫聲大，是因為嘴大，脖子又憨。凡是嘴大脖子憨的叫聲都大。
甲：我家的字紙簍也是嘴大脖子憨，怎麼不響呢?
乙：那它是竹子編的，竹子編的它都不響。
甲：和尚吹的那個笙管也是竹子編的，它怎麼就響呢?
乙：它雖然是竹子編的，但它上面有眼，所以就響。
甲：竹子編的，有眼，就響。那我家的篩子也是竹子編的，也有眼，它為什麼不響?
乙：它是圓圓扁扁的，圓圓扁扁的它不響。
甲：那唱戲的打的那個鑼，也是圓圓扁扁的，為什麼又響呢?
……
甲：泡泡糖為什麼響?
乙：那是有膠性的，才響。
甲：有膠性的，膠鞋底為什麼不響呢?
乙：那它挨著地了，不響。
甲：挨著地的三輪車胎，放起炮來怎麼又那麼響?
乙：什麼亂七八糟的!……
上述回答中，每個細節都是很認真的，似乎都說明了一種道理，但經不起推敲，總的來看是一團“亂七八糟的”。這樣的爭論或討論，是絕對沒有希望的。
藝術家所反映的是現實生活，這段相聲之所以如此引人捧腹，是因為它把我們周圍的日常所見的現象提煉出來，加以典型化了。
其實，中國人的一般思維方式就是這種狀況，碰到什麼就想當然地是什麼，明明錯了也不知道反思。這種思維方式為人們非理性的情感情緒留下了大量的空間，而將理性擠壓成了類似於條件反射的碎片。
你不能說中國人不動腦筋，但中國人動腦子只動一下，然後就想到別的東西，通常都是情緒、體驗這些不可言說的東西。這些東西未經認真思考，飄忽不定，滲透一切，它可以是大氣磅礴，也可以是極精至微，它不需要用腦子，只需要用“心”。
人們通常喜歡讚美中國人的“詩性智慧”，但卻很少有人看到這種詩性的負面。完全不合理，卻滲透著“詩性精神”。我當時的一個簡單的想法，就是以往的種種荒唐事件不能讓它們就這樣白白地過去了，而必須加以清算，包括自己做的，身邊的人做的，整個民族所做的事，它的來龍去脈，為什麼會這樣，都要搞清楚。為了搞清楚就必須讀書，提高自己的認識水平和理論水平。
康德哲學對於中國人來說就具有巨大的啟蒙意義。這種啟蒙意義，首先就表現在對理性的運用上。康德對啟蒙的定義是：“啟蒙就是人們走出由他自己所招致的不成熟狀態。不成熟狀態就是對於不由別人引導而運用自己的知性無能為力。”“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知性!這就是啟蒙的箴言。”在這裡，所謂“知性”大致相當於理性。理性不僅僅包括知性，而且還包括超越的“勇氣”。為什麼要“有勇氣”運用自己的知性?因為知性作為一種被“運用”的工具性的能力，本身不具備超越自身的能動性，它只是邏輯理性，而非超越理性。
超越理性的勇氣首先體現為懷疑精神，即像笛卡爾那樣：對一切既定的規範原則加以摧毀，這就是批判精神。
笛卡爾是西方近代第一個勇者，康德的批判哲學更是體現了大智大勇。
這種勇氣最終歸結到人類本源的自由精神，表現在認知上和行動上，就是每個人都願意相信由自己親證的道理，都願意做自己自願的事情。一切由他人或者環境、歷史、傳統給他預設的樊籠都是不能長期忍受的，都勢必要加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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