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過一家不起眼的蛋糕坊，迅速掃了一眼冷櫃，我給自己挑了一塊樸素的奶油蛋糕，蛋糕上的紅櫻桃讓我記起十八年前的今天。
我的十歲生日聚會，父母為了給我慶生操辦了二十幾桌宴席，彩色的“10歲”蠟燭插在三層蛋糕的最上層，旁邊也點綴著幾顆豔紅的櫻桃。
印象中，那是一個熱鬧非凡的生日。隨著年齡增長，我不喜熱鬧，不愛交際的性格越發明顯，加上離家在外，生日這樣特殊的日子，慢慢成了我生活裡平凡的一天。
我在這之前裸辭了，度過了一段不長不短、漂浮不定的日子。誠實地說，裸辭之後的日子閒適、自由，我似乎過上了自己夢想的生活。
但隨著時間的推移，我開始承受著巨大的不安和焦慮，儘管做著自己感興趣的事——讀書、旅行、寫作，但靠微薄的稿費收入很難支持生活所需，漸漸地，我開始質疑自己的選擇，開始結結實實地感受到沒有固定收入的壓力，我的那些理想和熱情，在現實面前開始毫無底氣。
二十八歲，我度過了順風順水的二十八年，裸辭的十個月之後，我無可避免地進入了自我懷疑期。
六年前大學畢業，因為本科成績不錯，我拿到了香港科技大學的碩士錄取通知。而相比於艱苦的研究生生活，畢業之後的擇業更為不易。三場面試之後，我收到三份offer：深圳外企，香港NGO，雲南支教項目。
一番糾結，我選擇進入外企，理由是前輩的指點：大公司有好的資源，這之後，你可以再去做幫助別人的事，會更從容，也更得力。我至今仍肯定它的正確性，生活與現實之中，空談理想絕非易事，況且，我自問還沒有犧牲個人幸福的準備。
工作四年後，我離開深圳去往上海，雖然轉崗初期壓力很大，但也算是順利進入了事業上升期，不出意外，再過兩三年，我大概是外企一個小小的中層了。可觸手可及的職業天花板讓我不安，制度完善的大型企業中，人來人往太過常見，缺了誰都能平穩如初，即便做到管理層，我還是一顆渺小的螺絲釘，而被另一顆螺絲釘替換，不過是十份拷貝在U盤裡的文檔。
辭職十月，兩篇被公號錄用的文章幫我賺到了很有限的外快，除去旅行和生活的支出，戶頭上的餘額還能撐上一年半載，但我慢慢喪失的，是最初辭職時的無畏和勇氣。
越是接近自由的生活，便越是能看清自己的平庸。周圍才華出眾的大有人在，大家都還在做一顆賣力又稱職的螺絲，我憑啥敢過這種自由的生活呢？
才華無法支付為自由付出的代價，在告別農耕時代的商業社會，這或許就是大部分人的宿命。而再回頭看看，裸辭之前，我對自己的認識尚且淺薄，以為抵擋住朋友親人的追問是容易的，能把理想、興趣做成賺錢的事業是可行的。
可當我面對“你現在怎麼賺錢？你做什麼工作？”這些提問時，用理想主義的答案敷衍其實的確有些滑稽可笑，不賺錢就等同於不工作，這是普遍適用的邏輯。無法解決初級物質需求的勤奮，註定不會得到理解和褒獎。
裸辭之後，沒有人在意你花在學習、寫作、投稿上的時間，沒有人在意你每天修圖、碼字到深夜，大多數人眼中，不賺錢的你就是無所事事的待業青年，僅此而已。當然，我不認同金錢和地位是衡量他人成功與否的第一標準，但某種無形的壓力仍然實實在在地壓在我胸口，這是我曾經低估的來自真實生活的挑戰。
二十八歲的生日，我許下了一個願望，很簡單，希望能在二十九歲之前重新過上有錢賺的日子。
也許這是我這輩子許過的最庸俗的生日願望，但在保證生存的同時，依然不忘理想，才是這願望最終的指向吧。原載於《中國青年》雜誌2018年第18期更多內容，點擊閱讀原文責任編輯：彭姝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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