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施數字經濟“一號工程”，是省委、省政府推動高質量發展、提高競爭力、邁向現代化、實現“兩個高水平”的重大戰略決策。數字經濟不僅與新興的雲計算、物聯網、移動互聯網、大數據、智能製造等信息技術及其創新應用密切相關，也是對各行各業、各個地區實現轉型發展的一次賦能。本次“之江觀察·評論員調研行”專題聚焦數字經濟，反映社會各界的創新實踐，提煉路徑方法，總結經驗教訓，以求為浙江數字經濟的騰飛提供有益借鑑。
數字政務，政府應大有作為
數字經濟大潮正興起於浙江。如何搶抓機遇，夯實根基，真正把浙江建設成為數字強省？政府在這其中起到一個理念引領、行動引導的重要作用，通過數字技術、流程再造、效率提升以改善政務服務、社會治理，是數字浙江建設的一個核心內容，更是數字經濟“一號工程”的重要基石。數字政務建設如何破除壁壘、打破慣性，檢驗著浙江發展數字經濟的決心和能力。
哪個車輛違規改裝，哪個區域在途車輛數量突然上升，哪條道路上電動車橫穿馬路頻發……這些關乎城市交通效率和安全的“密碼”，時刻滾動在杭州“城市大腦”實踐基地的大屏幕上。正是這項創舉，使杭州的擁堵指數從2016年的全國第8位，一路降到2018年第一季度的全國第83位。同時，杭州在全國率先推出刷支付寶和銀聯卡坐地鐵、一小時辦理不動產登記、自助在家打印社保繳費等公共服務創新，也極大地便利了居民辦事。最近，杭州還大力推行數字產業化、產業數字化和城市數字化的“三化”融合戰略，這座移動支付之城正在朝著移動辦事之城邁進。
數字技術帶動新產業、改造老產業，對這一點大家並無異議。但是，數字技術對公共服務的優化具有裂變效應，對這一點目前各級黨委、政府尚需充分加以認識和重視。我省“最多跑一次”改革成效卓著，但如果深挖數字技術這個寶庫，政務服務效率的提升還大有空間。特別是在一些公共服務領域，如果技術已經明確展現辦事便利的空間，那麼政府就不應該默許公共服務繼續停留於“前數字”時代。如何結合公共服務需求，創設數字化破解方案，需要政府勇於探索，主動作為。
打破行政壁壘。出於方便管理和維護部門利益的考量，諸多數據往往沉澱在各個部門的數據庫裡。打破數據孤島，就需要健全頂層設計，依靠更高層級行政權力統籌推進。杭州專門成立數據資源局，強力推動各部門開放數據，在不到一年間全市各部門300多億條數據信息實現共享，為城市數字化奠定厚實基礎。
突破慣性思維。數字技術呈現出新的服務模式。但是，在現實中，一些部門已經習慣了傳統管理模式。面對新技術，是否存在本領恐慌和慣性思維，甚至刻意維護傳統模式下滋生的權力感和既得利益？值得破解和防範。杭州的“城市大腦”正在向2.0版本升級，更多部門的管理工作將納入這個系統，這無疑將考驗相關部門接納新事物和不斷創新的能力。
推動政企聯手。曾有業內人士形容數字時代城市治理的弊病：世界上最遠的距離就是路口紅綠燈和攝像頭的距離。因為目前很多地方的紅綠燈還不能根據路況自動調節。這背後的現實是，政府自身缺乏利用新技術破解難題的能力。技術企業單方面又不能很好把握公共管理的癥結，將技術語言有效轉換為治理方案。所以，推動公共服務數字化，還需政企積極聯手。杭州的“城市大腦”正是政府與阿里等企業的合作典範。
邁克斯·泰格馬克在《生命3.0》一書中，將人工智能形容為生命的3.0階段。在這一階段，後期人類不僅可以重新設計自身的軟件，還可以重新設計自身的硬件。當前，我們致力於改造和提升的各類公共服務，不過是自身軟件設計的一個開始。我們不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公共服務的數字化，已遠不止是一場觸手可及的升級，更是一場影響深遠的鉅變。
核心技術，自主創新是關鍵
如果把數字經濟看作高樓大廈的話，那麼，核心技術則是地基。地基牢，大廈可以蓋得更高；反之，數字經濟宛如空中樓閣。調研中，包括之江實驗室在內的相關負責人的看法再次印證了這一點。
在浙江，數字經濟可以說是引領高質量發展的一輛高速“動車”：總規模1.96萬億元，居全國第4位！這是去年浙江數字經濟的傲人成績。在市場上，數據已變現成巨大的商業價值。
但是，與已成氣候的應用技術相比，數字經濟光鮮亮麗的外表背後，有著核心技術短板的隱憂。這個短板不光是浙江有，而是全國都面臨的普遍現象，帶來的痛感讓人揪心。
那麼，這個短板為何一直未能補齊？一個原因是，不少企業功利性思維太重。核心技術相關的基礎性科研顯得過於漫長，動輒需要數年甚至十幾年，還要耗費大量財力物力。可是“在別人地基上蓋房子”並不牢固，一旦發生貿易摩擦，缺乏根基的企業很容易被卡住脖子。
長痛不如短痛。細琢磨起來，對於核心技術的認識有待重新挖掘：從研發上看，核心技術並非靠一個人苦思冥想，關起門來造車，而是眾人拾柴火焰高的合作；從構成上看，核心技術不是孤零零的，而是產業鏈上下游互相支撐的體系；此外，我們不能總是跟在別人屁股後面，而是要走出一條自己的路。以之江實驗室為例，除了加速研發相關前沿、核心技術外，更是信心滿滿參與到相關標準制定中，在國際上力爭創造出更多的之江元素。
我們正在改變。從頂層設計的角度來講，省政府出面協調並籌建之江實驗室、浙大國家大科學裝置等機構，以政府宏觀職能彌補市場機制的缺憾。在源頭上，重視基礎領域的原始技術創新，努力掌握為我所用的知識產權。基礎研究不單是國家層面的事，探索科技創新和體制創新的之江實驗室承擔了浙江的責任。從吸引人才方面來看，浙江多個城市出臺人才新政，對於高層次人才的引進一波接一波，客觀上為數字經濟建設提供了生力軍。
數字經濟效果如何，尚待時間檢驗。但是，有幾點建議可供參考。其一，政府主導下的投資籌劃要抓重點，有限的資金要用在刀刃上，集中火力猛攻關鍵技術，而不是“大水漫灌”“天女散花”；其二，技術創新應該是普遍的，大企業需要核心技術，小微企業也需要。一二線的大城市需要創新，三四線的中小城市乃至鄉鎮同樣需要創新；其三，國外的最新動向值得關注，同時也要開闢出屬於自己的技術新天地。
萬物皆數。核心技術這枚國之重器“靠化緣也化不來”，必須掌握在自己手裡。我們要以之江實驗室、西湖大學、浙大國家大科學裝置等建設為契機，在數字經濟發展中貢獻更多的原創技術。惟有打牢核心技術根基，在基礎研究、科技創新和引才用才等方面進一步放大招，各類創新主體迸發出盎然生機的那一天才不會太遙遠。
變道超車，傳統產業煥新顏
一談到數字經濟，不少人首先想到的就是“BAT”或者華為等企業。可是，令許多人沒有意識到的是，數字經濟決非只是幾個高大上技術企業的“菜”，如果真正讀懂數字經濟，它還可能成為水泥行業、軸承製造、襪子生產乃至養豬產業的“青春寶”。
浙江數字經濟“一號工程”怎麼幹？轉變理念是前提——每個行業都應該意識到數字經濟與我有關。用理念先行引導數字經濟佈局，傳統行業也可以與數字經濟產生“化學反應”。
就以水泥行業為例。當筆者行走在金華紅獅集團的水泥生產廠內，滿目綠意，完全沒有想象中揚灰漫天的生產場面。廠區中央控制室大屏幕上，實時跳動著40多個基地、500多臺生產設備的運行數據。一塊石灰石，從原料進廠到變成水泥，全程都以數據形式顯示在平臺上，極大地提升了水泥生產的工藝水準和管理效率。
水泥廠的場景之變，彰顯的是傳統產業對數字經濟“為我所用”的融合智慧。
紅獅與數字的故事這還沒完。從“為我所用”到“我要參與”，紅獅又邁出了產業數字化到數字產業化的新跨越。例如，通過整合個體貨車資源和中小企業需求，打造了“無車承運人”項目；通過“生態鏈倉儲”項目為中小企業提供共享倉儲、專線配貨等服務，將自身的物流業務轉化為新電商模式，實現數字產業化。
可見，從傳統業務中剝離出互聯網屬性高的部分，與雲計算、物聯網等新興技術對接，在找到新的業務增長點的同時，也能讓其他中小企業“搭夥做飯”。無論是“為我所用”的融合智慧，還是“我要參與”的理念進階，都充分展示傳統行業進軍數字經濟的強大可塑性。
不光是企業需要理念革新，每行每業乃至每個人都可以和數字發生“鏈接”。只是“鏈接”方式須因個體而異，避免交出“雷同卷”。大企業在現有基礎上做加法，中小企業可以在局部領域創新攻關做乘法；有基礎的農村搞智慧農業、智慧旅遊，交通物流基礎好的農村還可以在電商上做文章；服務業繼續創新B2C、M2C等新業態，“數字+政務”為智慧政府提供利器……這種“點石成金”的催化劑效應，正是數字經濟的魅力所在。
“鏈接”數字經濟難嗎？難。一定要做嗎？要。信息和數據正在成為重要的戰略資源，蘊藏著創新經濟增長方式的動能。然而，數字經濟時代的美好生活圖景不會無為而至，正如省經信委總工厲敏所言，浙江的數字經濟要走在前列，必須不斷解放思想、創新制度。拿人才難題來說，除了給錢給房的常規動作外，政府加大制度供給的空間仍很大，比如以資源換人才，發揮數據共享、市場開放的吸引力等。
上個世紀90年代，尼葛洛龐帝在《數字化生存》一書中就預言了數字化時代的到來，電話撥號上網的嘟嘟聲、調制解調器的滋滋聲、每秒幾K的網速離我們並不遙遠。從電話線到光纖通信，再到移動通信普及，從2G、3G到正在到來的5G，數字中國已然飛速向前。要在數字經濟的新賽道上領跑，不轉變理念思維不行，轉變慢了也不行，這是時代賦於我們的又一次大好機遇。
強大引擎，助推薄弱區發展
作為一場新經濟革命，數字經濟正踏著時代浪潮，擘畫出波瀾壯闊的新圖景。那麼，攜帶“互聯網”基因的數字經濟存在地域選擇嗎？對於經濟發展相對薄弱的地區，發展數字經濟是先天不足還是一個趕超機遇？帶著這些問題，記者近日前往衢州調研，試圖從當地數字經濟發展中找出答案。
論經濟發展程度，衢州在全省並不出挑。但走訪下來，衢州這個讓外人以為數字經濟的“窪地”，卻展現出了驚人的活力，幾點經驗值得借鑑。
做到心中有“數”。對經濟發展相對薄弱地區來說，數字經濟提供了一個趕超契機，要想搭上這趟車，確立理念很重要。以電子政務為例，“最多跑一次”改革在全省推出，衢州成為改革試點，為什麼是這裡？數字是支撐。通過打通網絡壁壘和信息孤島，衢州的電子政務走在全省前列，目前還在探索區塊鏈、深度學習等新技術在政務服務上的應用。巨化集團的數字化轉型，靠的也是較早的數字化意識。2003年，巨化就成立信息技術有限公司，為集團設計流程化的生產線等。如此看來，發展數字經濟，靠的絕非單純的經濟實力，首先要做到心中有“數”，在發展中側重數字化的引導和應用。
抓住“數”中轉機。當下，一方面是傳統經濟的發展陣痛，另一方面是數字經濟的異軍突起，二者交織出來的發展畫面動人心魄。在巨化集團的生產車間，已鮮有工人親自操作，APC系統投用後生產裝置的自動化率達到了95%，這使得化工行業的安全和環保兩條紅線都有了更精準的保障。全面實施數字經濟“一號工程”，實現傳統制造業向“智造業”的飛躍，產業數字化是其中一條主線。不管是發達地區還是經濟發展相對薄弱地區，數字化都是傳統行業提質增效的新藍海，是傳統產業創新轉型的催化劑。從這個角度來說，發展相對薄弱地區抓住機會，對傳統行業進行數字化改造，其實是找到了經濟增長的新變量。
更須主動而為。不可否認，人才、資金、技術等要素在數字經濟發展中舉足輕重，經濟發達地區更容易集聚高端資源。但數字經濟沒有“有色眼鏡”，它既可給發達地區錦上添花，也會給落後地區產業賦能。2017年1月，金瑞泓科技（衢州）有限公司集成電路硅片項目落地衢州。至此，這片土地上已經聚集起阿里巴巴、網易、中興、安恆等一批行業龍頭企業。在政府的牽頭和積極引領下，吸引一批高精尖的企業，無疑為本地的數字經濟注入一池活水。憑藉這些主動的“引進來”，經濟相對薄弱地區離彎道超車甚至換道超車反而更近了。
體現差異化競爭。在走訪中，一些企業反覆提到，相比較資金和技術，人才是他們最急需的，這確實也是經濟發展相對薄弱地區的短處。相應的，這些地區有著資源、環境、市場等方面的優勢。金瑞泓董事長王敏文就直白地說，發達地區當然有很多發展數字經濟的優勢，但衢州的營商環境和給出的優惠政策等，性價比遠超發達地區。這也啟示我們，經濟相對薄弱地區發展數字經濟，要找準哪一片“海”適合發展什麼，因勢利導，錯位發展，才有彎道超車的機會和能力。
數字經濟的浪潮正澎湃而來。作為一種普惠經濟、開放經濟，它帶給更多的企業參與經濟活動、共享發展成果的機會。對經濟發展相對薄弱地區而言，這是一次趕超的窗口期，是一條跨越式發展的新途徑。各地都要重視起來，把握歷史機遇，搶佔高質量發展制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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