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官窯是官方的燒造瓷器的窯場，南宋時期勞動人民的制瓷技術有許多創造和進步。南宋建都臨安（今杭州）時，建立修內司、郊壇下窯，生產宮廷專用御品，故稱“南宋官窯”。

南宋官窯的發掘

自南宋滅亡之後，雖然郊壇下、修內司兩窯還延續燒了一段時間，但隨著元代杭州臨安城區不斷往西北方向發展，到明代，郊壇下窯連同原來的修內司窯一起，都成了遠離城區的荒涼之地。昔日熱火朝天的爐窯繁忙之地，不久之後就變成了丘陵、墳地和森林，直至地面遺蹟消失殆盡。

進入1920年代，在陳萬里等專家的倡導下，田野考古傳入我國，杭州南宋郊壇下官窯遺址是當時最早發現的古窯址之一。1930年，日本小笠原彰真受大谷光瑞派遣，在杭州烏龜山南麓發現南宋郊壇下官窯遺址，並採集了大量瓷片標本。時任日本駐杭州總領事米內山庸夫等人開始根據文獻對南宋官窯進行多次實地勘察，並採集大量瓷片和窯具。中國當局得知情況後即派我國古陶瓷專家周仁前往實地考察研究，周仁在多次考察後寫出了發掘報告並指出“烏龜山官窯可能是內窯”。葉麟趾先生1934年也將南宋官窯列入他的著作《古今中外陶瓷彙編》。1937年兼法學家和古陶瓷愛好者於一身的朱鴻達先生前往實地調查之後，出版了《修內司官窯圖解》一書，認為烏龜山窯就是南宋官窯，從而引起轟動。此後，中外專家學者蜂擁而至，一時掀起南宋官窯考古熱潮，其中成就最高、影響最大的還是米內山庸夫。但當時還未進行科學發掘，研究成果還只停留在瓷片、窯具遺存等表象。

郊壇下官窯

杭州南宋官窯博物館 南宋官窯遺址

1956年、1980年、1985年，浙江省文物部門根據資料判斷和偶然發現，對位於烏龜山下的郊壇下官窯遺址進行詳細的大規模發掘，終於搞清楚了郊壇下官窯的工場狀況，將從練泥、成型、修坯、上釉、晾乾到素燒等一整套完整的工藝流程，和窯場遺址、出土遺存物一起，完整地展現在世人面前，使現在的人們，能親眼目睹八、九百年前南宋郊壇下官窯的盛況。

南宋官窯遺址出土 南宋郊壇下官窯瓷器

修內司官窯

應該說，郊壇下官窯遺址的尋找、發掘都是比較順利的，陶瓷界、考古界關於它的爭議也比較少。但是，修內司官窯就不同了。與郊壇下官窯相比，修內司官窯遺址尋找頗費周折，各方面的專家、學者不同意見頗多，爭議很激烈，至今尚存有一些爭議未解決。

1930年代往後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外專家前往鳳凰山下訪古絡繹不絕，但確切的窯址並未發現。大多學者僅奔“南宋官窯”慕名而來，分不清哪是郊壇下官窯、哪是修內司官窯，概念模稜兩可 。例如，日本人米內山庸夫等，既到郊壇下遺址採集很多瓷片，也到鳳凰山窯址採集很多瓷片，自以為找到了修內司窯遺址，在世界上極有影響的雜誌、報刊發表，影響面很廣，但仔細研究米內山庸夫採集的這些瓷片，有青瓷、白瓷、青白瓷和黑瓷等多種多樣，其中青瓷又以龍泉窯為最多。很顯然，從米內山庸夫文章所述，他拾到瓷片的地方，只是杭州丟棄廢瓷器碎片的城市遺址而不是窯址。《中國陶瓷史》中說：“似乎可以肯定, 米內山庸夫採集到的標本、多數不是修內司官窯的產品。因為沒有任何文獻資料說到修內司官窯燒過白瓷、青白瓷和黑瓷，就是他採集的青瓷碎片似乎也不都是修內司官窯標本” 。現在知道米內山庸夫搞錯了，但他的書、他的圖片、他的結論對世界各國專家影響深遠，我國的一些老專家也被他帶到溝裡了。我國著名法學家、古陶瓷愛好者——朱鴻達先生，於1937年8月出版《修內司官窯圖解》一書，誤把郊壇官窯遺址當成修內司官窯遺址。該書影響很大，又一次對業界造成了誤導。陳萬里先生在1956年出版的《中國青瓷史略》中說：“關於修內司窯在鳳凰山下這一點，三十年來經過好些人調查，都不能證實它的窯址所在。又查鳳凰山下以及附近萬松嶺一帶，由於一部分在當時就是‘大內’的地方，其中有定窯、龍泉窯，並且有黑釉的碎片，那是當時應用的物品。”

由於古代文獻記載少且含糊不清，探索中又長期沒有找到遺址，一些專家學者要麼否定修內司窯的存在，要麼把官窯與“哥窯”混淆，使爭議越來越多、越來越大。例如，有的專家以葉寘、顧文薦記載中存在明顯錯誤，判斷“修內司”是官署，在官署設窯根本不可能。即使後來找到了窯址，這些專家也不承認，認為“內窯”不是修內司官窯，而是臨安窯，同時根據鳳凰山窯有元蒙文字，其出土器物特徵與孔齊在《至正直記》中描述的特徵相似，認為鳳凰山窯僅為哥哥洞窯。

其實，更大的混亂還是來源於紫禁城和故宮博物院。大家知道， 經過元、明、清三朝二十多代帝王幾百年的蒐集，到清末紫禁城留存有數量驚人、比較可靠的傳世精品瓷器，因此文物界、收藏界有這麼一個傳統，喜歡把宮中收藏的瓷器作為印證文獻記載證據和印證出土瓷器種類、年代、窯口的標準器 。問題是，如果宮中對這些名貴瓷器甄別不清、分類不明，那對社會的影響將是很大的。事實上，這個問題一直存在。乾隆年間，紫禁城曾仿效北宋宋徽宗做法，將宮中收藏品著錄成《西清古鑑》、《西清續鑑》、《寧壽古鑑》、《石渠寶岌》等書，但書中確有汝窯鈞窯不分、哥窯官窯不分等現象，有的概念混淆，有的張冠李戴。現代專家學者研究發現，酷愛瓷器收藏達到痴迷程度的乾隆皇帝，卻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汝窯鈞窯不分、哥窯官窯不分者。乾隆皇帝寫了很多首關於宋代瓷器的詩，並讓人將詩刻他喜歡的傳世精品瓷器底部。對這些刻詩行為，業界褒貶不一，有人認為刻上皇帝的詩後，瓷器身價更高；更多人認為這種行為破壞了瓷器的完整性和器物本身的美感，加上乾隆寫詩的文采和水平都不高，整體顯得不倫不類、大煞風景。更大問題是從乾隆的詩可以看出，他把宋代官窯瓷器武斷地定為汝窯、鈞窯、哥窯、官窯、修內司窯與郊壇下官窯六種，刻字時又把讚美這種瓷器的詩刻在了另一種瓷器上，張冠李戴，由此帶來混亂。

1925年故宮博物院成立時由清室善後委員會、1932年由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前後兩次組織對故宮文物進行清點、造冊。在這兩次點查報告中，有關宋代官窯瓷器的定名分類只有汝窯、鈞窯、哥窯、官窯四種。1935年，時任故宮博物院瓷器專門委員的郭葆昌先生，曾對乾隆御製詩進行了研究和輯錄。結合乾隆御製詩和其他文獻，郭葆昌先生又對宋代官窯瓷器進行了較為全面的鑑定。1936年郭先生任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籌備委員會瓷器專門委員時，他對參展瓷器進行了挑選與再鑑定工作，鑑定結果編成《參加倫教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出品圖說》一文公開刊出。郭先生在文章中又將宋代官窯鑑定為鈞窯、汝窯、哥窯、官窯、南宋官窯與郊壇下官窯六種，該文把一部分粉青、天青、月白釉瓷器鑑定為官窯——即北宋官窯器，把郊壇下官窯器中的另一部分粉青、月白釉者鑑定為修內司官窯器，把部分修內司官窯器鑑定為哥窯器，把汝窯（民窯）、鈞窯（金元之後）、哥窯（宋元之後的民窯）不加研究地定性為宋代官窯，如此張冠李戴明顯受了乾隆和乾隆詩的影響。當時很多專家對郭先生的劃分很有意見，例如陳萬里先生早在1943年就針對郭先生《圖說》中的鑑定發表過《故宮一部分古瓷鑑定之商榷》一文，質疑郭先生定斷無依據，指出郭先生對同一件瓷器一會兒是官窯、一會兒是哥窯，標準模糊不清，讓人云山霧罩、莫名其妙，十分好笑。但反對沒有效果，木已成舟。

由於長期“ 張冠李戴” ，導致瓷器特徵和標準混亂，阻礙了修內司官窯窯址的尋找發掘，還導致修內司官窯器長期淹沒在”傳世哥窯器“中。

但是，峰迴路轉出現在1996年。1996年9月，一場洪水意外地在杭州市上城區鳳凰山與九華山之間，一條長約700米狹長溪溝西端的一塊平地上，沖刷出了一處古窯窯址——老虎洞窯遺址。

老虎洞窯遺址

該遺址南距南宋臨安大內皇城的北城牆不足百米，距郊壇下官窯約2.5 公里。同年10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進行為期一個月的考古調查，發現2座窯爐和作坊遺址，出土少量瓷片、素燒坯、窯具等。經國家文物局批准, 1998年5—12月、1999年10月—2001年3月，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對該窯址進行兩次較大規模的考古發掘。除部分地層被有意保留以外，揭露了該窯址的全部文化層，實際發掘面積約2330平方米，發掘5X5探方86個。完整地清理出窯址範圍內的各種遺蹟，包括不同時代的龍窯窯爐3 座、小型饅頭窯4 座、作坊10座、澄泥池4座、轆轤基座坑12個、施釉用的釉料缸2口、開採原料的礦坑遺蹟2 處，使我們可以較清楚地看到一個規模不大的窯場的組織形式和生產流程。

老虎洞窯遺址出土的窯具

老虎洞窯址的發現和發掘，引起重大轟動。特別是對遺址清理出的窯具、瓷片進行復原後，結果更是令人興奮。

遺址根據不同時期地層共分4層：第一層是最早期的最底層，其遺存物比較雜亂，預示在北宋時期此地是一個人們生活過的地方。

第二層發現多處瓷片坑，這些坑是因瓷器不合格打碎後集中填埋的地方。經碎瓷片復原了大量瓷器，既有碗、盤、杯、碟、洗、盞託、瓶、罐等日常用具，也有仿青銅禮器的爐、尊、觚、琮式瓶、供碗等祭祀禮器，禮器、祭器所佔比例相當大，器型也很大，都使用裹足支釘燒法，相當講究。胎色以灰褐色和褐黑色為主，釉色有灰青或粉青為主，淡雅光潔，溫潤如玉，佈滿開片，其中大開片多為長條狀。這層還出土了多種窯具。這分明就是一處既生產祭器、又生產燕器的南宋小型窯場。

老虎洞窯遺址器物——鼎式爐，高13、口徑15、腹徑15.6cm。灰黑胎較薄，施粉青釉，滋潤如玉

第三層出土的瓷片較少，經復原器物有碗、盤、套盒、洗、瓶、尊式爐、花盆等日常用器，總體數量不大。與第二層比，禮器有但數量變得很少，做工略顯粗糙，多用墊圈支燒，少量高檔器仍用裹足支釘法，釉色、器物造型與第二層很接近。據分析，此層仍應為南宋層，似乎是郊壇下建立新窯後，此處繼續燒造留下的遺蹟，只不過規模減小、技術降低。

老虎洞窯遺址器物——觚，高25、口徑15.3、底徑9.7cm。胎骨灰黑，施青灰釉，外壁釉面有黃斑和細碎紋，內壁釉色均勻

第四層離地面最近，多處被葬墳挖墓破壞，比較混亂。沒有瓷片坑，但有瓷器作坊，出土器物有碗、盤、洗、瓶、爐、鳥食罐等，尤其以洗、爐等文具和陳設瓷為多。器形小，變化較大，應是日用品。胎多為褐色或黑褐色，胎質較粗，胎體較厚，釉色較暗淡，以灰青、青泛黃為主，少量黃白，有開片，釉層薄但玻璃質感強。以裹足支釘、裹足刮釉法為主。該地層中出土多件帶八思巴文“章記”或“張記”的窯具墊餅，可以確認是該時期的生產用具。八思巴文是蒙古文字，所以第四層的時期可以確定為元代，而且還可以初步認定是哥窯產品。比較有意思的是，這層還出土了唯一一件帶有“修內司窯”銘文的青瓷蕩箍！因為是僅此一件，可能是遺落，也可能元代時某些挖掘，造成部分遺物串層。後經專家對這件出土於元代地層的銘款為“修內司窯”的青瓷蕩箍胎釉成分進行分析表明，蕩箍的胎、釉都落入了南宋層瓷片的成分範圍，說明該蕩箍實際上為南宋時期的產品，因此這件蕩箍應該被視為老虎洞窯就是南宋“修內司官窯”的直接實物證明。

老虎洞窯址器物——帶有“修內司窯置庚子年...匠師造記”刻銘青釉蕩箍

老虎洞窯址元代地層出土的窯具支釘

2001年6月，我國文物界召開了“杭州老虎洞窯址考古發現專家論證會”，絕大多數與會專家學者根據現場發掘、文獻、世界各大博物館藏品比對分析，認為老虎洞窯就是文獻記載的修內司官窯！更準確地說，老虎洞窯址的南宋地層應該就是“內窯”！

老虎洞窯址發掘成就是令人振奮的，一些當年質疑修內司窯、內窯是否存在的專家學者，大多轉向支持發掘結論。當然欣喜之餘，業界也還存有一些爭議，例如內窯不一定就是修內司窯、第二層年代確定依據不足等，需要更為深入地探索研究。這也是少量專家學者對老虎洞窯就是修內司窯持謹慎態度甚至質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