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地理，歐洲跟中國遙相暌隔，然而藝術史家和文明史家都知道，這地域的懸隔未嘗阻礙東西方之間所建立的必不可少的相互接觸，跟今天的常情相比，古人大概比我們要堅毅、要大膽。商人、工匠、民間歌手或木偶戲班在某天決定動身起程，就會加入商旅隊伍，漫遊絲綢之路，穿過草原和沙漠，騎馬甚或步行走上數月，甚至數年之久，尋求著工作和盈利的機會……
——貢布里希
萬水千山將東方與西方分隔於歐亞大陸兩端，它們難道不可逾越嗎？
展覽序廳
一手持花籃，一手輕捻花枝的花神芙羅拉，身著色澤鮮豔華麗、質地輕柔飄逸的絲綢，衣褶隨風飄動，微微回首，盡顯曼妙嫵媚的身姿。這個發現於龐貝古城中的美麗背影，在展廳伊始，就將我們的目光拉回了那條承載著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的要道——絲綢之路。
花神芙羅拉 公元1世紀
龐貝出土 意大利那不勒斯國家考古博物館藏
中國文明與歐、亞、非的古代文明之間很早就開始接觸並相互交流、影響，但這些古文明之間的交往路線卻一直沒有概括性的名稱。
1877年，德國地理學家李希霍芬在其著作《中國》一書中，首次提出了“絲綢之路”的概念：即“從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間，連接中國與河中（指中亞阿姆河與錫爾河之間）以及中國與印度，以絲綢之路貿易為媒介的西域交通路線”。
以此為基礎，隨著眾多考古新發現的湧現，以及後世絲綢之路研究的不斷深入，“絲綢之路”的原始定義也在不斷擴大著。
展廳
從涉及的時間範圍來看，考古新發現把東西方絲綢貿易的開端追溯到公元前4世紀甚至更早的歷史時期。
在涵蓋的地域範圍上，一般將羅馬視為絲綢之路的終點，將漢唐中國古都長安和洛陽視為絲綢之路的起點，也有學者認為絲路向西可延伸至意大利的威尼斯，向東可延伸至日本的奈良。
除了沙漠絲綢之路這條主幹線外，絲綢之路還有眾多重要的分支路線，諸如草原絲路，海上絲路等等。
網紋玻璃杯 北魏時期外來玻璃器
1948年河北省景縣北魏封氏墓群出土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而其中最重要的概念擴展，是對於這條通道在漫長曆史進程中所承載的內容的拓展。
絲路上輸送的並不僅僅是絲綢，從時空和交易額方面縱觀，其中絲綢交易所佔的比例很小。從陸路到海道，這條通道在廣義的東西方之間所傳輸的，不僅僅是“物質舶來品”，更重要的還有“精神舶來品”。絲綢之路的概念由最初的絲綢貿易之路演變成為了“中西古典文明關係的物質象徵”“東西方文明的橋樑”等等。
甚至於“絲綢之路”之後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別名，例如“金銀之路”“玻璃之路”“陶瓷之路”“香料之路”……都是這種概念擴展的具體反映。
展覽：“無問西東——從絲綢之路到文藝復興”
地點：中國國家博物館
時間：2018.6.9-8.19
此次由中國國家博物館和湖南省博物館共同舉辦，彙集國內外38家共200餘件（套）文物的“無問西東——從絲綢之路到文藝復興”展，不僅是近年來國際博物館與國內博物館合作中，數量最多、文物最豐富的展覽之一，更試圖通過東西方物質文明間的對比，來展現東西方文明從獨自發展，到彼此觸碰，再到逐漸交融，相互影響的動態過程，旨在揭示東西方文明交流的互動性，回應絲路對於東西方物質與精神文明的承載。
展覽探討問題的角度，不僅從以往西方藝術對中國藝術的影響入手，更呈現了眾多意大利文藝復興藝術中的中國元素，以此來重新審視中國藝術對歐洲文藝復興的影響，在最陌生、最遙遠的地方尋找另一個精神故鄉。
學術研究的可視化探索
展覽單元對比：左側為國博“無問西東——從絲綢之路到文藝復興”展，右側為湘博“在最遙遠的地方尋找故鄉——13-16c中國與意大利跨文化交流”展。
“無問西東”展有一個非常明顯的特徵，即展覽單元以及單元下的二級展題十分“精細化”， 整場展覽加上序篇與尾聲，共8個單元，每個單元又分別下設了3、4個二級展題，非常像是一篇學術論文的結構佈局 ，這樣的展題設計可以說是既特殊又大膽的一次嘗試。
在採訪中，策展人李軍老師也直言整個展覽的起因，其實簡單來講，就是想要嘗試舉辦原創性、國際性的中西文化交流展的博物館，與研究相關課題的大學學者之間的一次相遇與默契碰撞，展題的“精細化”特徵，也許可以視為是展覽“從研究嚮應用”轉化過程中的“保留特色”。
《水竹居圖》軸 倪瓚 紙本設色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水竹居圖》軸系倪瓚為好友高進道遷居而作，全畫取平遠之法，繪江南初秋景緻。近景為五株生於溪邊的雜樹，兩間茅屋掩映於竹林之中，與遠處綿延起伏的群山彼此呼應，意境蕭索，融入了隱逸山林之精神理想。畫法仿五代董、巨筆意，青綠敷染，構圖較晚期更為寫實而緊湊，是倪瓚筆下少見的設色山水作品。
除此之外，展覽在一開篇的序廳部分，就發出了“文藝復興，源自希臘羅馬古代文化的復興，同時獨立開創了現代文明新紀元，事實果真如此嗎？”的疑問，後續所有的單元設計與展品選擇，都始終遵循著學術研究的方式，歸納與演繹相配合，通過東西方文物的對比，試圖在展覽的推進過程中尋找問題的答案，並將逐步思考、反覆論證、尋求結論的過程轉化為展覽中可以講述的故事。
《溪山雨意圖》 黃公望 元代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畫面近景有坡石樹木，遠景為無盡的雲山，將畫面一分為二的江水由右向左逐漸開闊，兩岸的景色則隨之退縮，融合了平遠、深遠等構圖技法的畫面可能受到趙孟頫《水村圖》影響。此畫由黃公望兩次繪製而成，上有倪瓚、文彭題跋。
任何一場展覽的呈現，都是學術研究由幕後走向臺前的過程，一場好的展覽絕對離不開學術研究的支撐，反過來，成熟的學術研究未必能夠演繹成為一場好的展覽，學術研究只是好展覽的必要而非充分條件。
學術研究向展覽過渡的過程，狹義來講，其實就是“策展”的過程，就是通過展品架構各種空間，並輔助以多樣化手段、技術，將“文本性”的學術思維轉化為“可視化”的視覺語言的過程。
《弗拉·毛羅世界地圖》（複製品）與地圖解析示意圖
《弗拉·毛羅地圖》地理位置示意圖
弗拉·毛羅地圖是給當時的葡萄牙國王看的，圖像中還隱藏著一個鮮為人知的秘密，不知你看出來沒有？
如何用一種視覺的方式來展現歷史與文化，將文本思維轉化為可視化語言，既是展覽的難點，也是展覽最終能否獲得成功的關鍵所在。
我們的博物館一直以來缺失對於平面化的、文字性的展品進行“展廳化”處理的能力，當面對紙質文物，尤其是涉及外文與古典語言時，會顯得十分無措。
而此次“無問西東”展，在處理各種複雜的外文古典地圖時，嘗試利用了圖文之間的關係，藉助於圖像闡釋文本，同時也利用文本的轉化，重新詮釋著圖像信息，並在這種圖文相互轉化間傳遞了研究成果，尤以展覽中對於《弗拉·毛羅世界地圖》的展示讓人印象深刻。
《弗拉·毛羅世界地圖》中的盧溝橋局部
這是一幅繪製於15世紀大航海時代前夕的世界地圖，描繪了當時世界上數千個地理位置，其中最繁華的地方是被稱為伊甸園的東方，在大都附近還能夠清晰的看到地圖上描繪的盧溝橋。在地圖另一側，是一幅將地圖信息重新提取、組合，並以簡潔的圖文重新進行詮釋的《弗拉·毛羅地圖》的地理位置示意圖。
在這幅圖像中，東西、南北半球被鮮明的分割開來，重點城市被明確標出，還通過對不同形制船舶所處位置的解讀，試圖為我們揭開即將到來的大航海時代的序幕。這種將“文本性”的學術思維轉化為“可視化”的視覺語言的布展方式，無疑是一次積極的嘗試。
東西文明的互動性呈現
諸神之宴 喬凡尼·貝里尼與提香 布面油畫
原件藏於美國華盛頓國家美術館
展覽的序篇與尾聲部分，分別設計了兩組非常形象化的東西方文物。第一組是一幅歐洲16世紀的油畫複製品《諸神之宴》與中國元明的青花瓷器：油畫描繪了阿波羅等諸神林間宴飲的場景，林中仙女寧芙手持和地上放置的器皿是中國青花瓷器，左邊薩提爾頭頂的是仿中國青花的意大利陶瓷。畫作的另一側陳列著兩件中國元明時期的青花瓷器。它們或畫或物，亦虛亦實，東方與西方互為鏡像，在彼此的對比中，揭示著東西方的文化交流。
展覽尾廳處的六位“窈窕淑女”
從左至右：“明代新會木美人”《沐浴中的女人》《加百列和她的妹妹》
如果說序篇部分的文物對比，更多的是從西方出發，探討東方文化曾沿著絲綢之路影響著西方的時尚和潮流，甚至作為一種靈感的來源改變著西方的藝術傳統。那麼尾聲處“明代新會木美人”與《加百列和她的妹妹》以及《沐浴中的女人》的對比，則用六位有著相似面容與髮飾的美人形象，生動講述了西方文化沿著絲綢之路東漸的過程，強調了西方文化也同樣會對中國的文化、工藝甚至是知識與觀念產生影響，進而說明東西方文明交流的雙向性。
橢圓形綠玻璃瓶 隋代 1957年西安李靜訓墓出土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不僅如此，展覽主體部分始終採用東西文物對比的方式，充分論證著東西方於絲路交往的互動性。這裡面有青銅器、玻璃器、瓷器、絲綢等實物，還包括有各種測繪地圖、文獻等資料。通過西方視野下的東方，東方文化遺存中的西方元素，共同講述著發生在絲綢之路上的跨文化交流。
彩繪陶馬與胡人馴馬俑 唐代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東西方文物對比陳列的展覽思路，還源於策展人李軍老師於2002-2004年間在法國吉美博物館短暫工作的經歷。
他說：“當時，館內正好舉辦了一場以明式傢俱為主題的展覽，在開篇處對比展示了一件明式傢俱與一件18世紀洛可可風格的歐洲傢俱。後者是一件束腰形的香幾，明顯模仿了明式傢俱的造型，表面還裝飾有從中國傳入西方的螺鈿。
當時這個展覽帶給我一種很強烈的感覺，就是在歐亞大陸最西邊的巴黎感受到一種特別熟悉的東西。
而且，這種熟悉感還不是與我們毫無關聯的，這讓我覺得，古代實際上參與塑造了現當代，東方參與塑造了西方。後來隨著研究的深入與方向的調整，我開始更多的關注跨文化交流，也逐漸認識到絲綢之路實際上是歐亞之間的一條歷史悠久的大動脈，有無數人來往於此，溝通著東西方之間的文明。”
法國吉美博物館“明——中國傢俱的黃金時代”展覽圖錄
德國作家赫爾曼·黑塞曾說：“在這世間有一種使我們感到幸福的可能性，在最遙遠、最陌生的地方發現一個故鄉，並對那些極隱秘和最難接近的東西產生熱愛、喜歡。”展覽中東西方文明的對比展示，不禁給人一種異國雖是他鄉，但恍如故鄉之感。
絲路沿革的動態化展示
《加泰羅尼亞地圖集》局部
元朝統治者忽必烈位於“東方”——地圖之“終端”
整個展覽儼然為觀眾講述了一個雙向交流的故事，東方和西方並沒有彼此孤立的站在歐亞大陸的兩端，而是一直保持著聯繫、交流與溝通，就好像兩位蒙著雙眼的巨人，在彼此觸碰、相互摸索中逐漸熟悉著對方的模樣。
展覽的各個單元之間，始終以一種“動態化”的線性發展的敘事邏輯展現著東西方絲路交往的發展沿革。
展覽第一單元“大漠之洲”中“別樣的青銅”
展覽第二單元“跨越七海”中“南海一號”沉船出水瓷器
從“大漠之舟”到“跨越七海”，展覽首先將絲路比作沙海中連接東西兩大文明的行舟，講述了它們從對彼此茫茫然無所知，到偶然、零星地跨越千山萬水相遇，在青銅、玻璃、絲綢等遺存上留下交往痕跡的故事。
第二單元，通過展示指南針與羅盤發明和傳入歐洲的經過，開啟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敘述，通過大量水下考古發掘的沉船瓷器，再現了昔日繁華的海上貿易與東西交往。西方對於東方和世界的認識，也通過大量旅行家的視野，獲得了從“四海”向“七海”的擴大。
展覽第三單元“帝國剪影”中的“王朝面孔”
展覽第四單元“鳳凰西行”中盛開在聖母衣袍上的蓮花
第三單元“帝國剪影”，則從馬可·波羅等旅行家的視角入手，再現了“大都”昔日的繁華，帝國的建築、陶瓷、書畫和工藝品都是昔日繁華的見證，馬可·波羅們帶回的行囊，不僅豐富著西方世界對於東方的想象，也訴說著這段被遺忘的歷史。
“鳳凰西行”單元，則通過三組器物，講述著來自東方的圖案、工藝與時尚，正如一群遷徙的鳳凰，影響並逐漸融入到西方人的生活中。
展覽第五單元“絲綢之夢”
展覽第六單元“世界交融”中的“聖母與觀音”
“絲綢之夢”單元，進一步展示了中國的絲綢和卷軸畫，對於西方服飾紋樣和繪畫藝術的影響，而最後一個單元“世界交融”，則通過聖母和觀音、十字和蓮花等中西圖像符號的對比，反映了中國文化藝術中的西方元素，以此進一步強調文化的交往是雙向的。
《加泰羅尼亞地圖集》局部
絲綢之路上的馬可·波羅商旅
此次“無問西東”展，流暢的單元展線設計，為觀眾講述了一個完整的故事：以馬可·波羅為代表的旅行家與開拓者是藉助於怎樣的工具，沿著怎樣的線路來到東方的，他們在東方看到了什麼，在返回西方的時候帶走了什麼，這些被帶回的東方物品又怎樣影響著西方的風尚與思維，同時，他們在中國又留下了怎樣的物質遺存。
整個展覽通過東西方相互交流的動態過程，而非傳統的靜態對比，讓我們瞭解到了意大利文藝復興和現代世界的開端，是一個與絲綢的引進、消費、模仿和再創造同步的過程，也就是說，是世界多元文化在絲綢之路上，共同創造了本質上是跨文化的文藝復興，而中國則為之做出了她應有的貢獻。
展廳中“共情舞動”的孩子 ©周子傑
也許連李希霍芬都未曾料到，由他提出的“絲綢之路”的概念會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後來者所發現的中西交流豐富的物質遺存，其實，都是李希霍芬“絲綢之路”的註腳。
“無問西東”展也不例外，通過這些飽含著東方與西方特質的展品，這些融匯著真實與想象的世界圖像，將我們帶向了遠方，卻又在最遙遠的地方讓我們領略到了故鄉的氣息。在瞭解對方的同時，發現自己，進而感受這條與中國歷史命運緊密聯繫在一起的道路，帶給我們的“主體感”。
光從東方來，與光同行的，是來自東方的神奇。
耿昇：《絲綢之路與法國學者的研究》，【法】布爾努瓦著，耿昇譯《絲綢之路》，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1年版。
林志純：《張騫鑿空前的絲綢之路——論中西古典文明的早期關係》，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十世紀前的絲綢之路和東西文化交流》，北京：新世界出版社，1996年版。
林梅村：《絲綢之路考古十五講》，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
劉文鎖：《絲綢之路——內陸歐亞考古與歷史》，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李軍：《展覽題解 | 在最遙遠的地方尋找故鄉》，湖南省博物館官方微信。
《學術轉化為藝術：獨家專訪策展人李軍教授》，中央美術學院人文學院官方微信。
圖片/行走的海風
本文同時刊載於中國美術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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