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間，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間，世界文明史上曾經出現過一個學術思想異常活躍、文化成就異彩紛呈的人類文明的“軸心時代”。發生的地區大概是在北緯30度上下,就是北緯25度至35度區間。這段時期是人類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時期。前後數百年間，世上湧現出了一批又一批啟迪人類思想的智者聖人。
在軸心時代裡，各個文明都出現了偉大的精神導師———古希臘有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先知們，古印度有釋迦牟尼，中國有孔子、老子……他們提出的思想原則塑造了不同的文化傳統，也一直影響著人類的生活。而且更重要的是，雖然中國、印度、中東和希臘之間有千山萬水的阻隔，但它們在軸心時代的文化卻有很多相通的地方。這幾個地方的人們開始用理智的方法、道德的方式來面對這個世界，同時也產生了宗教。它們是對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類型決定了今天西方、印度、中國、伊斯蘭不同的文化形態。
為什麼人類在不同地域，幾乎同時取得重大文化成就？如何來認識這一歷史現象？半個多世紀以來，國內外學者不斷就此展開熱烈的討論。其中尤以德國學者Ｋ．雅斯貝斯《歷史的起源與目標》一書提出的“軸心時代”理論影響最大。
他認為：世界各個區域的文明經過早期發展之後，形成了三大古典文化中心，即中國、印度、希臘。這三個地區分別發生了非同尋常的文化事件，出現了非凡的文化人物。在中國，孔子、孟子、老子、墨子以及其他諸位思想家、哲學家相繼出現；在印度，婆羅門教的經典《奧義書》等問世，佛教、耆那教等開始創立；在波斯，相傳瑣羅亞斯德創立祆教（拜火教）；在今天的巴勒斯坦等地，猶太教先知四處遊走，傳經佈道；在小亞細亞和希臘，更是賢哲輩出，先有荷馬、赫西俄德，後有所謂以泰勒斯為首的“希臘七賢”，繼而出現了巴門尼德、希羅多德、赫拉克利特、修昔底德、蘇格拉底、德謨克里特、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和阿基米德等等。這是當時世界上文化最發達的三個中心，人類都非常相似地開始意識到自身作為整體的存在，也意識到自身的侷限。人類至今依然存在的世界幾大文化模式幾乎同時得以確立。
根據物質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的理論，可想而知，精神世界的飛躍必然與社會變革密切相關，而這些地方恰恰是出現了類似的社會背景。這段數百年的“軸心時代”的始末，見證了這幾個地方有部族-城市-城邦-小國-爭霸-帝國的發展歷史。中國自西周建立，到春秋戰國，正是如此，經歷了城市形成，小國林立到各國爭霸的局面，這一段時間，思想相當活躍，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壯觀局面。
人類文明在這一時期同時在不同區域取得如此突破性的成就，這首先得益於人類生產力的明顯進步，體力勞動和腦力勞動的分離，相當一部分人可以專門從事腦力勞動。鐵器的普遍使用是“軸心時代”生產力發展的突出標誌。同時，經濟的發展和鐵製兵器的使用，也擴大了古代戰爭的規模，拓展了人類活動的區域和範圍，進而開闊了人類瞭解、觀察、認識客觀世界的視野，提高了人類認識世界的能力。東西方思想家們在這一時期把人類零散朦朧的認識提高到了一個嶄新的也是更高的階段。
其次得益於人類自身關係的解放。早期國家的建立和發展過程，實際上是對原始社會血緣部落關係不斷揚棄和否定的過程。無論東方還是西方，早期國家的組織結構中，總是或多或少地帶有氏族部落制度的殘餘。如古代印度有王國和共和國兩種形式。在古代中國，從商代直到春秋時期，宗族在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的重要性。氏族部落等血緣組織，曾經使人得到某種保護或依靠，同時它又是對人的一種束縛。隨著血緣關係的削弱和解體，於是，一個人存在的價值，開始可以而且必須由自己來決定。這無疑大大激發了人們潛在的創造力和思考力。
其三則得益社會矛盾與鬥爭現實所激發的人類潛能的發揮。在世界三大古典文化中心所在地，都曾經出現過邦國林立、百家爭鳴的時代。在印度，摩揭陀、喬薩羅等邦長期爭奪霸權；在希臘，斯巴達、雅典等邦在陸上、海上爭奪霸權的鬥爭此起彼伏，時斷時續；在中國，春秋五霸爭雄，戰國七雄兼併；與此同時，諸邦內部各種社會集團之間矛盾錯綜複雜，爭權奪利鬥爭時隱時現。很多鬥爭結局不明，鹿死誰手尚難預料，各國統治者和各種社會集團都力圖充分發揮自己的潛力，藉助一切可為己用的因素去謀求勝利。在希臘，學者們普遍都有講學自由，在印度和中國，思想家帶領弟子周遊列國，而統治者通常不拒絕遊說之士。這是引發人的潛力的外在環境。
“軸心時代”的人類文明精神獲得了重大突破，至今都無法超越，未來也不可能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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