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忙着控诉、求告、抚慰，几乎没有人愿意在遭劫之余再将自己送进忏悔的深渊。于是文学变成精神的麻醉药与止痛片。但另一方面，在思想界各领域都还不曾松动的时节，文学承担了用叙事划破夜空的使命，它往往被比喻得阳气之先的风筝，鼓动着人们对未来的憧憬。
1978年8月11日，《文汇报》刊出短篇小说《伤痕》，拉开了以文学治疗“文革”创伤的序幕。
疗伤的方式不尽相同。《伤痕》（卢新华）、《班主任》（刘心武）、《一个冬天的童话》（遇罗锦等“伤痕文学”采取“控诉”的姿态，用回忆的形式描述普通人蒙受迫害与欺骗的往事。这类作品应合社会的悲情宣泄的需要，一时间蔚然成风，虽然几乎没有任何美学的提高，却担当了整个社会的心理治疗师。
《波动》（赵振开）、《晚霞消失的时候》（礼平）写于“文革”期间，却在此时被社会阅读，它们是在追问“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精神悲剧”、“信仰为什么走向虚幻与崩溃”，宣言着青年知识分子对旧体制的思考与叛逆。这是八十年代“再启蒙”的滥觞之作，受到多数知识分子的欢迎。
随着“拨乱反正”的展开，许多被打倒批臭的老作家重新出场，他们被统称为“重放的鲜花”，旧作重印，新冕加顶，对“文革”的追叙自然成为他们抒写的主旋律。这批作品的特色之一，是将历史道德化，将饥饿、侮辱与磨难都归结为奸佞之徒如“四人帮”的作乱，如《月食》；特色之二，是重拾五四一代的启蒙话题，反思“国民性”的弱点，如《陈奂生上城》；特色之三，是对苦难的赞美，在详细描写苦难过程中完成知识分子英雄形象的重塑，如从维熙与张贤亮的“大墙文学”。这类书写主要批判过去而不指向未来，采用了民间习见的忠奸模式，符合“宜粗不宜细”的精神，也容易被大众接受，加上老作家的影响力，成为了这个时期的主流。
同样，“知青文学”试图安抚一代人的焦虑。比起老作家们的遭难来，他们将青春消磨在无意义的上山下乡之中，却又试图为青春寻找意义。于是，梁晓声、史铁生、张承志将“自然”和“民间”变作了自己的图腾，以此来证明“青春无悔”。
总之，人们忙着控诉、求告、抚慰，几乎没有人愿意在遭劫之余再将自己送进忏悔的深渊。于是文学变成精神的麻醉药与止痛片。但另一方面，在思想界各领域都还不曾松动的时节，文学承担了用叙事划破夜空的使命，它往往被比喻得阳气之先的风筝，鼓动着人们对未来的憧憬。大型文学期刊的创立（尤以《当代》、《收获》、《十月》、《花城》等“四大名旦”影响最大），每期销量动辄几十万上百万，作家轻易成为社会追捧的文化英雄，正象征当年文学特殊的社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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