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林城的年俗是以旗人习惯为基础，不断融入晋冀鲁等关内移民风俗最终形成的。在看似忙乱又不失喜庆期待的诸般过年准备工作中，老吉林人既有得心应手的活计，也会碰到畏首畏尾的事宜，比如发面蒸饽饽，就曾让老吉林人感到头痛。
饽饽通常被认定是一个满语词汇，然而在明朝人杨慎（1488——1559年）所撰的《升庵外集》中却说“北京人呼波波，南人讹为磨磨”，想来饽饽一词渊源深远，取义并非满语所独有。在吉林城，饽饽则纯粹是满族食俗的标志：它泛指蒸、烤类的一切面食，可以指主食，也可以指糕点——不仅涵盖了麦面和各类粘米面，也包含了死面和发面。只不过饽饽的发展是由粘饽饽开始——最初饽饽是旗人以黄米等常见谷物磨面蒸、烤制成的食物，小麦面粉成为饽饽的主要原料应该是清代才逐渐形成的新习惯。
枣山
自晚清起，闯关东的移民浪潮，让许多产麦区的移民迁入吉林城乡。由于吉林周边气候土壤只适合谷物丰产，小麦则因低产而一直无法大面积推广，导致面粉始终是所谓的“细粮”（详见拙文 ）。移民到达吉林后也只好入乡随俗，接受谷物为主食的习惯。然而过春节涉及祭祀先祖和神明，根植于心的传统情怀就容不得再为权宜之计敷衍。据记载在除夕日，城中经商做贾或者家境小康的人家，通常会事先在院子里，摆好供桌，放上香炉、蜡台，供上象鼻馒头、枣山，还要摆上三杯酒（《昔日吉林民间习俗》），由家长带领家中男性进行迎财神仪式。在庄严的仪式中，馒头、枣山等发面面食闪亮登场。
由于从清朝中后期开始，汉语已经淘汰了满语，成为吉林城通用的语言。眼见城中汉族工商户迎神祭拜后，常可“财源广进”，旗人揣摩原因后，渐渐接受了“发面即发财”的口彩，于是在忙年的过程中，于原有粘面“年糕”之外，也开始准备了饽饽（发面）和饺子。以至于晚清编修《吉林通志》，民国编修《永吉县志》，都不约而同将“（小年前后）
以糖包面蒸糕，曰蒸饽饽”当作吉林城的年俗特色，加以记载。忙年俗谚中，也认同了“（腊月）二十八，把面发”为一项必做工作。
熟才能生巧，由于旧时吉林城百姓主食谷物，居家度日很少吃麦面，即便吃，也以“死面”面条、饺子为主。发面、使碱因缺乏实践传统而一直被“巧妇们”当作一项高难度烹饪技术。同时制作面食一旦失手，无论碱大碱小，最终作品都会出现“
磕了吧碜”的视觉效果和失败口感，因而从前忙年准备供品和“嚼谷”时，吉林城的许多人家会“请人发面蒸馒头”确保发面万无一失，条件好的家庭甚至“请饭馆面案师傅来家发面、使碱”（《昔日吉林民间习俗》）。我童年时居住过的永昌胡同，发面技术最强的金家和彭家就常在腊月二十八帮助邻居发面。金家的老奶奶是哈尔滨人，婚前从俄国邻居处学习制作面食的本领；彭家的老奶奶来自山东大户人家，其家乡是著名的产麦区，制作面食的技术过硬。和周围邻居不同，这两家都在春节前发面做“枣山”——大到成盘的龙凤，小到花鸟鱼虫，五颜六色的花饽饽件件堪称艺术品。制作过程不仅能吸引来小孩子看新鲜，即便是成年街坊，也有不少人挤在屋子里现场围观。
随着面粉在吉林城乡百姓日常饮食中越来越常见，以及发面、使碱技术的不断普及，春节前发面“蒸饽饽”逐渐成为和包冻饺子一样重要的忙年活动——把饧发好的面揉匀，制成装点着鲜红大枣的馒头，或者揪剂、擀片、捏制成糖馅的糖三角，或者裹入红豆馅包成澄沙包。放入笼屉蒸熟前，如果嫌色彩单调，还会被用筷子头蘸上食用颜色，点、描、画上红点之类的装饰……
在赶制春节期间的各种发面嚼谷中，最为吉林城百姓喜爱的面食叫做“小饽饽”。小饽饽个头比白面豆包小，包好后会塞入饽饽模子中定型。在定型后，小饽饽要被轻轻“磕”出，这项工作也因此得名磕小饽饽。借助模子中的凹凸纹路，豆包生坯被挤压，呈现出扁桃、月饼等漂亮的样子，并通过模子印刻出的吉祥图案、文字，使得小饽饽富含了一层喜庆气息。
除了外型，小饽饽的馅料也多种多样，除芝麻白糖、红豆泥外，一些家庭甚至会包入山楂糕颗粒、猪脂粒、猪油渣等馅料，让小饽饽在物质尚不丰腴的年代里暗藏更多的惊喜。由于刻意模糊了主食和点心界限，外型典雅、馅料丰富的小饽饽成为春节期间极受欢迎的食物。
各种面食被蒸熟后，也会像冻饺子一样，利用室外的天然冰箱冻实，然后倒入缸或柜子中，备作过年期间的方便食品。在过年期间，由于饽饽只需隔水熥熥（tēng）即可食用，比起煮冻饺子还省事，因而在娱乐、休息至上的春节期间极受家中主灶之人的推崇。而今，虽然春节期间的食品极大丰富，但得益于方便食用，以及发（财）、蒸（蒸蒸日上）的谐音效果符合百姓对新年的期待，因而春节前发面、蒸饽饽的习俗仍在生活中被多数家庭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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