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談高山城在明清商道暨“萬里茶道”中的地位
高山城位於大同市雲岡區西部的高山鎮，現為高山村，是高山鎮鎮治所在地。
高山城始建於明代，明正德《大同府志》記載：“高山堡，在府城西六十里。天順二年建築。周圍三里十步，高二丈一尺，門二。設站馬戍兵。”由於原高山堡緊鄰十里河，多遭受洪水侵襲，明嘉靖十四年，高山堡向南移動並擴建。擴建後，周圍四里三分，高連女牆四丈二尺，並始稱高山城。萬曆五年至十年間，又全部包了磚。在明代特別是從嘉靖朝開始，高山城的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是守護大同鎮城的右翼關城。
清代，仍稱高山城，但戰略地位下降，商業與行旅地位上升。成為重要的商旅集散地乃至貨物交易的旱碼頭。民國以後，由於京綏鐵路的修建，高山城的商業地位下降。日軍侵佔高山後，做為日軍溝通大同與左雲的一處重要據點，高山城的商業再次遭到毀滅性打擊，從此，高山城淪為村落。
長久以來，由於缺乏資料，對高山城在清代的商業地位缺乏研究和了解。最近，在清理高山古城西門外的古石橋時，發現了兩通石碑，通過對石碑進行拓片認讀，從碑文內容可以瞭解到，高山城在清代晉商的貿易往來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是明清以來“萬里茶道”的一個重要節點。
一
懷德橋位於高山古城西門外五十米左右，為單孔石拱式石橋。從石橋上深深的車轍和蹄痕，可以看出其年代的久遠和行旅的繁忙。
但該石橋建於什麼年代， 很長時間以來一直是個謎。2016年，高山鎮黨委書記王縱馳在石橋附近發現一塊半截露出地面的石頭，感覺有些異樣，經發掘後，發現是一通石碑，就收藏保護了起來。經過辨認後，認定其為修建該石橋後所立的功德碑。
但是，很可惜，該碑只剩有半截多一點，且損毀嚴重，字跡很難辨認。筆者經拓片認讀，除捐款人姓名外還得到以下信息：
“...官橋木橋佛爺溝壩坡一切工程花用
一、募化過各處善士佈施錢二千八百一十四千三百文；
一、重建觀音堂石橋並修小棧雲岡往高山一帶北棧之棧路、口官橋之木橋、佛爺溝石棧道路、五素圖橋東南頂關帝廟前之壩坡以上八處，修理共花過錢一千零七十二千文；
一、建懷德橋、石鑑工價、飯食用錢，五百六十千文；
一、拉石車價、小工工錢，共用錢九百四十三千文；
一、鐵钁、鐵繩線等，共用錢七十二千文；
一、磚瓦、石灰、泥匠工錢飯食，共用一百一十一千文；
一、買石碑、刻石工價、飯食，共用錢四十千零三百三十文。
以上通共花用過錢二千七百九十八千三百三千文。
除訖淨餘錢十五千九百七十文。”
此外，還有：
“督工戒衲僧：
善全、中善，募修。
......縣高山城甲辰歲貢生、訓導李琳椿敬謹撰。
......雲縣儒學廩膳生員孫、李開甲沐手書。
......丁未季春月上浣穀旦立。”
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該石橋名“懷德橋”，是由民間募集修築的，主持募化的是兩位僧人。期間，不僅修築了懷德橋，還對從小站口到高山等處的橋樑、棧道、道路等都進行了不同程度的修繕。
但修繕的年份在碑上已經找不到了。所幸，尚存“....雲縣”二字。由此，可以認定“...雲縣”是指“左雲縣”。這樣，該碑文所記載的石橋修築年代應在清雍正三年以後。因為，左雲縣是在清雍正三年由大同左衛、雲川衛合併改稱左雲縣的。
2018年10月16日，高山鎮組織對該石橋進行了清淤，清淤後除了露出橋體與涵洞外，“懷德橋”三個大字也清晰地露了出來，字體分別鐫刻於洞券頂部的兩面。從而證實了與碑文內容的一致性。
二
但該橋究竟築於何時，卻仍然難以確定。2019年在對懷德橋周邊進行整理時，再次從深處挖掘出一塊石碑。經初步認讀後，仍然是關於修築懷德橋的碑文。但石碑的上部殘缺，碑文題目及上部很大一部分碑文缺失。下部保存較好，但是碑文沒有結尾落款，顯然，並不構成完整的碑文。所幸從行文可以找到碑文記載的懷德橋的修築時間。碑文如下：
“......道光十九年，京都善、中二師由京朝臺，道經弊地。素與本城都府察公相善，因焉...聖工屈留在高止於高山寺也。善、中二師睹西門之溝壑，優思倍切。見道路之曲，善念方興。是以同之...善念，立意建橋。
但覺弊地偏小，財用缺乏，不能不借助於四方之善人義士。乃勞善、中二師由大同、左雲，直抵古豐...極力募化。幸遇貴官長者樂善好施，財用頗充足也。
始興工於二十一年（1841），工竣於壬寅（1842）仲秋。計橋三丈二尺餘高。靡...懷德橋朔厥由來，或樂輸其資財，或督理其工程，共襄盛事。諸君子之福田固廣種矣。而專司其募化，不辭其跋...師之功德尤無量也。”
由碑文內容可知，懷德橋修築於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竣工於第二年（1842）秋季。是由善、中兩位僧人發起並募化修築的，其中，募化錢款的時間從道光十九年（1839）開始，用了兩年時間。
但兩塊碑文記述的是否為同一件事實呢？經仔細查找，我們在兩塊碑文上，同時找到了三個相同名字，分別是：李成玉、王治美、成維翰。在前一塊碑文中，三個名字在歸化城募化糾首中，後一塊碑文中，三個名字在歸化城募捐人名中。由此，可以確定，兩塊碑所記述的是同一件事實，並且，由行文內容可以確定，前期發現的碑記述的內容應在後面，後期發現的碑所記述的事實應在前面，也就是說兩塊碑記的內容實為一體，記述的是同一件事實。
由此，也可以得出結論，現存懷德石橋修築或修繕於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至二十二年（1842）間，距今將近180年。
三
令人驚歎的是，該碑碑文所記述的募捐人名。該橋的募捐人主要是歸化（今呼和浩特）、大同、左雲三地的商人，而以歸化城的商人最多，幾乎囊括了當時歸化城的行業會社、行業莊口、大店、大小字號，等等。
其中行業會社13家：寶豐社、集錦社、聚錦社、當社、青龍社、醇厚社、福虎社、仙翁社、集義社、威鎮社、萬社、榮豐社、氈社。
店鋪102家：源成店、奎隆店、聚和源、元盛德、大盛魁、長奉店、永豐店、永茂盛、天春永、大盛成、 覆成義、覆成號、西同仁堂、全義和、天合成、全義和、天合成、永昌魁、興義魁、復泰魁、世長魁、復興魁、永積魁、長裕魁、義盛長、永順長、恆長、和盛店、東昇店、公信店、增盛店、翼盛店、元盛店、四勝店、德泰店、隆泰店、永和店、恆盛店、天祥永、聚興永、廣和永、興隆永、 聚隆永、源順永、聚源永、義興泰、大亨泰、大豐泰、天盛泰、三勝玉、天福泰和記、義合和、大興和、天裕和、恆興隆、大勝隆、聚美成、祥發成、亨發成、源隆昌、德和店、昌盛店、廣義店、萬和興、會錦興、四合盛、天義德、和盛店、萬盛合、興合盛、天裕公、天福功、明方、天福全、復泰明、德勝美、義恆源、雙從、福成銘、高林川、綏遠存仁堂，天興和、復源魁、覆成玉、三合公、恆成公、三和義、田酒鋪、永茂店、吉合盛、天興昌、德昌、天德成、天成明、天亨泰、天義和、天興公、謙和公、義和永、義興成、同興永、源深涌。
其中，有我們熟知的老字號大盛魁。但實際上，與大盛魁並列捐款的不在少數，可見，這些店鋪當初商業實力同樣都很強大。筆者通過其它資料，對部分行社做了一些查閱，瞭解到以下一些事實：
寶豐社，經營銀錢行業；集錦社，經營外藩生意；聚錦社，經營糧店、布莊和紙張業；當社，經營典當生意；青龍社，經營碾米業；醇厚社，經營京貨、估衣；福虎社，經營磨面業；仙翁社，經營戲園、飯館；集義社，經營鞋靴；威鎮社，經營老羊皮；榮豐社，經營小羊羔皮；氈社，經營製作氈毯。
這一捐款陣容，其成員大概已經涵蓋了當時歸化城的所有名商大賈甚至中小型商戶了。
四
歸化城如此眾多的商戶為該橋的修築捐款，向善之心、懷德之情肯定在其中，但最為準確的解釋就是利益攸關。也就是說，這座橋一定是捐款的商人走得較多的一座橋，這條道一定是捐款商人走得較多的一條道。
這種情況從根本上來說，是由懷德橋所在的高山城所在的地理位置所決定的。從地理位置來看，高山城地處雲岡峪的西口，也就是歷史上的武州川走廊的西口。武州川走廊東起小站口，西至高山以西的山口，走廊南北均為崇山峻嶺或丘陵溝壑，武州川水（今十里河）流行其間。出武州川走廊向西即進入由陰山餘脈構成的左雲、右玉盆地，群山遠去，地域開闊。再從右玉出殺虎口，便進入今內蒙古清水河縣境。
歷史上，武州川走廊一直為商旅或軍事通道。戰國時期，趙武靈王北擊匈奴，置代、雁門、雲中三郡後，這條走廊即被開闢，成為連接三郡的軍事走廊。秦王朝建立後，將秦、趙、燕三國長城連接，成為萬里長城。為了運兵的便捷，又在長城內置“北邊道”，武州川走廊也成為北邊道的重要組成部分。
北魏時期，武州川走廊更是成了軍事通道參合陘道和絲綢之路的東段組成部分。北魏參合陘道經今右玉的殺虎口過右玉、左雲經武州川走廊進入首都平城。而北魏絲綢之路則是從平城經武州川走廊向西經雲中（今內蒙古托克托）、統萬鎮（今陝西靖邊縣白城子）、西安州（今寧夏定邊縣）、靈州（今寧夏武寧縣西南）到達姑臧，西行進入河西走廊，接通張掖等地。
由此可知，歷史上雲岡峪（即武州川走廊）一直是大同西部的一條重要走廊，堪稱大同的河西走廊。而高山則是這一走廊的西部門戶。高山城地處武州川走廊的西口，距離大同城六十華里，無論從軍事意義上來說，還是從行旅意義上來說，都十分重要。從軍事意義上來說，它扼守武州川走廊的西口，為武州川走廊的關塞所在。所以，歷史上高山一地歷來為兵家所看重。
北魏酈道元《水經注》記載：“幹寶《搜神記》曰：昔秦人築城於武周塞內，以備胡，城將成而崩者數矣。有馬馳走一地周旋反覆。父老異之，因依以築城，城乃不崩，遂名馬邑。或以為代之馬城也。諸記紛競，未識所是。”這裡有“秦人築城於武周塞內，以備胡”，而該記載所說的是馬邑城的建城神話故事，似與平城以西的武州塞無關，但該記載即為神話故事，連酈道元都說“諸記紛竟，未識所示”，所以，該故事可能有地理錯亂的可能。從《水經注》後面反覆提到的武州川、武州塞口來看，武州塞應為平城以西的武州塞，即武州川走廊上的關塞。如該推斷成立的話，那麼，遠在秦朝時，可能就在高山一帶築城了。
從距離上來看，高山距離大同城六十里，古人行路以六十里為一天的行程，民間有“三十里打尖，六十里住店”之說，從平城西出，走三十里到達今雲岡，是中午時分，可以在那裡午休，人補充食物，牲畜喂草喂料。下午再走三十里，晚上到達高山，此時，人畜都需要住下來過夜了。所以，歷史上高山便一直為商旅住宿休息的地方。相傳，漢王昭君出塞就曾在高山驛留宿。
br> 五
史料記載，現在留存下來的高山城始築於明天順二年（1458），也有記做天順五年、天順六年的，但總起來說，高山城始建於明天順年間。但實際上，在明初高山就已經作為驛站和兵站在使用著。在高山兵站的西面，為扼守高山隘口，曾於洪武二十六年（1393）設高山衛，衛址在今左雲縣的舊高山村。但高山衛在此僅僅留駐十年時間，朱棣“靖難之變”奪取皇位後，便於洪武三十五年（建文四年，1402）將高山衛移至雄縣，直到宣德元年（1426）才還衛大同。但高山衛回遷至大同後，並沒有駐紮於原衛址，而是與陽和衛合駐於陽和衛城（今陽高縣）。這樣，失去重兵駐紮的高山隘口，就需要重新佈防了，所以，天順年間所建的高山堡，除了驛站、兵站等功效外，也成了扼守高山隘口的重要城堡。
明嘉靖十四年，鑑於武州川水的侵蝕和防衛的需要，高山堡擴建並向南進行了位移，擴建後，高山堡改稱高山城，其地位與衛城相併列，駐有參將等。軍情緊急時，大同鎮副總兵也住於該城。
除軍事意義外，在明代，高山城也是大同貢道中蒙古使臣留宿之地，特別是“隆慶議和”後，武州川走廊成為蒙古使臣進貢的主要通道，因而高山城也就成為接待蒙古使臣的重要館驛。所以，“隆慶議和”後，高山城做為腹裡城堡，雖然未設邊貿性質的馬市，但也形成了與蒙古使臣的交易市場。因此，可以認為從“隆慶議和”後，高山城就已經成為明蒙貿易的腹裡交易市場了。
到了清代，隨著晉商的崛起，在山西省北部的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形成了巨大的國際貿易市場，從大同到殺虎口便成為晉商長途販運的必經之路，而高山城同樣也就成了晉商長途販運路途中，必然駐足的客棧所在地。直到民國初年，高山城還設有留住蒙古商人的“駱駝店”、“亂馬號”等。
六
在懷德橋捐款碑文中，除了歸化城商人的捐款外，還有幾位特殊的捐款人，分別是：“雲南按察使普”，“ 江西撫標右營遊府察”，“ 蒙古防禦策”等，那麼這又該如何解釋呢？
個人認為，這與興盛於清中葉直到民國初年的“萬里茶道”有關。“萬里茶道”是從明後期起直到民國初年的一條國際貿易大通道，它南起雲南、福建、江西等盛產茶葉的地方，經武漢向北經河南等地進入山西，從山西向北經雁門關進入大同，再從大同經武州川走廊西行，過殺虎口進入歸化城。再從歸化城（今呼和浩特）向北經庫倫（今烏蘭巴托）到達恰克圖（今屬俄羅斯）。
懷德橋做為清代大同的一座地方性小橋，竟會有“雲南按察使”、“江西撫標”、“蒙古防禦”等官員的捐款，其對於雲南、江西、蒙古等地的意義自不待言。
由此，可以認為明清時期的高山城，同樣也是“萬里茶道”上的一座不能避開的城堡。
2019年11月16日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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