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是中古中國發展的分水嶺，中國古代經濟政治在隋唐以後呈現高度發展。經濟上田稅制方法既不能維持均田制租庸調法，而採取以資產課稅對象的兩稅法，進入到“丁隨糧行”的格局。因此在用人方面，顯然不能再襲用魏晉以來的九品中正制。伴隨著經濟上一系列政策上的調整，在人才選拔上也相應有了制度上的改變。
每種新的經濟體制，必須有種種能與其相適應的社會制度來配合。由隋唐開創的科舉制，正是在當時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分別呈現了新事態後所形成的結果。
提起科舉制，人們往往想到的是教育制度改革上的巨大進步，這一點不假。然而每個時代都會有自身的侷限性。隋唐時期的科舉制雖然較之前混亂的人才品評制度有了制度上的飛躍，但在具體執行上並沒有展現出其應試選拔人才的精髓。
隋朝在長期分立局面之後完成統一大業，然而因為當時氏族大姓勢力還過於強盛，而隋朝的創業成功，又是成於北方貴族大姓關係最為根深蒂固的關中、關東一帶，所以隋文帝開皇年間雖然有秀才之科，實際上卻無求才之意。隋煬帝大業年間開始改革選舉制，創立了進士科，以考試為選拔人才的標準，但為時不久社稷淪亡。一切新規定，只有寄希望於繼之而起的李唐王朝。
唐朝沿襲隋朝的科舉制度，主要制度為：
由學校者為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文獻通考·選舉考二》
也就是說考試大致分為學校生徒試，鄉員試，而這兩種構成了科舉取士的重要途徑。
唐朝開設了許多種類和性質不同的學校。除各州縣分別設有學校外，在中央有六學二館：二館分別為弘文館、崇文館，所收的學生為皇族及大族的顯貴子弟，等級最高；六學為國子、太學、四門學、律學、書學、算學。前三者分別為二三品以上、五品以上、七品以上子弟入學之所，而後三者則分別為八品以下、低級官僚子弟及庶人入學之所。
學校的等級分得如此嚴格，而所學學科又分別按照“身份”的需要互為區別：七品以上，經典為重，八品以下，技術為重。學校教育及所學習的性質不同，顯然會先天限制入學者的出路和前途，顯然這是科舉制度看似公平的表象下的不公平實質。
而這種不公平之所以被後世誤認為公平，只不過是由於幾種形式上的平等規則將它沖淡了，具體表現為：庶人與皇親國戚子弟都有機會入學、凡是學校學生想要進入仕途都要經過考試、即使進不了學校也可以參加州縣的考試。
但在實踐中對於世家大族來說，突然一下子把士族大姓把持人才選拔的局面改過來，叫他們的公子王孫和卑賤的庶人一起考試，顯然是不容易做到的。在這種情況下，學校於是便起著“過濾”的作用。所以科舉把仕途向寒門開放，不是基於平等或是民主的觀念。
而這種現象的原因在於，唐代也是起自巨族大姓的環境之中，唐太宗繼位之初，雖頗思在各個方面降低關東舊族的社會地位。然而實際到了一百年後的唐文宗之世，唐文宗想以真源、臨源二公主下嫁士族，婚於當時大姓的崔氏、盧氏還是相當困難的。
“民間修婚姻，不計官品，而尚閥閱，我家兩百年年天子，反不若崔、盧耶？”《唐書·杜羔傳》
自唐太宗命高士廉等撰寫士族志一百卷，甄別士庶，接著中宗、玄宗、代宗、憲宗、文宗朝等，皆有類似性質的選述。譜學與依品任官有關，至唐代而反而特別興盛，這就難怪唐代四百餘宰相中，大姓崔氏佔了三十二，楊氏、杜氏各佔十一，盧氏十，鄭氏八，其他姓氏如薛柳武氏等也達數十人。
而這些宰相當年正是在家族勢力的干預下最終拿到了狀元的名次才入仕。可見，門閥之間相互襯托，形成莫大的社會勢力，要在取士方面完全不受他們的牽制是不可能的。所以對寒門下品網開一面的科舉，名額受到極大的限制，而考試及第的人，也不一定可以直接入仕，於是寒門競奔請託，科舉名存實亡。
“開元以後，四海清平，王公大人巍然於上，以先達自居，不復求士。天下之士，十十五五戴破帽，騎薦驢，未到門百步下馬，奉幣刺再拜以謁典客者，投其所好，名曰：求知己。嗚呼，風俗之弊，至此極矣，科舉之弊，至此開矣。”《唐書·柳宗元傳》
在這種由大族名士把持的科舉制度下，寒門學子要麼就是在學校中受技術類科目的學習限制，畢業後從事吏員之類的九流末等職位；要麼就是從地方考試中高中，再爭相請託名門貴族的提攜從而獲得官職，而一般的寒門學子即使高中進士也與官場無緣。由此可見唐代科舉制度下的不公平一面。
而這種實質不公的科舉制度帶來的嚴重後果就是唐末王獻之、黃巢等由於屢次高中進士被摒棄，憤然而起義。再如李山甫、李振等都是由於屢進進士不第，圖謀反叛，因此由黃巢暴動而至朱溫執政，所有世家大族非遭殺害即是貶黜。唐朝由此走向了滅亡。
表面公平不等於實質公平。百年來門胄高第的社會局面並沒有因為隋唐的科舉制而遭到打擊，反倒是科舉制度下的不公平實質帶來的社會問題一掃世家大族，這種強烈的社會反彈現象，展現的正是寒門下品長期受到科舉不公的壓迫與高中不就帶來的心理落差。可見唐朝的科舉制度下引人深思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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