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年來，我們會發現，抑鬱症越來越常見，尤其是大城市裡的年輕人。抑鬱症如同心理上的流感，傳染了越來越多的人。
現代社會里，工作和生活壓力加劇，普遍的忙碌和焦慮，確實會讓抑鬱變得很普遍。
不過，我們也發現，一些認為自己有抑鬱症的人，很可能只是混淆了抑鬱情緒和抑鬱症，或者說，抑鬱症這個詞的涵義，也在擴大和改變。對此，有一個形象的說法是：
“歐美人的抑鬱症是真的抑鬱，亞洲人的抑鬱症是真的苦。”
這句話其實呈現了一個事實，那就是亞洲人和歐美人對抑鬱的定義，未必是一樣的。
《像我們一樣瘋狂》| [美]伊森·沃特斯 著 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 | 2016年8月出版
美國心理學記者伊森·沃特斯在《像我們一樣瘋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一書中就提到，歐美文化中最初關於抑鬱症的定義，是內源性抑鬱症，即由於個人身體或者認知方面的失調造成的，跟外在環境無關；而現在亞洲人的抑鬱症，很多情況下，都是源於周圍環境的壓力。
沃特斯通過調查進一步告訴我們，我們如今熟悉的抑鬱症概念，很大程度上是美國製藥商在日本推廣藥物時塑造出來，並影響到整個東亞社會。
瞭解這個觀念塑造的過程，可以幫助我們更合理地看待和理解抑鬱症。
01 人類的悲歡原本並不相通
抑鬱症是一種“年輕”的疾病，直到二戰後，抑鬱症才慢慢在疾病分類中獨立出來的。最初，精神科的教授把抑鬱症比做人們身體裡內在的鬧鐘，突然啟動時，抑鬱就開始發作，鬧完之後，抑鬱就平息了。
1988年，美國禮來公司研製出了抗抑鬱症藥百憂解，並向全世界推廣。
研發百憂解（PROZAC）的美國藥企禮來公司 創立於1876年，創始人是一位美國內戰退伍軍人
這個時候，他們卻放棄了日本市場，因為他們發現，日本人對抑鬱的理解，跟西方人是不一樣的。
日本文化中，壓根兒沒有和英文中的Depression（抑鬱）相同內涵的詞語，而且也沒有像西方抑鬱症一樣的疾病體驗。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中，就很難去推廣治療抑鬱症的藥物了。
這種差異還不是最致命的，更大的阻礙是文化觀念上的差異——日本是一個擁抱悲傷的民族。
在以樂觀、自信等正向情緒為主流的西方文化中，抑鬱自然就成為了一種病。但是在日本文化中，強烈的悲傷是一種再自然不過的情緒，承受悲傷不會被看作是一種負擔，相反，越是隱忍，越能顯示一個人超越自我的品格。所謂“艱難困苦，玉汝於成”，在中國的文化中也是如此。
可以說，通常一個文化所認定的病態，往往就是它所宣揚的價值觀的反面。
在這種文化背景下，日本人很難把悲傷、抑鬱的情緒，看成是心理疾病。他們很容易接受“鎮定劑”這類讓自己安靜下來的藥物，但會抗拒能產生興奮刺激的抗抑鬱症藥。
更重要的是，日本人處理憂鬱情緒的方式，還與西方不一樣。
青木原樹海，富士山下的著名景區，又稱“自殺森林” 許多日本人會選擇在這裡結束自己的生命
日本學者松見純子做過一個詞語聯想測試，她分別讓美國學生和日本學生寫下看到“抑鬱”一詞的聯想詞語。
美國學生聯想最多的10個詞是：悲傷、孤單、低落、不開心、灰暗、低沉、有情緒、失敗、苦惱、焦慮；
日本學生聯想最多的10個詞是：雨、陰暗、灰色、自殺、考試、疾病、勞累、寂寞、陰鬱、擔憂。
很明顯，對於抑鬱的表達，兩種文化很不一樣。美國學生能直接描述出自己的內在情緒，而日本學生更多是通過向外尋找關聯詞來表達。
松見認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個人的主觀體驗會有不同。美國人對自我的體驗是基於獨立的個體，而日本人的自我體驗，則更多與所處社會和自然交織。
因此，美國人更容易向陌生人公開表達自己的情緒和難過，而日本人通常會把抑鬱當作一種私人化的情緒，以道德和社會意義來解釋內心的痛苦，而不會把它納入精神衛生的領域，更不傾向於去尋找醫生等專業人士的幫助。
丟勒畫作《憂鬱》(1514)，當時人們認為憂鬱源自理性
02 改變觀念，就能改變疾病體驗
在這麼大的文化差異下，抑鬱症是怎麼被日本人接受的呢？
這跟日本的經濟蕭條有關。在2000年前後，日本進入了經濟蕭條期，社會問題也越來越多，正處於尋求變革的時候。
越是有問題的時候，一個民族的文化，就越容易接受外來的觀念。美國製藥巨擘葛蘭素史克公司，就敏銳地發現了其中的商機。
曾為葛蘭素史克提供顧問服務的科邁爾教授，提出了一種思路：雖然關於抑鬱狀態，不同文化的“解釋模型”都有所不同，但是這種疾病體驗，可以通過改變文化觀念來塑造。
他認為，作為心理疾病，抑鬱和焦慮的臨床表現，不僅跟患者的種族文化背景相關，還跟他們所處的醫療服務系統、所接觸的診斷分類和概念，以及身邊人的影響相關。
比如說，關於抑鬱的疾病體驗，在韓國文化中，通常會被形容為肚子裡有灼燒感；而印度人就會告訴你，他可能損失了精液。如果是在韓國長大的印度人，他可能會有“抑鬱就會肚子難受”的文化期待。而這種心理暗示，確實有可能導致對應症狀的出現。
基於科邁爾教授的這種理論，葛蘭素史克公司首先從日本的醫療服務系統和媒體入手。
在過去，日本的精神科很少關注普通的抑鬱人群，幾乎只針對重性心理疾病的治療。而此時，日本的精神醫療服務，正處於轉折期，民眾對於情感障礙、精神抑鬱和高自殺率的擔憂，都在增加。
在這個節點上，葛蘭素史克公司通過國際抑鬱與焦慮共識團體，向日本發出警告：抑鬱在日本沒有得到普遍的重視，但是，西方科技即將伸出援手。
於是，抑鬱症藥物開始以一種正義的、人道主義的形象，進入了日本市場。
03 如何從觀念上重塑一種疾病？
塑造形象只是第一步，對於日本人抑鬱觀念的扭轉來說，製藥公司的營銷策略，起到了關鍵作用。
在當時的日本，還有很多人把抑鬱症與日本傳統的憂病掛鉤，覺得它是一種罕見的、基因性的疾病。但這樣一來，市場就太小了。為了弱化這個含義，製藥公司打出了一句廣告詞：“抑鬱症是心靈上的感冒。”
這句廣告詞傳遞了三個信息：
一、抑鬱症和嚴重的憂病不一樣，不會帶來任何的社會羞恥感；
二、吃抗抑鬱症藥就和吃感冒藥一樣稀鬆平常，不用擔心吃壞身體；
三、抑鬱症很常見，就像感冒了一樣。
這句廣告詞，大大增加了抑鬱症的內涵。而在其他的廣告中，製藥公司更是模糊了抑鬱症的定義，把它與“心情低落”等常見情緒掛鉤，儘可能地套用在大部分人的身上。
堺雅人主演的電影《丈夫得了抑鬱症》中，丈夫確診後
妻子陪他坐電車上班，感受到他一直以來承受的壓力
具體要怎麼操作呢？還是得從日本人的認知習慣入手。
在日本人的認知裡，更早接受的是憂鬱型人格。憂鬱型人格的人大多認真、勤奮、細心，且對他人的福祉和整個社會都有深切的關心，容易感傷。它代表的秩序感和高成就，正好符合了日本民族的特性。
製藥公司的做法，就是模糊處理抑鬱症這個概念，向憂鬱型人格上面靠。這樣一來，患上抑鬱症的，很多就是那些更有才華、更勤勞的人，這讓更多的日本人，開始接受這個疾病。
接下來的問題是，既然抑鬱症像憂鬱型人格這麼常見，不吃藥不看病，能自愈嗎？
製藥公司說，不行，抑鬱症患者必須及時接受治療。
接著，他們就利用日本公眾對自殺率的擔憂，告訴大家，七成的自殺行為都可以歸咎到抑鬱症，雖然是個常見的病，但是沒有醫療干預，“心靈感冒也會置人於死地。”
此外，日本長期萎靡不振的經濟所造成的壓力，也成為了賣點：不治療抑鬱症，就會造成經濟損失，比如說，工時的損失和效率的損失。而抗抑鬱症藥，正好可以“把負面思維轉化成正面思維”、“能幫助人堅強地活著”。
1998年的抗抑鬱藥廣告。幾乎所有的 抗抑鬱和焦慮藥物廣告中出現的人物都是女性
04 全世界都在以美國人的方式受苦
十幾年過去了，葛蘭素史克公司推出的抗抑鬱症藥，已經被日本人普遍接受。但結果證明，這個藥並不是那麼有效。
對一些重度抑鬱患者和焦慮症患者來說，藥確實會有一定的效果，但是，很多人的情況並沒有改善。反而，過度濫用抗抑鬱症藥，會激起患者的自殺念頭。
在伊森·沃特斯看來，這種現象並不是偶然發生的，像厭食症、創傷應急障礙（PTSD）、精神分裂症這樣的病，美國人也是用同樣的工業化方式推廣到全世界的。可以說，在全球化的今天，很多地方的人，是在以美國人的方式受苦。
這是什麼意思？
沃特斯認為，在把抑鬱症推廣到全球的過程中，美國製藥公司忽視了當地人特有的、差異化的疾病體驗，按照自身的方式去定義別人的體驗，併為這樣的疾病體驗命名，開出藥方。
為製藥公司的推廣立下大功的科邁爾教授，後來也有反思：“像我這樣的人，之所以進入到文化精神醫學領域，就是因為我們對文化的差異抱有興趣，就像生物學家珍惜物種的多樣性那樣，會珍惜不同文化中關於疾病體驗表達的多樣性……但是諷刺的是，我們這些人淪為了操控文化差異的全球市場機器。”
而且，這種輸出還不僅是因為商業利益，沃特斯認為，支撐製藥行業人們的，是美國人對科技的信仰，因為這些藥物被證明臨床有效，他們就有了一種道德上的自覺，要把它們介紹給其他文化中的人民。
在相近的文化背景裡，我們中國人對抑鬱症的認知經歷，跟日本人也有相似之處。
那回過頭來看，到底什麼是抑鬱症呢？
在被不斷塑造和包裝之後，確實會讓很多人混淆了抑鬱情緒和抑鬱症。而把所有的負面情緒，都丟進這個大籃子裡，也容易導致我們忽視更具體的情緒問題。
所以，就算我們感覺很抑鬱，也需要讓專業醫生做出嚴格診斷，而不是依靠網上的幾套測試對照，就認為自己的心靈感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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