足協重啟“限薪令”，以陳主席為首的中國足協痛定思痛，壯士斷腕？
11月20日，中國足協下發通知，要求各俱樂部暫停與國內球員簽署合同，“限薪令”重出中超江湖。
各中超、中甲、中乙俱樂部:
依據《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的精神和有關要求，為進一步規範各職業俱樂部的財務工作，有效降低職業俱樂部的運營成本，中國足球協會於2018年印發了《中國足球協會職業俱樂部財務監管規程(2019 年版)》和中超、中甲、中乙俱樂部財務約定指標(2019-2021)。
為持續提高俱樂部的財務健康水平，促進各級職業聯賽的繁榮和可持續發展。根據實際情況，中國足球協會將進一完善財務監管的有關政策及各級聯賽俱樂部的財務約定指標。經研究，現決定各職業俱樂部暫緩與國內球員簽署個人工作合同。
具體要求如下:
一、暫緩簽署合同的內容及對象
各中超俱樂部、中甲俱樂部和中乙俱樂部暫緩與國內球員簽署個人工作合同，包括但不限於草簽協議、新籤合同和續約合同等。
二、暫緩簽署合同的期限
各中超俱樂部、中甲俱樂部、中乙俱樂部自接到本通知之日起，應全面暫緩與有關球員簽署個人工作合同，具體恢復時間以中國足球協會另行書面通知為準。
特此通知。
國足兵敗世預賽，裡皮甩手而去，輿論譁然。
被“不惜一切代價衝擊世界盃”掩蓋的中國職業聯賽的諸多現實露出水面。
潮水落盡時，誰在裸泳？
哪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此時，中國足協重啟“限薪令”，以陳主席的睿智，恐怕不是僅僅為了平息眾怒!
“金元足球”，特別是地產足球佔據中超大半壁江山，而且深深介入國足衝擊卡塔爾世界盃事務。
以陳主席為首的中國足協在裡皮辭職這個關口，重啟2018年末就曾提出的“五大帽”中的“工資帽”（因國足衝擊世界盃未實際執行），重啟限薪，意欲何在？
浮生認為，這是新晉中國足協試圖打擊中超已經失控的“金元足球”（地產足球）的一記重拳。
同時 ，也是為“即將誕生”（有點難產）的中超職業聯盟打下“《中超財政公平法案》”的基礎？
從而試圖將中超俱樂部的運營思路從“足球搭臺，地產唱戲”的泡沫繁榮扳回到通過足球產業獲利，重返正軌。
但在目前輿論環境下，足協推出中超限薪令，時機如何？
規章制度是否周全，能否落實到位？
是否管得過細，對尚未誕生的“中超職業聯盟”越俎代庖之嫌，會不會給“中超職業聯盟”留下爛尾樓和不良資產？
中國足協痛定思痛，壯士斷腕？
這一拳，該出還是不該出？
中超國內球員違反職業足球市場規律的高薪的來源：掛羊頭賣狗肉的金元足球---地產足球。
中國足協出此重拳，是因世預賽兵敗給媒體和球迷一個交代，目的是痛定思痛，破舊立新，在“金元足球”橫行的中超為中超職業聯盟打下“中超財務公平政策”的第一塊基石。
足協試圖推行“新政”，抵制中超日趨失控的“掛羊頭賣狗肉”的“金元地產足球”：
俱樂部足球產業天文虧損，青訓走過場，利用偏離市場規律的高薪爭奪甚至囤積優秀國內球員，從而獲得競技優勢奪取中超冠軍獲得巨大社會關注度和美譽度。
以中超職業俱樂部為公關平臺，通過俱樂部的母公司的產業（主要是地產業）獲得稀缺公共資源和高額利潤。
在各中超俱樂部外援數目一樣和質量接近的背景下，事實上國內球員的實力就決定了中超聯賽冠軍的歸屬。
而且，花大錢將優秀國內球員囤積起來做替補讓爭冠對手得不到，是心機更深的競爭策略，即使這樣做會嚴重損害中超聯賽的整體水平，讓聯賽頭重腳輕缺乏競技懸念，缺乏觀賞性。
當中國足協開放歸化政策，對華裔和非華裔歸化球員的爭奪和囤積成為“金元足球”新的發力點，試圖通過影響體制（為國足衝擊世界盃保駕護航）獲取歸化球員先發優勢甚至謀求壟斷，從而在中超獲取競技優勢。
這種顯失公平的操作手法，必然會影響中超的競技平衡，降低中超的比賽觀賞性，失去比賽懸念，從而最終損害中超聯賽的商業品牌和商業價值。
✘中國足球現狀✘
- 中國足球反黑賭十年來，中國足球口碑撲街，加之十年來中國教育日益注重智育（分數教育）缺乏正確的體育理念，校園足球日漸衰微，青訓成了無本之木。而且中國向來缺乏科學系統的青訓體系和專業的基層青訓教練，青訓市場泥沙俱下，良莠不齊，成才率很低。
- 由於中國房地產業的暴利，各地也不可能拿出土地修建大量公益性足球場。
所以，中國青少年足球人口的現狀是學校對足球教育無興趣，沒有校園足球的基座。
中國足球青訓跑偏，專業職業遠遠不夠，而且成本昂貴，真正的足球苗子有的練廢，有的無錢接受培訓，有的止步於行業腐敗。
想踢球的孩子沒地踢球，能踢球的免費場館還不如十年前：
那時，我們的城市還有空地和草地讓熱愛足球的孩子免費馳騁。那時，學校的足球場是碳渣泥地，還可以課間和放學後隨便踢。
不像現在的校園球場，真草假草都挺高級，但先要滿足校隊訓練，還要場地維護，甚至要外租掙錢。
城市，到處都修了房子或正在修房子，哪裡有空地給你踢球？
所以，正如新任足協主席陳戌源在採訪中沉痛地說道：
我睡不著覺的主要原因，中國足球基礎非常薄弱。
中甲中超的女足運動員，只有560多人，歐洲女足動輒10萬以上。
國際級教練員，全國400個人不到。
青訓教練，全國也就五六萬人。
青少年足球人口，和足球發達國家相比，差距太大。
差距不是缺錢，而是足球人口和足球人口的質量。
還有足球的專業化程度。
這個差距不是短期能改變的。”
這就是中國足球積弱積貧，粗放落後的現狀。
所以，相對優秀的國內球員成了稀缺資源，成了地產足球追逐的“香餑餑。
國內球員的轉會費和薪酬獎金和日韓職業聯賽相比高得離譜，遠遠偏離了市場價值。
還有各種明目繁多的錢簽字費，形象費，代言費。
以至於中國足壇出現了一個匪夷所思的怪現象：
中超球員不願到歐洲踢球。
當然首先有能力在歐洲俱樂部得到位置的球員鳳毛麟角。
其次，到歐洲踢球的薪水遠低於在中超踢球，的確沒有動力。
中國年輕球員更多的是通過運作，在歐洲俱樂部短暫留洋混混替補鍍鍍金，轉會中超俱樂部掙大錢。
供應的稀缺和市場的需求必然產生高價格。
中超作為地產公共平臺的高效，優秀國內球員奇貨可居，必然產生了中超國內球員的離譜高薪。
表面上，和日本J聯賽、韓國K聯賽相比，中超國內球員的性價比背離了市場價值規律。
但基於中國足球的具體環境，正是價值規律在起作用，造就了中超國內球員的高薪。
並不矛盾!
因為，日韓的職業聯賽是基於足球產業的，財務較為嚴格規範的，和歐洲足球接軌的職業聯賽。
而中超聯賽是中國足球閉門造車，充滿中國特色的，財務不規範的，不夠職業的職業聯賽：
大多中超數俱樂部如果論足球產業都是鉅額虧損，靠房地產輸血生存，掛羊頭賣狗肉。
而且，為了高效獲得房地產的相關資源，獲得高速超常規發展，地產大老闆玩足球的套路，其實大同小異:
從公關足球走向為政績足球搞政商足球。
從城市名片走向為國足衝擊世界盃保駕護航。
他們投資的中超俱樂部以職業足球作為超級公關平臺，獲取房地產相關資源，獲得政治經濟利益。
足球不過是個公關工具，高級交際花，是房地產的通房丫頭。
他們關心的都是如何通過足球，使地產業務超常規，躍遷式發展。
至於中國足球的發展是否尊重足球規律，是否健康可持續發展，他們不在乎。
所以，他們在乎的是中超冠軍，衝擊世界盃。
這樣，主管領導有政績，他們有功於政績，就能獲取相關資源，享受優惠政策，高速發展房地產主業。
所以，中國職業足球，中超不過是房地產資本的通房丫頭。
而中國部分球迷 ，沒有主見，也染上急功近利，好大喜功的毛病。
甚至缺乏基本的是非感，認為只要有成績，拿了冠軍，就是對的。
而不管這些成績背後的手段是否符合足球規律，是否有利於足球的持續發展，是否公平有序 ，是否對弱勢的中小俱樂部公平。
如:只要能世界盃能出線，怎麼歸化都沒問題!
如:我們有馬寧......
如:為國養士
中國足球從管理者到職業俱樂部，從媒體到球迷，短視，浮躁，急功近利，捨本逐末。
暴利，市場性不足，具有資源壟斷特徵的地產資本主導了中超，掛羊頭賣狗肉。
這樣的結果就是中超產生虛假的繁榮，巨大的泡沫，那些真正想在足球產業深耕，通過足球產業良性持續發展的體育資本反而扛不住中超的泡沫，難以有一個公平的財務環境，難以進入中超，進入了也難以生存。
超高薪酬的中超不是真正的職業足球，更像一個地產資本的“政商足球公關平臺”。
足球發達國家的職業聯盟是靠運營足球產業創造營收，達成收支平衡，獲取利潤的：
1 職業聯盟電視轉播費分成。
2 球員買賣差價。
3 球票和比賽日主場收入
4 球員球衣等周邊產品
5 商業代言和商業合作收入
職業俱樂部作為職業足球市場運營的經營主體，付給球員的薪水和獎金是要符合足球產業的市場規律的。
一句話：球員的薪水和獎金是和自身的競技水平和俱樂部的足球產業運營水平成正比的。
所以足球發達國家的職業聯盟的薪酬體系是相當規範，符合市場規律和價值規律的。
但中超無論從整體運營到薪酬體系，都相當地不職業。
中超十六傢俱樂部，絕大部分都有地產背景。中超球隊背後的投資方，幾乎都有房地產背景。
銷售金額前25位，投資了中超俱樂部的就有恆大、華夏幸福、萬達、魯能和富力，僅這幾家房企的去年總銷售金額就遠超1萬億元。
第一 廣州恆大，恆大地產集團（房地產）
第二 北京國安，中赫（地產），中信集團（金融、房地產、能源）
第三 上海上港 上港集團（港口主業，涉及地產）
第四 山東魯能，魯能集團（電力、房地產）
第五 江蘇蘇寧，蘇寧集團（房地產、電商）
第六 武漢卓爾 卓爾控股（商業地產）
第七 天津泰達，泰達集團（房地產、城市運營）
第八 河南建業，建業集團（房地產）
第九 重慶斯威，力帆集團（房地產、汽車）
第十 大連一方 大連萬達（商業地產）
十一 廣州富力，富力集團（房地產）
十二 河北華夏幸福 華夏幸福集團（房地產）
十三 上海申花，申花綠地集團（房地產）
十五 深圳佳兆業 深圳佳兆業集團（房地產）
中超金元“地產足球”的典型：廣州恆大!
移動互聯網時代，注意力經濟，體育娛樂產業也走向贏家通吃。
2010年，恆大集團打足球公關牌，入主廣州，打破當時足協限薪標準，用超高的轉會費和簽字費、年薪、獎金，將中國最優秀國內球員幾乎包攬，並且大挖優秀的年輕留洋球員，衝超奪中超冠軍一氣呵成，連奪7箇中超冠軍和兩個亞冠，開創恆大王朝，將“地產足球”推向前所未有高峰，登峰造極。
同時，恆大也將中超俱樂部的運營費用，特別是球員薪資和轉會費用推高到一個明顯背離職業足球規律的高度。
據廣州恆大淘寶俱樂部2018年報，恆大2018年營業收入為6億人民幣，營業成本達24.3億人民幣，虧損18億人民幣。
恆大2018年營業收入6億，與2017年5.27億相比，增幅14.23%。
但恆大營業成本24.3億，相比2017年的17.2億，增長了41.01%。
2018年，恆大的營業利潤為-18億，與2017年的-9.86億相比，增幅高達82.83%。
恆大2018年收入
金額 收入來源 佔比
3.57億 恆大集團 59.27%
7300萬 中超公司分成
4100萬 門票收入
2000萬 廣州市體育局獎勵
根據中國足協四大帽政策，2019年，中超球隊的開銷限制在12億、虧損限制在3.2億之內，恆大能達標嗎？
分析廣州恆大年報可以看出，恆大的營業收入增長緩慢，而且主要來自恆大集團的“輸血”，自身依靠足球產業盈利能力薄弱，和巨大的營業成本相比，可謂杯水車薪!
可以看出，恆大營業成本的主體是高昂的球員薪資、獎金和轉會費用。
作為中超職業俱樂部的No1，球市火爆，球迷死忠的廣州恆大，足球產業收入微薄，支出巨大，天文數字虧損，依靠母公司房地產暴利輸血維持運營，財務極度不健康。
所以，客觀地說，這不是職業足球俱樂部!
恆大尚如此，其他俱樂部諸如此類。
中超，客觀地說，不是職業足球聯盟，更像地產足球公關聯盟!
中超俱樂部的畸高的年薪、獎金和轉會費，嚴重損害了職業聯盟。
中超球員按競技水平，遠超日本J聯賽和韓國K聯賽的超高年薪、獎金和轉會費是世界足球一大奇觀。
2018年16支中超俱樂部的薪資支出為3.91億英鎊，摺合人民幣34億，人均年薪人民幣700萬；
2018年日本J聯賽球員年薪總額為1.25億英鎊，摺合人民幣11億，人均年薪人民幣217萬；
2018年韓國K聯賽11支球隊年薪總額為808億韓元，摺合人民幣4.94億，人均年薪人民幣122萬元。
中國足球運動員拿著3.22倍於日本人，5.73倍於韓國人的高薪，競技水平卻遠低於日韓。
某些中超俱樂部球員工資和獎金的支出佔到俱樂部投入的75%，個別達到佔到85%，這在日韓和歐洲職業足球都是嚴重的財務不健康，是足協和職業聯盟都不能容忍的。
這樣的中超俱樂部事實上也不可能通過足球產業實現盈利。
很多中小俱樂部因為投入太大難以支撐俱樂部的運營，中甲很多俱樂部更是出現了欠薪的情況，甚至不願意衝超!
媒體觀點認為：
超高的年薪和轉會費已經嚴重損害了中超的正常運營，損害了中國足球來。
第一，收入超高球員，到國家隊比賽動力不足，擔心受傷影響“錢途”，所謂的“出工不出力”；
第二，收入超高讓球員出國留洋繼續提高水平的動力不足，近些年來只有少數球員出國深造；
第三，球員的收入過高，給俱樂部的財政壓力過大，中超球隊經營面臨困境，中甲球隊不願意衝超。
中超在地產資本的角逐下，虛假繁榮，巨大的泡沫，那些真正想在足球產業深耕，通過足球產業良性持續發展的體育資本反而扛不住中超的泡沫，難以有一個公平的財務環境，難以進入中超，進入了也難以生存。
而且，處於中超中下游的俱樂部股東 ，資本規模較小的地產公司也扛不住了!
所以，以陳戌源主席為首的新晉中國足協重啟限薪，打擊已經失控的中超地產金元就成了必然：
中超成績對地產行業資源的巨大公關作用，以及超常規發展的巨大誘惑，頭部地產資本對中超的操盤手法已經從高薪追逐球員進化到瘋狂投入壟斷球員資源，通過體制或影響體制（衝擊世界盃），獲得壟斷優勢。
不降低降低運營費用，就是中小地產商也扛不住了。
防止頭部地產商壟斷中超已經成了新晉中國足協的重要課題。
推動職業聯盟的財務健康，而降低運營成本，讓足球資本進入，推進中超職業聯盟健康發展，是足協“限薪”的長期目標!
重啟“限薪令”，足協還是有些操之過急，工作方法還需更周密細緻，更職業!
限薪令，其實是重拾其實早已公佈實施的中超俱樂部財務“五大帽”中的“工資帽”。
轟轟烈烈推出的“五大帽” ，因“不惜代價衝擊世界盃”，因恆大“全華班”歸化的實施，早已無人問津，形同虛設。
世預賽，國足兵敗阿聯酋，足協又翻出舊賬。
縱觀歷史，中國足協的政策，往往沒有經過充分驗證，不給俱樂部緩衝機會，不管俱樂部的損失和生存，就匆匆出臺。
然後，公佈的政策總是轟轟烈烈，又總是落實到位。
不是草草收兵，就是朝令夕改。
因為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一個政策的出臺應該：系統規劃，充分論證，分步實施，落實到位。
中國足協政策實施的歷史方式既不職業也不專業，頗具權力的剛愎和粗魯，雖然不是中國足球衰敗的根源，卻也是中國足球野蠻落後的縮影。
足協重提限薪，相當倉促，問題頗多。
國足新敗，輿論譁然。
此時推出任何措施都要慎重，準備周全。
俱樂部支持限薪嗎？
目前能打中超的優秀國內球員稀缺，薪酬高也是市場供需的反應，如何平衡？
國內球員限了，外援限不限？
特別敏感的是已經歸化的球員，艾克森、高拉特、野牛、阿蘭，是不是按國內球員執行限薪？
如何真實有效杜絕陰陽合同，“形象費”，“代言費”？
是否有利於中國球員去國外聯賽闖蕩，是不是有點想當然？
中國球員的水平，現在在歐洲能打上比賽？
唯一一個武磊，多多少少還考了點西班牙人的中資背景。
球員薪水有限制之後會不會影響到中超聯賽現在的競技水平，對於現有球員的薪資以及未來引援會有多大影響？這樣的聯賽生態會變好嗎？對於提高國內球員水平是不是有用？
在這個節骨眼上著急推出沒有充分考慮的“限薪令”，真是有點有點操之過急，缺乏職業智慧，容易適得其反。
是否急於限薪，怎麼限，足協是否應該深入聽取各中超俱樂部投資人的意見，周密謀劃，謀定而後動？
管理職業足球，一發而動全身，不能盲動，不能衝動啊。
聯賽規則調整，便能發現中國足協推出新政策的最大短處：即時公佈即時實施，缺乏對實施者的提前告示與知會，而在制定過程中亦有執行者的缺席。
應以10年以上的週期進行工作規劃和成果預期，切忌急功近利；
政策的規劃實施應有2-3年的提前與準備，切忌拍腦袋決定；
而職業俱樂部財務政策的事，非常專業，非常複雜，對聯賽影響巨大。
要非常慎重，要充分聽證，聽取各方意見。
包括限薪令，還有中超俱樂部財務“五大帽”：在中超俱樂部支出帽、中超俱樂部投資人注資帽、中超俱樂部虧損帽、中超俱樂部薪酬帽、中超俱樂部獎金帽。
還有外援政策，青年球員政策（如U23）。
一切中超職業聯盟的內部政策，都應由中超職業聯盟職業人管職業足球，在至少10年中超職業聯盟發展規劃的戰略基礎上，讓中超職業聯盟按照自己的節奏，通過系統全面的調研，通過和16家中超職業俱樂部的充分聽證，給16中超傢俱樂部充分的緩衝時間，合理、有效地落地。
歐洲的足球管理機構，其政策從籌劃、制定、公佈到實施都有合理的流程和週期，科學而民主。
政策執行者不但參與規則制定，並且有完善的流程為他們執行規則提供了緩衝期和救濟。
如改變整個歐洲職業足球走向的歐足聯財政公平法案，從歐足聯宣佈到實施就花了五年時間。
且不說籌劃和論證指定的事件。
2009年 歐足聯主席普拉蒂尼宣佈政策，
2010年 歐足聯頒佈實施細則，
2013/14賽季 以歐洲五大聯賽為首的歐洲所有職業聯盟正式實施。
歐洲所有的職業俱樂部，有五年時間針對歐足聯財務政策，對財政體系與財務狀況進行相關的評估和調整，具有足夠的緩衝期適應新政，而不會驚慌失措。
浮生認為，足協需明確自己的工作範圍而非大包大攬，工作重點應在足球文化與足球產業上，其餘應把職業的交還給職業，市場的交還給市場。
浮生認為，中超限薪不是中國足球門前最重要最緊要的事情。
中國足協最緊要的大事是集中全力為國足找到一位年輕，老成，先進，高情商，融洽體制，穩定好，訓練年輕球員手段系統科學，能長期執教的主教練才是。
中超的事應該交給職業的中超職業聯盟去規劃和實施。
中國足協在中超方面，當前最重要最緊要的是成立獨立的，真正的中超職業聯盟。
讓職業聯盟管職業足球，和足協沒有直接行政管轄關係，以免換湯不換藥。
中超什麼時候真正建立職業聯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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