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作為封建歷史上“中央集權”高度集中的朝代之一，其所推行的一系列政治舉措，以及對明朝所產生的深遠影響，無疑都具有著極高的研究價值。好比明朝的“京察制度”，它的出現對明朝而言有著什麼樣的意義？又是怎麼樣影響“明朝吏治”的變遷的？
明朝官員插圖
先來說說什麼是“京察制度”
據《明史·職官志》上面的記載：“四品以上自陳以取上裁；五品以下分別致仕、降調、閒住、為民者有差，其冊奏請，謂之京察。”
這段話所表達的便是對“京察制度”的概述，意思就是四品及以上官員，在明朝展開“吏治考核”的時候，需要採用一種“自陳”即主動向皇上奏請的方式，來向當朝皇帝表明自己是否恪盡職守、嚴於律己；五品及五品以下官員則採用一種“堂審”的方式來展開“吏治考核”，也就是由“吏部及都察院會同所屬部門的官員共同考察。”
換句話來說，這“京察制度”也就是明朝“吏部”考核官員是否盡忠職守，奉獻於國家的一種手段。
就好比現代公司裡面的“人力資源部”定期對員工進行的考核工作，通過對員工考核結果的評判從而確定員工的任免、升降、以及調動等有效管理。
畢竟明朝作為一個在封建歷史上排的上號的“大一統王朝”，雖然採用的是“中央集權制度”這樣的“君主專制”政治體系，但總不可能讓明朝統治者事事都親力親為吧？
明太祖朱元璋畫像
再怎麼說明朝的統治者他也是個“凡夫俗子”，一旦脫離了皇帝的身份，其實也就是一個普通人，精力有限，一個人打理起來自然是力不從心，所以就勢必會需要大量的“官吏”來輔佐治理。
但是，這官員一多，就容易出現“貪汙腐敗”的現象，投機取巧，從社會中謀取利益，層層剝削下來，最後受苦受難的還是位於社會體系最下層的“黎民百姓”，繼而也就容易導致平民與貴族之間的“階級矛盾”激化，爆發“農民起義”，推翻當朝統治者的統治。
就好比封建歷史上第一個推行“中央集權制度”的秦朝，昏庸的秦二世“胡亥”無能，被權臣“趙高”獨攬朝政，結黨營私，致使百姓承擔的賦稅徭役繁重，遠遠超出了所能承受的範圍，民不聊生。
因此，也就導致了秦朝末年，由陳勝、吳廣所率領的農民起義軍不畏強權，紛紛響應推翻秦朝統治的事件發生。
明朝整頓吏治插畫
“京察制度”出現的意義
故而，“京察制度”的出現對明朝而言。無疑就是明朝“整頓吏治”，限制官員徇私舞弊現象的一把“利刃”，對於維護明朝政權的穩固有著相當積極的意義。
據《大明會典》上面的記載，明朝統治者會通過：“兩京各衙門屬官首領官，從本衙門堂上官考察。如有不才、及老疾者，吏部驗實、具奏定奪。”
意思就是讓明朝兩京各個衙門的首領官自行糾察，考核自己衙門內部的官員素質，如有徇私枉法、無能或者老弱病殘的，就得如實填好資料呈交給吏部驗明正身，繼而決定是“依律懲處”還是“升職加薪”，亦或者是發放退休金，讓這些老弱病殘者告老還鄉。
也就是說，“京察制度”對於明朝而言，還是一套提升“官吏”執行力的獎勵機制，讓官員對於朝政事務更加上心，繼而促進明朝政權的穩固和統一。
再來聊聊“京察制度”是如何影響“明朝吏治”變遷的
按照常理來講，一套制度一旦制定推行之後，當朝的統治者幾乎都不會去大刀闊斧的改動，只需要日常的維護制度能正常推行實施就可以了。
就好比沿襲至清朝時期的“京察制度”，在經過改良確定“三年一考”，以守、政、才、年“四恪”以及貪、酷、無為、不謹、年老、有疾、浮躁、才弱等“八法”為升降標準之後，除了把“貪、酷”兩個選項單獨劃分出去另外推行之外，幾乎就沒怎麼大的改動了。
但是反觀明朝呢，據《大明會典》記載：“國家定製，其京官考察，舊無常期。”
意思就是明朝的“京察制度”在推行之後完全就是按照統治者的心情來考核，想什麼時候考核就什麼時候考核，由統治者說了算的，並沒有一個確切的時間段。
- 好比《明太祖實錄》卷七十四、洪武五年六月癸巳條中的記載，“歲終考績以行黜涉”，意思就是洪武五年，明太祖朱元璋規定“吏治考核”是一年一次。
- 但是緊接著到了洪武六年九月，又改制規定“在京官以三十月為一考”，意思是把原本一年一次的考核改為三十個月一次。
- 而後，到了洪武十四年，太祖又規定，“外諸司官員三年一考，在京官九年通考”，意思就是赴任在外的官員三年一考，在京官員則改為九年一考。
根據這考核時間的跨度一次比一次長的結果來看，所暴露出來的無非就是明朝建朝初期，官員調動頻繁，由此也就導致了很多新任命的官員剛剛赴任不久，凳子還沒坐熱呢就得迎接考核，其考核結果自然不會太理想，達不到明太祖朱元璋的預期目的。
因而一再更改“京察制度的條款”，一方面節省考核期間所消耗的大量人力物力，另一方面給予這些新赴任的官員熟悉環境、積累政績的機會。
科舉
但是呢，到了洪熙元年，因洪武年間所爆發的那一場因劉三吾徇私舞弊而導致的科舉“南北榜冤案”，讓明仁宗意識到了維持南北仕子的平衡對於“穩定政權”的重要性，故而在“楊士奇”的提議下推行實施了“科舉制度改革”，分“南北卷”按地區招納仕子。
不過，這種按地區分“南本卷”選官的改革方法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南北地區的文化差異，維持了朝堂上政治局勢的平衡，可是卻也直接導致了明朝中期以後，朝堂上形成了“黨派林立”，互相爭鬥不休的局勢。
好比如明朝以地方官吏為代表的浙、齊、楚、宣、昆等地方黨派，還有以江南士大夫為主體的“東林黨”，以及以“宦官”為主體的“宦官集團”等。
明朝官員之間“交好”畫像
而“京察制度”，無疑就逐漸演變成了各個黨派之間互相爭奪利益的一個工具。
通過“京察制度”來徇私舞弊，謀取利益，在考核之時對自己黨派的官員“放水”，對敵對黨派勢力的官員“苛察”，換言之，哪個黨派在“吏部”權力大，或者是拉攏到了權力更大的人，哪個黨派就可以在鬥爭中立於不敗之地。
好比如《明史》卷215所記載的：“隆慶元年，楊博掌京察，山西人無下考者，吏科給事中胡應嘉劾博挾私憤，庇鄉里。”
意思就是在隆慶元年，一個叫楊博的山西官員執掌京察，徇私舞弊之下，山西的官員沒有一個接受京察考核的。楊博的做法讓“言官”胡應嘉很是憤怒，向皇帝彈劾楊博假公濟私，包庇鄉里。
很明顯，截至此時，“京察制度”已經幾乎失去其“使各級官員能夠恪盡職守，為帝國統治做出貢獻”的作用，只餘一些虛心納諫的“言官”還在據理力爭，對徇私舞弊之事堅決抵制到底。
明朝宦官劇照
但剛正不阿的“言官”畢竟還是少數，黨派的鬥爭讓明朝朝政日益混亂，加之時不時還會躥出來一個“宦官”獨攬朝政，貪汙腐敗的風氣一度盛行。
當然“京察制度”畢竟是明朝原創，每一個事物在剛出現的時候都不可能多麼完美，一切都還需要時間來磨合，繼而逐漸的完善。
更何況“京察制度”只是導致明朝吏治由盛轉衰的重要原因之一，還有著其它方方面面的影響因素在裡面，也不全是京察的“鍋”。
一路沿襲到清朝的“京察制度”便是一個典型的“正面例子”，按照清朝時期“康乾盛世”那長達134年政治清明，國富民強的盛景來看的話，“京察制度”不可謂不成功。
也就是說，如果明朝能夠儘早的把“京察制度”的一整套體系完善好的話，“明朝吏治”的變遷或許就是另外一副模樣了。
閱讀更多 孔乾飯裡的鄉愁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