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記者 李思 10月14日，瑞典皇家科學院公佈了2019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為，阿比吉特·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埃斯特·迪弗洛（Esther Duflo）與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們“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做法“。
瑞典皇家科學院在三位獲獎者的頒獎詞中寫道：“2019年經濟學獎獲得者進行的研究，大大提高了我們應對全球貧困的能力。在短短的20年中，他們基於實驗的新方法改變了發展經濟學，如今這已成為一個蓬勃發展的研究領域。”
對於三位經濟學家的獲獎，上海交大上海高級金融學院學術副院長、金融學教授嚴弘認為：“諾獎頒給這三位學者，以表彰他們在減輕全球貧困方面的實驗性做法，充分體出現減少貧困是目前經濟發展中所面臨的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也是經濟學研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幾年前《21世紀資本論》的出版在全球引起轟動也體現出人們對社會中的貧富分化的加劇的擔憂。”
“三位獲獎者都正處在研究產出的壯年時期。可以預期，他們還會做出更多更好的成績，” 嚴弘說。今年經濟學獎的獲獎者的一個特別之處是，在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者平均年齡67歲的背景下，三位獲獎者都很年輕，正值研究產出旺盛的年齡，班納吉58歲，克雷默55歲，迪弗洛47歲，迪弗洛也是迄今為止最年輕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同時，班納吉與迪弗洛這樣夫妻檔共同獲獎，在諾貝爾經濟學獎的歷史上也是首次。
此外，此次獲獎使得迪弗洛成為諾貝爾經濟學獎50年的歷史中，第二位女性獲獎者。首位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女性得主是美國政治經濟學家埃利諾·奧斯特羅姆(Elinor Ostrom)，她在2009年因對經濟治理尤其是公共經濟治理方面的分析而獲獎，時年76歲。嚴弘認為，作為美國經濟學會頂級學術刊物《美國經濟評論》的主編，迪弗洛的獲獎，“從另一方面體現出，女性經濟學家在學術界地位的提升。”
將田野實驗引入發展經濟學
本次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三位經濟學家的研究領域是發展經濟學，發展經濟學是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分支，是20世紀40年代後期在西方國家逐步形成的一門綜合性經濟學分支學科，主要研究貧困落後的農業國家或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擺脫貧困，它的研究對象主要是發展中國家在各方面的經濟發展問題。
諾貝爾經濟學獎評審委員會在新聞稿中指出：“全球仍有7億多人維持在極低的收入。每年，約有500萬五歲以下的兒童死於疾病，而這些疾病本來可以通過廉價的治療方法預防或治癒的。世界上有一半的兒童仍然沒有基本的識字和計算能力就離開了學校。”
嚴弘說，這次的三位諾獎得主創造性地將實驗的方法和手段應用於發展經濟學，開創了用田野實驗的手段來研究如何更有效地減少發展中國家的貧困，能夠採取什麼樣的合理的政策干預，來改善窮人生活水平。他們的研究對整個全球性的減少貧困方面的一些政策，都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
三位獲獎者將田野實驗引入了原本以理論研究為主的發展經濟學，經過20年的發展，如今，進行田野實驗已經成為從事發展經濟學研究的重要手段。他們倡導的“隨機對照試驗”（Randomized Control Trials，下文簡稱RCT），可以簡單理解為，如果要測試一個政策是否有效，將參與者分為兩組，一組進行干預的實驗組，一組對照組，兩組之間的差異，便是政策的效果。這與測量藥物有效性的科學方法非常類似。
例如，為了測試驅蛔蟲對肯尼亞兒童上學出勤率的影響，班納吉與迪弗洛將肯尼亞75所小學的孩子分成實驗組和對照組。實驗發現驅蛔蟲能提高肯尼亞兒童的健康程度，並提高他們的出勤率，進而他們一生的收入可以提高20%。政府為一個肯尼亞兒童驅蛔蟲的成本只需要1美元，這意著，如果肯尼亞所有人都驅了蛔蟲，肯尼亞的國民經濟增長將提高20%。據說這一研究最終使得世界上6000萬孩子得到免費的驅蟲治療。
2003年，班納吉與迪弗洛共同創建賈米爾貧困行動實驗室（Jameel Poverty Action Lab, 下文簡稱J-PAL），以RCT的方式從事項目研究。目前J-PAL已經發展為國際發展領域最具革命影響力的組織。
三位獲獎者研究的關鍵，是把全球貧困的大問題分解為更小、更精確的問題， 以探求對一些具體問題的更有效和更精準的解決方案。例如，為了找到提高兒童健康水平的方法，可以針對教育方法、醫療衛生系統、獲得信貸的途徑等方面設計實驗，證實幹預效用。“由於他們的一項研究，500多萬印度兒童受益於學校的補習輔導計劃”，瑞典學院舉例說道。
“針對減少貧富分化的問題，從經濟研究的角度來看，一方面，可以研究如何使整個金融體系能夠更有效的運行，使得整個經濟發展能夠更均衡的惠及普羅大眾。另一方面，還需要研究如何通過政策手段來減少貧困水平，減少處在貧困線下的居民人數，提高他們的教育和生活水平。這些政策手段可能包括髮放普惠生活資金、增強社會基礎醫療保障、普及基礎教育等形式，但哪些形式能夠更有效地形成脫貧的激勵機制併產生可持續的效果，這是經濟學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也是一個非常難的課題。但是，這三位學者通過創造性地應用實驗的方法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對理解和採納行之有效的政策是一個非常好的開端。”嚴弘指出。
爭議
諾貝爾經濟學獎被視為經濟學領域的最高榮譽，但是如同之前的情形，對於本次獲獎的三位經濟學家的工作也仍然存在著爭議。
首先，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獎項本身便存在爭議。在諾貝爾獎眾多獎項中，經濟學獎是唯一為社會運轉理論提供的獎項，也是唯一不在阿爾弗雷德貝恩哈德諾貝爾遺囑中的獎項，而是瑞典國家銀行為紀念他於1968年設立的獎項。正是這份不同，使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頒發，曾被質疑違背了諾貝爾遺囑中“對全人類做出巨大貢獻”的要求。
而且，經濟學自身並不完美。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son University）墨卡託斯中心（Mercatus Center）高級研究員詹姆斯·布勞爾（James Broughel）指出，就像指南針不能指向正北一樣，所有的經濟模型在某種程度上都是錯的。
布勞爾提醒到，將經濟學家提升到諾貝爾獎所能提供的聲望和影響力的水平，存在一種內在的危險。與物理、化學等學科不同，由於經濟模型本身的不完美，遵循不精確或不正確的模式會使社會誤入歧途。
諾貝爾獎得主哈耶克也曾經說道，諾貝爾獎給某一個人的這種權威，就經濟學這門學科來講，誰也不應該享有。
其次，學術界對RCT本身也存在質疑。比如，2015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和公共政策教授安格斯·迪頓(Angus Deaton)、哈佛大學公共政策教授蘭特·普利切特(Lant Pritchett)等學者都曾對就這些問題RCT提出過嚴肅的質疑。其中最主要的質疑是，RCT研究的是某個政策是否有效，而沒能回答這個政策為什麼有用的問題，缺乏對政策作用內在機制的探索。此外，驗證有效的政策往往只在當地有效，不一定具有普遍複製的可行性。
嚴弘認為，這些爭議實際上都是正常的。諾貝爾經濟學獎表彰的是經濟學術研究中能幫助理解和解決現實中的重要問題的新思想和新方法，這些思想和方法必定會隨著現實的變化而演化。因此在對諾貝爾獎得主的智慧和勤奮表示敬意的同時，不能把他們個人和理論神化，而是要充分理解他們工作的精髓和侷限，不斷推陳出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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