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筆墨詩書
唐高宗與則天皇后執政時，他們經常遷居洛陽，然而他們的遷徙並非完全出於自願，很多時候都是被迫的，因為長安所處的關中平原已經無法養活整個龐大的中央官僚體系了。
在西漢，由於官制相對簡單，養官成本小，政府在關中地區仍然可以獲得足夠的資源。但到了唐代，事情發生了變化。
唐太宗時期，內外官員的定額是七百三十人。但隨後，由於公事大量增多，太宗不得不增加了許多編外的官員，之後又有各種使職，官制更加混亂，官僚人數已經遠超了七百三十人。
在太宗一代，養官成本仍然可以控制。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中央政府官員俸祿是十五萬二千七百三十緡錢。即便加上辦公費用，也不會過於龐大。由於關中地區自產糧食，每年只需要從中原地區調運二十萬石糧食，就足以供應整個京師的消耗。
然而從高宗和武后，直到玄宗皇帝上臺之前的時期，是唐代官僚系統膨脹最厲害的時期。顯慶二年（公元657年），唐代的官僚人數比起太宗初年已經增加了二十倍，而且每年新增一千四百人進入官僚隊伍。
這還不算誇張，唐代初年的宦官人數並不龐大，到了中宗神龍年間（公元705年—公元707年），宦官人數已經達到了三千人。到玄宗時期，僅宮女就達到了四萬人。
開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官員數量達到了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人，其他公務員（吏）更是多達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人，還有許多有了官員資格，但還沒有授官的人。這些人加上皇族、官員子弟，以及各式各樣的僕人、供養人，等等，形成了一個龐大的脫離農業且需要供養的集團。
隨著官僚人數以及都市規模的膨脹，長安的糧食日漸供應不上了。唐代之前，隋煬帝已經發現了中國經濟的變化趨勢，長安和關中平原這個西漢時期最富裕的地區已經變得貧窮，曾經被視為蠻荒之地的江南地區已經匯聚了大量的財富。煬帝建立運河系統的初衷，就是要將江南富庶地區與首都連接起來。一旦首都資源緊張，可以便利地從江南調運物資。
然而，在唐代初期，人們發現煬帝當初的設計有一個瓶頸。南方的糧食經過運河北上到達黃河後，經黃河運輸到長安卻困難重重。
當時的運輸路線是這樣的，二月份開船從揚州出發，四月之後通過淮河進入汴河，由於這時候運河水淺，通行不便，要到六七月份才能到達運河與黃河交接的河口。可這時恰逢黃河的豐水期，無法通航，只能等到八九月份黃河水落下去之後，再航行進入洛河。把糧食從揚州運往洛陽，需要耗費多半年的時間。從運河轉黃河時，江南的水手由於不熟悉黃河水性，必須僱傭當地人，這也加大了運輸成本。然而把糧食運到洛陽，整個運輸工程只完成了一半。從洛陽轉運到長安還有更大的麻煩。首先，要從洛陽用車輛或者牲口把糧食馱運到陝州（今三門峽市陝縣），通過陸路繞過三門峽，再重新入黃河，入渭河，將糧食運往長安。
為什麼糧食從運河進入黃河之後，不直接沿著黃河一直西進直達渭河和長安，而非要經過如此麻煩的陸路轉運呢？因為黃河有天塹——三門峽。
在古代，位於河南、陝西交界的三門峽是造成黃河運輸困難的最主要原因。這個峽口位於崤山的懷抱之中，河中立有砥柱，水流湍急。走水路必須做好折損百分之八十資產的準備。而走陸路的成本又很貴，從洛陽到陝州的三百里，每運送兩石糧食就要花費一千錢，運輸成本遠超糧食的價值。
由於運輸成本太高，唐代的中央政府根本無法大規模運輸漕糧到長安。皇帝只能不定期地將政府從長安遷移到洛陽。政府遷移到洛陽時，所有相關人員也都跟過去，長安的糧食需求迅猛下跌。
隋文帝也採取過類似的方法，開皇四年（公元584年），關中地區大旱，隋文帝就只好跑到洛陽。唐高宗和武后也屢屢採用這個策略。高宗皇帝共有七次遷徙，高宗一死，武后為了永久性地解決這個問題，在洛陽建立神都，不再回長安了。
武后的選擇也顯示了長安的窘迫地位：從西周時期，長安所在的關中平原就是最繁華的所在，但到了唐代，隨著經濟的進一步發展，長安已經變成了西北一隅，在經濟上喪失了重要性。但是，由於它在政治上仍然是首都，政府必須利用行政手段大量向長安輸血，這給政府造成了巨大的財政負擔。
武后時代，也是唐代財政問題逐漸積累的時代。她依靠遷都避免了漕運問題，但其他財政問題都在惡化。因為官僚的膨脹速度超過了預期，政府需要更多的財政經費來維持運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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