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10-06 11:18:32 科學加

獎金全捐母校、教育年輕人勿信教科書…日本新晉諾獎得主本庶佑的言行引發探討。十八年十八人，日本五十年三十個諾獎目標幾無懸念。

整理/記者劉辛味新媒體編輯/房永珍

日本京都大學教授本庶佑獲得今年的諾貝爾醫學或生理學獎，使日本的諾獎得主中又增加一人。實際上，這幾年日本學者獲得諾貝爾獎如探囊取物，算上本庶佑，這是他們連續第五年獲得諾貝爾獎（2014年物理學獎，2015年物理學獎、生理學或醫學獎，2016年生理學或醫學獎，2017年文學獎，2018年生理學或醫學獎）。進入21世紀後，這18年裡日本誕生了18位諾獎得主，平均年均一人。除歐美諸國之外，日本是獲得諾貝爾獎人數最多的國家，達到“21世紀前50年獲得30個諾貝爾獎”的目標幾無懸念。

事實上，多年前學界就有用“井噴現象”來形容日本獲得諾貝爾獎，國內對日本科技政策、科研投入、基礎教育等都有所研究。本庶佑獲獎後，準備把他獲得的獎金全部贈給母校京都大學，採訪中又談到了他自己的科學精神——好奇和質疑，或許他的治學態度又對我國科技發展有新的啟示。

▲本庶佑今年已經76歲，但仍沒離開科研工作，他正在與學生討論論文時，接到了諾貝爾組委會的獲獎通知電話。（來源：Nobelprize）

不要相信教科書

10月2日上午，京都大學召開了諾貝爾獎得主本庶佑的媒體發佈會，向外界表達了獲獎的心聲。

會上有人提問，“希望對想做研究者的年輕人有什麼想說的？”本庶佑回答，對成為研究者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都想知道，有顆覺得所有事情是不可思議的心。對教科書寫的東西不要相信。經常保持懷疑。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真正的到底是怎樣的，這樣的心態很重要。希望年輕的小學生、中學生一定要有志於做研究。”

對事物探索的好奇心和質疑，其實就是本庶佑研究之道。當他被問到自己在研究中需要注意、需要珍視什麼的時候，他回答，“好奇心。另外一個，不要簡單地相信。論文和寫的東西不要相信。用自己的眼睛，幹到確信為止，我也很幸運地發現了PD-1”。

▲2008年諾貝爾化學獎獲得者下村修也曾說：“我做研究不是為了應用或其他任何利益，只是想弄明白水母為什麼會發光。” （來源：Pinterest）

他覺得自己獲得諾獎是幸運的，一是繼承了父母健康身體的基因，以及喜歡刨根問底的求知性格，二是得益於社會為推動生命科學發展而投入的研究經費，正是有了這些“幸運”，才成就了自己從一而終的基礎研究，從來沒有對研究有過一次放棄的想法。

其實最初本庶佑沒有想到PD-1能變成癌症治療的重要療法。“認定PD1這個方向能成功，也是因為那個時候剛好身邊有癌症免疫方面的專家，請教他們引導到正確的方向。還有很多很多其他幸運的因素讓我得到這個獎項。”

2016年，本庶佑獲得了國際科學大獎京都獎基礎科學獎項。他在領獎時說：“做研究不僅僅要埋頭苦讀。閱讀和記住那些論文是不會造就一個好的研究者的。要通過好奇心來自我驅動，且要有勇氣面對挑戰。在我看來，這才是科學的起點。”

本庶佑認為，對於研究要用自己的頭腦認真思考直至說服自己，“像大眾媒體總在拼命鼓吹，只要在Nature或是Science雜誌上發表的研究成果如何厲害，但在10年之後會發現裡面9成都是吹牛。剩下的1成，寫的其實也就那樣。不要輕信那些寫的東西，要用自己的眼睛去確認，要用自己的頭腦去思考直至說服自己，這個過程非常重要。”

他自己常對學生說：“懷疑一切。（Stick to the Question）”

好奇心加質疑精神，做基礎研究不功利，被認為是當代的科學精神，其實就是成功科學家身上夜以繼日努力，必然會受到幸運女神的青睞。

獎金全捐母校

發佈會上，本庶佑教授親自宣佈把所獲約5700萬日元的諾貝爾獎金全額捐贈給母校京都大學。其實，本庶佑的成長與研究經歷，與京都大學有著不解之緣。

本庶佑出生在一個醫學世家，在考大學時雖然想過未來成為外交官、律師，但還是遵從了自己父親的意見，在1960年考入京都大學醫學部。大一時，本庶佑就讀了日本生物學家柴谷篤弘的《生物學革命》，書中預言操作DNA來治療疾病，深深觸動了本庶佑。

大二時，本庶佑進入了日本醫學家、生物化學家早石修的實驗室。這個實驗室當時已經聚集了一群一流學者，本庶佑後來又在早石修教授的學生西冢泰美門（日本第二位沃爾夫獎得主，早石修是第一位）下獲得了博士學位。可以說，本庶佑很早就接觸到了科研一線，生物學與醫學的結合成為了本庶佑一生的奮鬥目標。

▲本庶佑在記者會上（來源：japantimes.co.jp）

1984年，本庶佑回到京都大學醫學部，繼任恩師早石修的職位，在這裡他做出了本次獲得諾獎的成果，而他本人的治學嚴謹也慢慢成了眾口相傳的故事。

本庶佑對學生要求很高，在京都大學，學生們見到他會不自覺地挺直腰背，同時，本庶佑也非常尊重年輕人的獨創研究設想。本庶發現和解明PD-1的性能離不開這樣的學術態度，研究同行們盛讚他所具有的那種“穿透本質的洞見力”。

▲京都大學產生的諾貝爾獎得主（來源：群學書院）

京都大學給了本庶佑良好的研究基礎，這裡也有著優良的科研譜系傳承，更離不開讓學者自由研究的包容。京都大學已經產出10位諾貝爾獎得主，湯川秀樹是首位獲得諾貝爾獎的日本人，除了2014年物理獎得主，其他日本物理諾獎得主都跟湯川秀樹有著學術傳承的關係。

學術自由是京都大學的辦校方針，福井謙一（1981化學獎）與山中伸彌（2012生理醫學獎）是京都大學中憑藉自由思想取得了重大突破的代表。福井嘗試將量子力學理論導入到化學領域，山中嘗試用皮膚細胞來代替生殖細胞製作萬能幹細胞，在他們的那個時代這些想法都是挑戰了主流研究方向，甚至被排斥的，而在京都大學他們並沒有遭到歧視。

有這些關係，他把獎金全部捐贈也就不足為奇了。

▲有人認為京都大學盛產諾獎的原因跟其自身氣質有關係。這裡遠離喧囂，更容易去沉浸做事（來源：京都大學）

希望學術與企業雙贏

對於科研經費的投入，本庶佑在採訪中表示，在生命科學領域人類的研究水平是連基礎雛形都不瞭解的情況下進行研究，“所以要先所以先走遍千山萬水，才是生命科學領域研究的先行條件。從這個角度講，與其說為了一些應用成果將所有籌碼押在一座大山上，不如在包括基礎研究的千山萬水踏破鐵鞋，廣結良緣。”

他還希望把更多的機會給年輕人去自由探索。他希望年輕人能先理解哪些山峰上有值得做的東西，再去搞應用層面的研發，批評了現在很多目的性強的應用研究，

本庶佑其實很清楚基礎研究與應用研究的關係，他知道企業因為科學家做出了具有實用價值的東西，才會投入更多的經費、成立基金到大學中，學術成果再回報企業，他希望成為雙贏的局面。

▲近年來的諾獎都來自數十年的基礎研究（來源：klesf.my）

日本正在達成目標

2001年，日本內閣推出“科學技術基本計劃”，明確提出“日本要在21世紀前50年裡獲得30個諾貝爾獎”的目標。當時，幾乎所有人都認為這是天方夜譚，連日本學者都認為是口出狂言。然而，很快對日本科技政策和已取得成果的分析，就被認為是可行的。

事實也正如計劃中發展，日本人僅僅用了三分之一的時間，就完成了計劃的三分之二——在邁入21世紀的最初18年裡，已有18位日本科學家（含兩位美籍日裔學者）獲得諾貝爾科學獎，另外還有一位英籍日本人石黑一雄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這個速度，已將過去的諾獎強國英、德、法甩在身後。更重要的是，迄今為止所有獲得諾貝爾獎的日本人中，只有三位最高學位來自海外。也就是說，90%獲獎者，是在日本本土成長起來的。

眾所周知，日本重視科技與教育。即使在泡沫經濟崩潰之後面對著嚴峻的經濟形勢之時，日本政府用於研發的費用投入比例持續攀升。有數據統計，從2005年到2015年的十年間，日本國內用於科研經費的支出，平均達到國內生產總值的3％，居發達國家首位。

2016年1月，日本內閣審議通過了《第五期科學技術基本計劃（2016—2020）》。日本政府力求官民研發支出總額佔GDP比例的4%以上，其中政府研發投資佔GDP的比例達到1%（日本政府5年研發投資約合1.45萬億人民幣）。而且，政府並不直接參與科研項目的評審，而是由專業機構進行。

除了高投入，對於管理上日本對於成果也更有耐心。日本的高校和科研機構，短期內相對比較少受到諸如考核和評價等等干擾，可以相對長期地從事學術研究。在日本，有固定教職的高校教師，一般不會因為在一段時間內沒有科研成果產出而擔心受到冷落或失去飯碗——而這個“一段時間”，有時候長達數年甚至數十年，最著名的例子，莫過於始於1954年，持續長達61年的關於果蠅進化的生物學實驗。

當然，在社會氛圍上，科學家、教師是日本最受尊重的職業，也是學生調查中最受歡迎的職業之二。教育家陶行知曾說：教育是立國之本。這句話實實在在在日本體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