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40年，以經濟變革為核心和基礎的社會轉型有力地促進了青年價值觀的嬗變，二者相伴相生，相互建構、互為因果。
一方面，社會轉型為青年價值觀嬗變提供了現實基礎，促使青年價值觀迅速成熟和完善；
另一方面，青年價值觀的嬗變對社會轉型具有能動的反作用，如對其進行科學引導和規範，便可以激發價值主體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活力，推動社會轉型。
青年價值觀變遷軌跡“四部曲”
（一）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陣痛後的反思與主體的覺醒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歷史進程，思想的禁錮被打開，一場精神領域內的變革拉開序幕。剛剛從“文革”走出來的一代青年，開始尋找新的精神支柱。
1978年12月18日，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在北京召開。鄧小平同志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講話。 圖片來源：新華網
1980年5月，一封以“人生的路為何越走越窄”為題、署名“潘曉”的讀者來信，用沉重、激憤的筆觸表達了青年一代的迷茫和彷徨，由此《中國青年》雜誌和《中國青年報》先後開展了對“潘曉來信”引起的全國範圍的青年人生觀大討論，喚醒了青年對自我價值和人生意義的重新認識。與此同時，80年代新一輩青年還表露出一種在精神廢墟中以更高的姿態站起來的決心。他們急切地希望“把失去的青春奪回來”，伴隨著高考制度的恢復，整個社會掀起了“讀書熱”“學習熱”“科學熱”“成才熱”。
批判與呼喚是這一代青年核心的精神特徵。青年知識分子將自己置於時代立言者的地位，從形而上的角度去思考“人為什麼而活”的問題，開始要求人格的平等與尊嚴，鼓吹人性解放和人的價值。至此，人的主體意識逐漸覺醒。
（二）20世紀80年代中後期：多元價值取向的形成與發展
隨著改革開放步伐的加快和商品經濟的迅速發展，青年價值取向呈現出二元特徵：一方面，寬鬆的社會環境為他們提供了多種選擇的可能，呈現出空前的思想活躍；另一方面，一些人在人生方向的把握上也呈現出一定的思想彷徨。
這個時期，“下海”“賺錢”“當老闆”“做生意”成為很多人選擇的一種主導趨向，“讀書熱”退去。與此同時，“浮躁病”在一些青年身上開始氾濫，他們忙於追浪，急於求成，注重物質需要，崇尚輕鬆、瀟灑的人生哲學。
時代的劇烈變動，多元的離心結構，使得一些人拒絕像父輩一樣思考“大而公”的問題。適逢此時，改革開放力度進一步加大，社會轉型矛盾凸顯，敏感而又缺乏社會經驗的青年心理上出現一些躁動。
（三）20世紀90年代：理性務實與功利主義並存
1991年，上海《青年報》一篇“梅曉”來信引起了一場同80年代初“潘曉”討論相似而又不同的討論。他們不再像“潘曉”一樣非要給自己尋找精神上的理想性歸宿，開始從技術層面為自己尋找在現實中安身立命的位置。
20世紀90年代初，一種“懷舊”和“歸根”傾向值得關注，許多傳統的價值觀念越來越被青年所重新認識和確立。一方面，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善惡觀”“義利觀”“信義觀”等價值準則被青年所重新肯定、接受；另一方面，毛澤東思想的價值也重新被青年所確認，“毛澤東熱”在青年中悄然升溫。
20世紀90年代中期，青年對自身利益的關注進一步擴大。與80年代中後期對物質、金錢的單一追求相比，這一階段的青年更趨理性，將精力更多地花在爭取優質的教育機會、獲得穩定的工作崗位、建立和諧的幸福家庭上。青年主流價值觀世俗化、功利化傾向抬頭。
20世紀90年代中後期，隨著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的提升，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得到普遍增強。
（四）21世紀以來：在衝突、分化中逐步走向整合
新世紀，全球化浪潮對青年價值觀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在意識形態領域，逐漸形成了多元並存的文化結構。多元價值觀完善了青年的自我意識和獨立人格，強化了公民權利和責任意識，但也出現了個人主義思潮泛起、物慾膨脹等問題。
互聯網時代，網絡佔據青年的主要生存空間。通過網絡，他們佔有了大量的信息資源，拓展了自我發展的空間，網絡文化逐步成為影響當代青年的主流文化。這凸顯出廣大青年對自由的嚮往，極大地滿足了他們渴望獨立、追求個性的迫切需要。
21世紀以後，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良好的發展態勢，青年對國家的未來和民族復興充滿了信心，一方面他們以更加理性、客觀的態度審視社會發展中的矛盾和問題，吸取參與社會改革正反方面的經驗教訓，積極參與全球化和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另一方面，他們更趨於選擇自我實現與服務社會的有機統一，開始在自我價值與社會價值的對立中建構適應社會發展和促進自身發展的現代價值觀。
同諧共振：青年價值觀的變遷特徵
青年價值觀的演變與改革開放的步伐同步共振，每一次轉變都與國家的經濟、政治和文化的變革緊密相關，也就是說，與我國經濟社會轉型具有明顯的“聯動效應”。
首先，青年價值觀變遷與社會經濟形勢發展的逐步適應性。面對市場經濟帶來的挑戰，青年主動調整思想觀念，適應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後，商品經濟迅速發展，青年的主體意識、效率意識、競爭意識得到明顯增強，
然而，伴隨“公司熱”“經商熱”的興起，“浮躁病”也在一些青年身上開始氾濫。
1992年，黨的十四大明確了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青年的價值觀由原來激情式的參與轉為務實性的參與，由原來一味的反叛對立轉為寬容與協調的發展。
黨的十八大以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進一步完善對青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提升自己的能力素質適應競爭社會，成為青年極為關注的問題。
其次，青年價值觀變遷與社會政治形勢發展的同步性。改革開放以來，認識改革、參與改革、獻身改革是青年中最有認同感、最有凝聚力的口號。
廣大青年以極大的熱情參與到政治生活中來，“從我做起，從現在做起”“團結起來，振興中華”“抵制邪教，崇尚科學，捍衛真理與法制”“向新世紀邁進，在實踐中成才”“同人民緊密結合，為祖國奉獻青春”“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不懈奮鬥”，都是青年積極參與政治生活的生動寫照。
十八大以來，一系列改革措施的落實和國家發展新面貌的呈現給青年國家認同、民族認同注入了充分的養料，他們熱愛祖國，關心政治，在行為選擇上也從過去的高談闊論、感性衝動式的憂國憂民轉為理性思考、腳踏實地努力奮鬥。
第三，青年價值觀變遷與社會文化發展的趨同性。“潘曉來信”引發的人生大討論開啟了青年發現自我、肯定自我的價值批判和反思之路。
從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以牛仔褲、搖滾樂、痞子文學等時尚文化逐步為青年所認可，受社會分配不公等現象以及“讀書無用論”的影響，一些青年的價值觀開始疏離主流文化，呈現世俗化傾向。上世紀90年代，隨著電影、電視等大眾媒體的普及，音樂、服裝、飲食、藝術等文化領域呈現空前繁榮的局面。
面對這一文化背景，一些青年更注重對金錢和個人利益的追求。21世紀，網絡新媒體成為青年的寵兒，在對青年思維能力的培養、交往範圍的拓展和知識信息資源的獲取帶來積極影響的同時，也為青年多元、複雜的價值衝突和分化提供了肥沃的文化環境。
“波動現象”：青年價值觀變遷的規律
縱觀改革開放以來青年價值觀的變遷軌跡，可以發現，青年價值取向大致經歷了三個大的“波動週期”。在每一個“波動週期”中，當時青年的思想和價值取向演變軌跡都經歷了一個“升波”和一個“降波”時段：第一個“波動週期”是1977——1983年；第二個“波動週期”是1984——1991年；第三個“波動週期”是1992年至今。
自1992年鄧小平視察南方談話發表後，青年價值取向進入了第三個“波動週期”的升波時段。在經歷前兩次大的“波動”後，當代青年思想和價值取向在“升波”後日趨平緩。隨著改革的平穩推進，社會經濟發展越來越趨於協調增長，避免了上世紀80年代大起大落的態勢，這將使第三次“波動週期”的“升波”階段延續得越來越長，期待最終走出“波動週期”。
若對“波動”現象作深入分析，我們可以發現，青年價值觀嬗變的“波動”呈現出如下特點：
★ 對於青年價值觀的嬗變，必須聯繫宏觀的社會環境加以考察，從社會存在出發，在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和社會關係中分析其變化軌跡。
★ 青年價值取向的發展變化無外乎兩種結果，一種是飛躍和昇華，實現青年自身價值觀與社會主導價值觀的契合，表現為“波動週期”的“升波”，完成社會主導價值對青年思想、行為的吸納和塑造；另一種是沉寂和轉向，成為下一批青年人生社會思考的素材或產生更大的困惑與偏離，表現為“波動週期”的“降波”，從而有可能使青年價值取向脫離社會主導價值。
★ 無論青年價值取向與社會主導價值觀是契合還是疏離，都是伴隨社會轉型和變革出現的必然結果，都是青年對社會現實的反映，也是青年參與社會的一種方式。對於疏離，我們要理智判斷，認真思考其背後的原因。
★ 在日益開放的時代，青年價值觀發展呈現出極強的異質性，無論是在客觀事實上還是主觀意願上，都有一種與主導價值觀相分離的趨向和傾向，和過去力爭與主導意識形態高度整合的狀況已大為不同。
★ 隨著青年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和功能越來越突出，青年所主張和奉行的價值觀對社會主流價值觀的影響也越來越大，甚至已經成為社會主流價值觀的一部分，青年及其價值觀越來越具有中心的地位。因此，對青年開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至關重要。
作者：楊靜（南開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生、天津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輔導員）
來源：中國青年報 2018年08月20日 02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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