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由中國經濟50人論壇主辦的“紀念中國經濟改革開放四十年暨50人論壇成立二十週年學術研討會”在北京舉行，研討會主題為“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新使命”，國務院副總理、中國經濟50人論壇發起人劉鶴出席了此次活動，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樊綱出席並主持大會。
樊綱介紹，今年是我國改革開放40週年，同時也是中國經濟50人論壇成立20週年，為了紀念這個特殊的日子，論壇秘書處出版了《50人的20年》一書，該書由50人論壇成員共同投稿完成，回顧了20年來的小故事。此外，還把一些珍貴的照片集合成冊，出版了《一晃20年》圖片集。第三，秘書處邀請清華大學美院的老師做了刻著論壇成員名字的雕塑。
會議現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吳敬璉，十三屆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主任，全國社會保障基金理事會理事長、黨組成員樓繼偉，中國民主建國會第十一屆中央委員會委員、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提案委員會委員白重恩，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名譽院長、北京大學新結構經濟學研究院院長林毅夫，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分別發言與討論。
吳敬璉：一定要堅持市場化法制化
吳敬璉表示，我國改革開放40年的經驗表明，“一定要堅持市場化、法制化的改革方向，並用適合於我國國情的具體方法去執行改革任務”。
“在這40年中，凡是市場化、法制化改革推進得比較好的時候，中國經濟增長的質量和速度都表現得比較好，人民群眾的福利也得到了比較多的提高，社會和諧的氣氛就能夠保持。反過來說，當改革進行得不順利，甚至出現曲折的時候，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就會遇到挫折，各方面的進步速度就會出現減慢甚至倒退”，他總結道。
吳敬璉表示，十八屆三中全會制定的改革綱領比十四屆三中全會的綱領更加豐滿、更加準確，“336項的改革覆蓋了社會的各個方面，所採取的措施現在看起來也是非常恰當的”，“雖然我們經歷了很多曲折，但所幸的是，每一次曲折，我們都上了一個臺階。所以我們現在認為，應該把十八大以來做出的各種決定落實到位”。
在談到當下經濟運行時，吳敬璉概括為“翹翹板式”的運行狀態——主要靠大量投資拉動經濟增長，而大量的投資又造成了過高的槓桿率，容易導致系統性風險的出現。對此吳敬璉建議，中國經濟50人經濟論壇應該一項一項去討論改革的落實情況，需要調整的就調整。
樓繼偉：讓市場起作用 不要惦記需求側刺激政策
樓繼偉在談及供給側改革的問題時指出，如今的改革很多的做法是錯把目標、任務當手段，談到“去產能”就下指標，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下一步，推進改革核心要破除體制機制障礙，讓市場起作用。
談及結構性改革，樓繼偉表示，改革發生在供給側，有可能短期痛苦、長期見效，有的是當期就很快見效，可能需要需求側方面的一些政策支持、配合，但不要總惦記著需求側的刺激政策。
在樓繼偉看來，“三去一降一補”是針對產能過剩、庫存高起、槓桿偏高、成本過高、短板突出等結構性問題提出的來的工作目標和任務，本質屬性是深化改革，但是現在很多的做法是把目標、任務當手段。“去產能”就下指標，給各省下指標，把目標當手段。
傳統的依靠行政手段的辦法屬於計劃經濟時代的“關停並轉升”的措施，真正的改革做法不多。樓繼偉表示，“下一步推進改革核心要破除制約生產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體制機制障礙，要讓市場起作用。”
談及當下市場的金融亂象，樓繼偉認為，打好“防控金融風險攻堅戰”我們確實到了水落石出的階段，出現了大量的風險，無論是P2P，保險公司的風險期限錯配，還是小銀行的風險暴露，一方面帶來社會安定問題，一方面對中小企業融資帶來了很大的困難。
在樓繼偉看來，我們一邊要降槓桿、去風險，一邊要認真思考究竟需要什麼樣的資本市場，發展什麼樣的經營模式，才能更好地服務於實體經濟。“就我看來，目前這種大混業的模式是絕對不行的，會引發高風險。”
在土地方面，重點是加快土地流轉制度改革。樓繼偉指出，土地天然帶有一定的公共性，沒有自由的土地市場，一個國家的土地面積是有限的，錢是可以印出來的，地是印不出來的，所以土地天然帶來的公共性，要有“用途管制”，但是“用途管制”對不同所有制的，要有進入市場的通道，要大力推進土地流轉制度的改革，提高土地配置效率。
三中全會文件提出，在符合規劃、用途管制和依法取得的前提下，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出讓租賃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權同價。樓繼偉認為，改革有一定的進展，但是容易走偏，仍舊處於試點階段，還沒有全面推開。
白重恩：完善營商環境 從特惠過渡到普惠
白重恩表示中國營商環境還不是很完善，企業如果都照章辦事，很多事都很難。但是中國有一個特惠模式，在營商環境不完善的時候，地方政府會為某些特定企業提供特殊的幫助和保護，使得這些企業可以克服不良的營商環境對它發展所造成的障礙。
但特惠模式會帶來很多問題，白重恩指出，面臨不完善的普惠制度，特惠制度不是最優的安排，是次優的安排，普惠制度還不完善，特惠制度還是有它的作用，但是特惠制度不會長期有效，隨著經濟發展能起到正面效果的可能性越來越小。
他呼籲，我們要盡力完善普惠制度，同時在普惠制度還沒有完善的情況下，我們是否還要容忍一些次優的安排。
林毅夫：中國將在2025年變成發達國家 要承擔更大責任
林毅夫表示，現在85%的世界上的人口還生活發展中國家，到2025年左右，中國變成發達國家，但到那時候還有66%的人是生活在發展中國家。林毅夫認為，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貿易國，到2025年左右又是一個高收入國家，對世界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應該負有更大的責任。
楊偉民提八項改革措施：減少政府機構 取消所有制分類
最近一個時期，社會對改革的質疑多了起來，楊偉民強調，改革是一場深刻的社會革命，既然是革命，肯定不會是一帆風順。“進入新時代，改革開放仍然是決定中國命運的關鍵一招，是中國未來實現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一招”。
對於“新時代改革開放的新使命”，楊偉民提出幾項建議：
第一，從總量擴張到高質量發展。新時代中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要推動高質量發展，必須要由市場來決定資源配置。因為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最有效率的一種方式。
“現在我們看到的效率不高，甚至近一個時期的下滑，根本原因就是因為大量的資源配置還是在由政府決定。所以我們必須正確處理社會主義集中力量辦大事和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關係，少一些集中力量辦大事，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干預、直接配置，這個其實是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話，但是36條裡沒有這句話，沒有這件事，沒有人去落實。所以要少一些集中力量辦大事，多一些市場說了算”。
第二，要從不平衡發展到平衡發展。過去我們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同落後的社會生產之間的矛盾，過去的改革包括開放也是基於這樣一個判斷的。楊偉民表示會，進入新時代後，我國的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了，因此，下一步改革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取向，人民需要什麼就改什麼。
“要以通過改革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為導向，通過改革形成一些機制，比如說能夠自動地糾正經濟結構性失衡、經濟的金融化、經濟房地產化的機制”，“上述三者是重大的三大失衡，靠政府來干預是解決不了的”。
他強調，要形成有利於突破核心技術、城鄉區域協調、公共服務均等化、收入分配合理化以及綠色低碳循環的體制機制。特別是要建立健全保障人民民主權利、保障人權、依法辦事、司法公正的制度。
第三，從所有制改革到產權制度。“今後應該淡化所有權，強化產權，如果總是在所有制問題上爭來爭去，就很難突破公有制、私有制這樣一些思想的束縛，像國企、國資、土地制度、農村宅基地、科研人員擁有科研成果的所有權等等，改革就很難取得實質性的突破”。
在楊偉民看來，現代經濟當中相對於所有權，其實產權更重要，所有權也不是決定社會性質的唯一因素或決定性因素。產權制度是對所有制的深化，無論所有權是誰，都要明晰佔有、使用、轉讓、租賃、收益等產權，國家既要保障所有權，也應該同等程度的保護所有權派生的使用權、經營權、承包權、知識產權等等”。
第四，從商品市場化到要素市場化。楊偉民認為，過去的改革在商品市場化方面取得了極大進展，“現在除了房子和汽車有一些限制，不能自由買賣以外，其他的商品和服務消費者都可以自主選擇了”。但是相對於商品市場而言，要素市場化的改革是明顯滯後的，戶籍制度改革制約了勞動力和人才流動。
資金運用突破了所有制的歧視，很多金融機構用所謂的政治正確、政治安全代替市場規律、金融規律，導致資金配置效率越來越低下，城鄉土地無法自由流動，農村基地建設用地和農村宅基地還沒有進入市場等等，所以新時代的改革必須依靠十九大的要求，大力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大幅度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
第五，從簡政放權到減政減權減稅減費。楊偉民稱，過去提出的主要的目標、主要的改革舉措是簡政放權，這是十分必要的，也取得了明顯的進展。但在讓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新時代僅僅是“簡化”這種簡政放權還不夠，需要同步的推進減政減權減稅減費的改革。
比如，減政就是要減少政府機構，這次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進行了比較大力度的縱向部門改革，現在正在落實當中。同時我覺得各級行政單位應該減少行政層級按，“現在老說改革不到位、政策落實不到位，所以檢查越來越多。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層級太多，現在是五級行政，應該逐步改為三級行政，中央、省、市（縣），市縣同級，這樣可以大幅度壓縮行政建制單位，大幅度減少鄉鎮和行政村的建制，適當增加城市建制，減少行政事業單位，省級特別是市縣級的政府沒有必要層層套用中央政府的政權設置，都是幾大班子幾大班子，沒有必要”。
楊偉民強調，減權的核心是減少政府決定資源配置的權力。如果在三級行政的架構下，縣區政府可以不再負責轄區的經濟增長、財政收入、投資，主要應該負責本級政府應該負責的公共服務、市場監管、社會管理、環境保護等等。在此基礎之上，才能夠大規模的減稅減費。
減稅減費就要重建地方稅體制，形成中央地方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才能根本解決土地財政以及房價問題等等，降低並簡化增值稅稅率，降低社保的繳費率，逐步取消強制性住房公積金。當然這需要配套建設政策性的住房金融機構。“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來的，但是現在爭論很大，到現在有沒有出臺”。取消各類建設性的政府收費基金，廢止各級政府、各級財政資金對企業生產經營活動的直接補貼，“現在的補貼太多”。
第六，從調動普通勞動力的積極性到調動創新人才的積極性。楊偉民認為，在創新發展的時期，必須把調動科研人員和企業家等創新人才的積極性放在重要位置，要允許科研人員包括職務方面人有科研成果所有權。
第七，從國有企業改革到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的活力。我國已經形成了國企、民企、外企這三大市場主體，他們都面臨活力不足的問題，“近期要針對這些問題深化改革，長期應該逐步淡化並取消國企、民企、外企的所有制分類，按照十九大要求，凡是在中國境內註冊的企業，在法律上要一視同仁，政策上要平等對待。我覺得這句話的背後就是要逐步取消所有制的這種分類”。
第八，從漸次開放到全面開放。“過去我們採取漸次開放的方針，主要是出口導向引進來為主，進入新時代，中國開放的大門也只能是越開越大，十九大提出要形成全面開放的格局，所以我們應該形成全面開放的方針，不僅要擴大產業、領域、區域上的開放，更要在思想觀念、結構佈局、體制機制上來擴大開放”。
據瞭解，中國經濟50人論壇是由中國著名經濟學家於1998年6月在北京共同發起組成的非官方、公益性學術組織。論壇聚集了中國具有一流學術水準，享有較高社會聲譽並致力於中國經濟研究的近50位著名經濟學家，被國內外公認為中國高層經濟決策的“智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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