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二祖父周辛夫先生離開我們已經四十多年了，可是老人家的音容笑貌卻依然總是在我腦海裡時隱時現，威嚴中飽含著慈祥，慈祥裡充滿了睿智。
我的家庭是典型的書香門弟、教育世家，老人家更是原巢縣西鄉人知人敬的教育工作者、學者。他崇高的道德情操，高尚的人格品質，嚴謹的治學和敬業精神，可堪稱為人師表的典範。特別是他矢志鄉梓教育、終生不渝的高尚情操永遠激勵著我甚至影響著我們周家的後代子孫，也為身邊的教育工作者樹立了光輝的榜樣。當我還是一個根本不懂事的小孩時，不知為什麼就對他充滿了敬畏感，長大懂事以後，心裡就更是始終把他作為自己的偶像。但遺憾的是與他老人家相處相聚的時間太少太短。僅僅是在他生命的最後短短几十天裡寸步未離地守侯著他，以至這一段艱難、短暫而又寶貴的時間成為我至今最感欣慰的記憶片斷。
據1987年版“烔煬區志”介紹：周辛夫(1904-1971) 名樵，又名薪夫，原名啟福。1926年畢業於安徽省立第二中學，多年從事教育事業……..國文功底深厚，一生悉心研究兒童心理學，悉心鑽研篆刻、書法、金石、音樂、繪畫等，他上課時引經據典，深入淺出地給學生講古典文學作品......
當年二祖父從省立二中畢業後，很短時間留在合肥城內教私塾。不久即受聘於合肥東鄉橋頭集、長臨河任教。1928年，張治中將軍在家鄉創辦黃麓學校(內含幼稚園、小學)，1929正式開學，他便被聘任教。初次見面張週二人便彼此留下了深刻的影響。張先生坦率地告訴周辛夫:我之所以辦這所學校，是因為家鄉許多窮苦人家的孩子不能上學，目的就是想讓他們有一個讀書的地方。特別是當他看到一個堂堂的將軍手裡拿著一個鑼邊敲邊喊:鄉親們，讓你們的孩子來上學吧。心裡非常感動，他想:張先生都能這樣慷慨解囊花錢為家鄉辦教育，我又何嘗不能用自己所學的知識為家鄉人民做出貢獻呢？從那時起他就暗下了決心，立志為鄉梓教育，特別是家鄉小學教育奮鬥一輩子。他向張治中承諾會在黃麓學校一直幹下去，也從此與張治中先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
1933年，經省教育廳同意後，張治中先生在原黃麓學校的基礎上創辦了“安徽省黃麓鄉簡易師範”，黃麓學校便從此改名為黃麓師範附屬小學，並改為公立學校。1934年冬，在粱漱溟的推薦下，著名教育家楊效春任黃師校長，陶行知的得意門生馬侶賢任附小校長，周辛夫任副校長兼教務主任。楊校長積極推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大力提倡“社會即學校，生活即教育”的教育理念。周辛夫等人在他的指導和帶領下，大辦農村教育，推行“小先生制”，兩年時間裡，在黃麓一帶方圓幾十裡內，村村辦起了“鄉農學校”。教師由附小高年級學生和黃師第一、二屆學生擔任，為鄉村掃盲和普及初等教育開僻了捷徑。這一時期，整個學校生機勃勃，儼然成為這一地區的文化中心，實為全省鄉村小學之冠。此後，黃麓學校美名遠楊，其招收的學生髮展到十五個縣的範圍。
百度“黃麓師範附屬小學”介紹:此後二十年間......附小、附設初中班，立足幼兒教育......並留下了許多像周辛夫一樣將全部心血傾注於鄉村教育事業的美名佳語，黃師附小在原巢縣教育史上始終站在教研、教改的前列。
“七.七”事變以後，故鄉淪陷，周辛夫率領部分學生流亡長沙追隨張治中先生(張時任湖南省政府主席)，沿途高唱“大路歌”、“義勇軍進行曲”等抗日戰歌，這些學生後來大部分走上抗日征途。長沙淪陷後，他又跟隨張治中去了重慶，在國民政府中央工業研究所任人事專員一職(相當於現在的人事幹事)。一段時間後轉入重慶中正學校任教。抗戰勝利結束後，他先後輾轉於南京、上海，先是在國立榮昌師範任教，後又任教於上海工人子弟學校吳淞分校。此時江北己經解放，1949年5月，上海解放。其實周先生早就對當時極其腐敗的國民政府失望透頂，而把全部希望寄託於中國共產黨身上，當他聽說家鄉早已解放的消息時激動不已，並很快辭去上海綿紡廠子弟學校的工作。他要回家鄉辦學，他要履行自己的諾言，為鄉梓教育貢獻一輩子。而此時黃麓學校也已復課，校長李志熙在瞭解到周的消息後，“三顧茅廬”執意請他回黃師附小，盛情難卻且都是鄉村教育，都是自己的終生願望。
此時他想起自己的侄子賙濟(我的父親)，家父也是一名從舊社會走過來的知識分子(黃埔軍校長沙分校六期畢業)，華野接管上海後進入當時的革命大學學習，回“101廠”工作。二祖父連續幾次給他寫信，力勸他回家鄉從事鄉村教育。理由是:新中國成立了，中華民族有希望了，但農村現在最缺少和最需要的是知識和科學。於是家父於1952年初毅然決然地從繁華的大上海回到故鄉，同回的還有我的堂舅顏志成先生(黃埔軍校十期，傅作義部下起義將領)，終於辦起了家鄉第一所小學，實現了他們的共同願望，家父也從此致力於家鄉的小學教育事業直至退休。二祖父也從此紮根於黃師附小。
與此同時，合肥一中、二中、巢縣中學(現巢湖一中)相繼都來聘約，因為老人家早己矢志鄉村教育，並且已承諾過張治中先生要在黃小幹一輩子，因而婉言謝絕各方的請求。其間師範部領導也一再請他任教師範畢業班語文，在實在無法推辭的情況下，他只得身兼兩職，(師範畢業班和附小語文)就是怎麼也不放棄小學語文課程。
上世紀六十年代，有一段時間，原黃師一套人馬全部遷移至合肥辦合肥師範(後來的合肥教育學院)，校長呂達夫動員他隨同遷入合肥師範，任教一學期後，二祖父執意堅持仍然回到黃師附小，呂校長久久相勸，可是老人家去意已決，矢志不渝。呂校長最後終於明白和諒解了他，並說道:你既然如此熱愛黃小，那我只好成全你了，於是他又回到附小，一直工作到最後。兌現了自己矢志鄉村小學一輩子的諾言。
“新安晚報”2012年7月2日刊登一篇“履行諾言”的文章，作者羅明濤(原巢湖市教育局語文教研員)，文章結尾這麼寫道:周辛夫先生後半生以自己的實際行動履行了自己的鄭重諾言。他真是沒有辜負張先生的重託，一直堅守在鄉村小學的崗位上，當一名普通的小學語文老師。如今他所教過的眾多學生早己退休。這些當年的莘莘學子們，每當憶及恩師周先生的教學風範時，仍會情不自禁地讚賞良久。
周辛夫先生一生大多從事的是教育事業，當然老人家生活在當時的戰亂年代，雖矢志教育卻時而斷斷續續。比如曾做過國民政府的中央工業研究所人事專員，作為一個曾經的公職人員和教師，應該說其經濟收入還算頗豐的。但是老人家終生毫無積蓄，更未置任何產業。但是他有一項最寶貴的財產，那就是藏書，他把終生的積蓄和心血都用在了收藏書籍上面。家中普普通通的三間小瓦房有一間和廂房是專門用來置放藏書的。兒時的我大部分時間都是在那兒度過的，那是我的黃金少兒時代。可惜我那時年少不懂事，待到稍微能看懂書的時候，我便像“飢餓人撲向麵包那樣撲向書本”。卻因為年齡太小，無論如何也只能打下如今淺薄的功底，倒是養成了一種酷愛閱讀，視書如血如命的良好習慣。
記憶中的“周家書屋”簡直就是一個書的海洋，各種古今中外、名人大家的專集、選集、文集，各種報刊雜誌應有盡有。那時候我們還是未上學的小孩就可以看小人書、連環畫，識字了便有《小朋友》《兒童時代》《少年文藝》，再後來《中學生》《兒童文學》《學科學》等，再後來《兒童文庫叢書》《童年》《十萬個為什麼》《悲慘世界》《少年經濟學講話》......記憶最深的是那些描寫戰爭年代的紅色書籍，還有前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文學作品，如《趙一曼》《我的一家》《紅日》《紅巖》《紅旗譜》《烈火金剛》《林海雪原》《保衛延安》《太陽照在桑乾河上》高爾基的人生三部曲，《卓婭和舒拉的故事》《青年近衛軍》《鋼鐵是怎樣煉成的》等。這些書籍數也數不請，看也看不完，這些書籍在我們這些孤陋寡聞的農村兒童面前展現了一個廣闊而又豐富多彩的世界。
記憶中的“周家書屋”更有那些無比珍貴的中外古典、近現代名著，可惜那時有許多書我根本無法看懂。僅僅在初中畢業前將我國的古典四大名著似懂非懂地“啃”了兩遍。但那些無數好書的名字卻至今記憶猶新，其中有唐詩三百首，宋詞三百首，《資治通鑑》《史記》《康熙辭典》《辭海》《辭源》馬、恩、列、斯、毛的全集，矛盾、巴金、老舍的選集，沫若文集等，只有《魯迅全集》至今還完整保存。
老人家的敬書、愛書、藏書影響了我們周家整整一代後人和子孫以及村子裡的青少年，那時我們周家無論叔侄、兄弟姐妹個個都是書迷，我們大多數人經常是邊吃飯邊看書，走在路上也是看書，甚至是上廁所時也會帶著一本書。我的表叔傅書濤先生(原巢湖報社副總編)正是因為當年在周家書屋飽覽群書，只有小學畢業學歷的他，於1956年22歲時毅然辭去肥東縣百貨公司人事股長一職，自學報考大學，並當年就被複旦大學新聞系錄取。時止今日，半個多世紀過去了，我卻總是無限懷念那時的閱讀風氣，經常嘆息今天的許多青少年漠視閱讀的可悲。
記憶中二祖父曾多次在我們面前說過:我這一生除了養家餬口，教育子女，幾乎是節衣縮食地購書、藏書。還和我們說過這樣一件事情:1949年國民政府敗退臺灣之際，他把在南京幾年來所購置的書刊，其中有自己特別珍貴的《聞一多全集》託朋友用小船從水路運回家鄉，但結果卻音信全無，為此他特別心痛，並且不止一次地談及此事。
現在想來最大遺憾是:周家書屋——二祖父的終生積蓄和心血，在文革中被造反派付之一炬。當年焚書的一幕至今我還歷歷在目，大概有二十多人抬的抬、挑的挑，足足用了兩個多小時，運到村子北面的一個場子上，一把大火燒得我淚流滿面，心如刀絞，雖痛心疾首卻敢怒不敢言。我更清楚，此時有一個老人比我還要痛苦，那就是在毀滅他的生命啊。（未完待續）
最憶是巢州
閱讀更多 最憶是巢州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