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渝
不少學者關注《蔣介石日記》並非為了研究蔣介石本人，作為中國近現代上重量級的政治人物，諸多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很多爭議多年的問題可以通過日記來解密。九一八事變可以說是較為典型的一例。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發動九一八事變，東北軍幾乎沒有抵抗便匆匆撤離，日軍隨後佔領瀋陽。長期以來一直認為在九一八事變當夜，蔣介石給張學良下達了“不抵抗”命令，導致瀋陽淪陷。這一說法主要出自張學良的秘書郭維城的回憶文章：“九一八事變當時，張學良將軍等在北平，一夜之間，十幾次電南京蔣介石請示，南京方面卻若無其事地十幾次覆電不準抵抗，把槍架起來，把倉庫鎖起來，一律點交日軍。”還說，蔣介石的電文至今還保存著。這段話言之鑿鑿，遂成為定調。儘管從沒有人見過那些所謂保存至今的電文，而張學良晚年也親口否認了這一說法，並承認：“我當時沒想到日本軍隊會那麼做，我認為日本是利用軍事行動向我們挑釁，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對九一八事變判斷錯誤了。”但仍不乏有人認為這是張學良想為蔣先生洗脫汙名才主動背的黑鍋。《蔣介石日記》公開後，進一步解開這個謎題：九一八事變當天早上，蔣介石登船前往江西對紅軍進行“圍剿”，下午在船上研究地圖和閱讀《中山全集》，當晚事變發生時，蔣介石在船上，對東北驚變毫不知情，自然不可能從南京拍發“不抵抗”電報。直到19日，蔣介石才得知瀋陽和長春被佔領的消息。
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這6年中，蔣介石推出“攘外必先安內”之政策，直到西安事變後才“被逼”抗日，這也是長期以來的定調。但翻閱蔣介石1931-1937年這6年日記，再結合當時歷史事件進行分析，會發現無論歷史事件，還是蔣介石其人都非常複雜，不能單純作臉譜化處理。總體而來，蔣介石這6年一直在“攘外”和“安內”之間徘徊不定，側重方針也在變化。如1933年元旦，日軍侵略的步伐向山海關邁進，戰爭的陰雲籠罩華北。這一天，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兩行字：“雪恥之記，已足五年，今年不再自欺乎？倭寇警報日急，望自奮勉，毋負所生也。” 1月4日，蔣介石在日記中寫下：“自今日起，每日記雪恥一則，總使倭寇敉平，國恥湔雪也。”然而僅在18天后，蔣介石卻親赴南昌指揮“剿共”，對蘇區進行了長達一年多的“圍剿”，最終迫使紅軍長征。
從蔣介石的日記來看，當時的他不但深刻意識到日軍侵華的企圖，並時常勉勵自己不忘“雪恥”，但實際上卻還是在實行“攘外必先安內”之方針。因此不免有人質疑，是否蔣只是在日記中裝腔作勢，“日記強國”呢？實際上在紅軍長征前後，國內外的形勢也十分複雜：日本虎視眈眈，蘇聯居心叵測，德國若即若離。此外偽滿軍、偽蒙軍多次挑釁，各省勢力同床異夢，國民黨內政敵蠢蠢欲動⋯⋯蔣介石面對這樣一盤棋局，所謂“安內”也並非單純指對付紅軍。如1934年1月28日的日記中，他寫道：“寧夏孫匪（孫殿英），新疆盛閥（盛世才），必為國家大患。”與此同時，蔣介石也深知中日戰爭不可避免，在對日抗戰必須提前部署。早在1933年8月17日，蔣就在日記中寫下“大戰未起之前，如何掩護準備，使敵不加註意，其惟經營西北與四川乎”。次年12月29日，紅軍主力已從蘇區撤離開始長征，蔣介石又在日記寫道：“若為對倭計，以剿匪為掩護抗日之原則言之，避免內戰，使倭無隙進而乘，並可得眾同情，乃仍以親剿川、黔殘匪以經營西南根據地之張本，亦未始非策也。當再熟籌之！”
這一則日記信息量極大，結合之後蔣介石的作為，可得知這麼幾點：第一，蔣介石預見將來中日必戰，重心從“安內”轉向“攘外”；第二，經過第五次“圍剿”後，蔣介石認為紅軍的威脅已消除，剩下的只是可以利用來讓中央勢力進入西南地區的“殘匪”。第三，他拋出經營西南的計劃，西南對其重要性，正如其一個月前在日記中所寫：“如經營四川，應注重駐地，以對倭、俄寇與兩廣皆能顧到為要也。”
1934年底至1935年秋，蔣介石用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去實行這個計劃，先後控制貴州，滲透四川，拉攏雲南。抗戰全面爆發後，西南能成為國民政府堅持長期抗戰的根據地，與蔣介石在這幾年的部署有直接關係。1936年冬季的綏遠抗戰爆發，蔣介石對日政策也由之前的退讓轉變為強硬。11月23日的百靈廟戰役就是蔣介石親自部署、指揮的，此役粉碎了日軍在內蒙古炮製第二個偽滿洲國的陰謀。當時蔣介石還制定了收復商都的作戰計劃，以期擴大戰果，只是20天后（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綏遠抗戰被迫中斷。綏遠之役發生於西安事變之前，故而說蔣在西安事變之後才“被逼”抗日並不準確。
整個抗日戰爭時期，蔣介石作為中國最高統帥，地位之特殊不言而喻，日記中絕大多數文字記載了他對當前軍政大事的處理經過、對國際時政的種種看法等。因此《蔣介石日記》對於抗日戰爭研究具有重要價值，甚至是不可缺少的歷史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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