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在為數眾多的唐代詩人中選出三位，作為唐詩的代表，當選的一定是李白、杜甫和王維。因為他們無論是從詩的風格，還是人生經歷來說 ，都很值得玩味。
如果把他們比作人生的三個階段，那麼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去還復來”，一副躊躇滿志的樣子，宛如意氣發的青年時期。提到杜甫，“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杯”的畫面就會浮現在眼前，活脫脫是嚐盡了酸甜苦辣的中年寫照。而“倚杖柴門外，臨風聽暮蟬”的王維，那份淡泊和寧靜，恰如安逸閒適的老年階段。
如果再按照傳統文化的儒釋道三家來分，那麼“五歲誦六甲，十歲讀百家”，“五嶽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遊”的李白，渴望像《道德經》中描繪的那樣，功成名遂而後身退，無疑代表著道家的超群拔俗。希望“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杜甫，則代表了儒家的忠君愛國。而自號為摩詰居士的王維，其意就取自佛教的《維摩詰經》，自然是佛家的代表了。
他們的經歷就更有趣了。李白渴望建功立業，但又不走尋常路，不屑於像常人那樣參加科舉選拔。他幻想像莊子《逍遙遊》裡的大鵬那樣，扶搖直上，一飛沖天，儘快實現自己的抱負。然後再“功成不受爵，長揖歸田廬”，瀟灑地退隱林下，為道家“功遂、身退，天之道”的理想，做個完美的註腳，留下千古美名，讓後代的文人永遠羨慕去吧。
杜甫生長在奉儒守官的士大夫家庭，自然是循規蹈矩地去參加科舉考試。但遺憾的是，這麼一個大詩人，考進士竟然落了榜，在長安熬了十幾年，才得了個從八品的小官。相比之下，王維就幸運多了，開元九年，二十一歲的他就中了進士，據說還是當科的狀元，可謂春風得意馬蹄輕。
李白的人脈果然厲害，通過他朋友圈的大力推薦，直接得到了唐玄宗的招喚。於是他唱著“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興沖沖地上任去了。杜甫在安史亂中，被叛軍所獲。當兵的才不管他會不會寫詩呢，一聽他只是個倉庫保管員，嫌他官小，都懶得搭理他。他冒險逃脫，追上了唐肅宗。肅宗感他一片忠心，授予他左拾遺之職。而王維進士及第後，就順利地當上了太樂丞，主管朝廷的禮樂，官雖不大，卻很重要。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
李白滿以為入了翰林，可以成為伊呂謝安一類人物，一展鴻圖。豈料他的地位其實只是個弄臣，整天和一幫歌唱家、音樂家一起工作，在晚會上吟個詩填個詞表演個節目啥的，靠搞文藝根本就當不了將軍。這說明以古喻今還說得通，以今推古完全是騙人的。於是他唱著“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拂袖而去，放鹿青崖間，散發弄扁舟去了，道家的自然率性，無拘無束，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展現。
杜甫乾的左拾遺是個諫官，他“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知無不言，乾得很認真，結果因為忠言逆耳，賣力不討好，沒幹幾天，就被貶了官。津貼低得都沒法養家餬口，只得自動離了職。杜甫很忙，他的大半生都奔波在路上，為了生活，出長安，入蜀道，奔湘江，顛沛流離，居無定所，正是“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可他窮且益堅，依舊以天下為己任，唱著“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不改儒家憂國憂民之初心。
王維的仕途也並非一帆風順。做太樂丞時，因伶人舞黃獅子，不合規定，被貶了官，遭受了人生第一次打擊。張九齡為相時，被提拔為右拾遺、監察御史。前途剛有點希望，又趕上安史之亂，他扈駕不及，竟被叛軍抓了俘虜。儘管服藥裝啞，仍迫授偽職，誰讓他職位高名氣大呢。兩京收復後，論罪當斬，因其弟大力營救，加之他被俘時寫過思念朝廷的詩，才被寬大處理。跌宕起伏的人生經歷，使他逐漸看淡了得失，“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轉而篤信禪理，移情于山水。
他們三人不同的人生經歷，也直接影響了他們的創作風格。李白從二十五歲起，遍幹諸侯，以一介布衣，交遊卿相，憑什麼使人家對他刮目相看，側耳而聽？靠得就是他獨特的營銷手段。大家知道，李白的詩大膽誇張，雄奇奔放，讀之馳心動魄。真是“筆落驚風雨，詩成泣鬼神！”莫不使人讀其詩而想見其人，繼而“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 。”顯然，他的詩替他起到了很好的廣告宣傳作用。然而李詩的豪放，純是一派天機，凌雲之氣，噴薄而出，猶如鯤鵬展翅，從九天之上俯視人間，絕非刻意所能為。他那種居高臨下的氣概，以及道家思想中超然物外的境界，是任何人模仿不來的。
如果說李白的詩是從心底自然噴發而出的，那麼杜甫的詩句則是用苦和淚凝鍊出來的。他“竊比稷與契，居然成瓠落”，雖懷忠君之志，卻報國無門，屢遭禍亂，備嘗坎坷。故而他的詩沉鬱頓挫，蒼茫深邃，從字裡行間又透露出一股不平之氣。
王維的詩不像李白那樣傾瀉而下，也不同於杜甫的凝鍊而成，而是淡遠空靈，自然流出。個人命運的大起大落，使他對生命有了更深層次的領悟。他不再希望做一番轟轟烈烈的大事業，而是反觀諸己，“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轉而尋求心靈的寧靜。精深微妙的佛家學說，給了他極大的慰藉，其詩靜謐高遠，禪理深長，有不可說之妙。
正由於李白有過尋仙的經歷，王維有著參禪的體驗，他們才顯得更加超脫，對紛繁的世務，既能入乎其內，又能遊於其外，不被外物傷害到自己的內心。比如李白的那首詩：
眾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
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對比王維的絕句：
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
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雖然平生之志不為人所瞭解，卻幸有青山作伴，明月相照，於苦悶之中，尚能得到一點內心的平衡。這兩首詩，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獨坐幽篁裡，彈琴復長嘯
最可悲的就是杜甫，他奉儒家之典，以天下為己任，自言“蓋棺事則已，此志常計豁”，憂國憂民之心，至死不虞。當此明月清冷，山川寂寥，只會更讓他對景生情，感傷懷抱，嘆世事之不平，哀民生之多艱。他大聲疾呼“朱門肉臭，路有凍死骨”，而幼子餓死，一家人飢寒愁苦，自己卻無能為力。少陵野老吞聲哭，“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孔融的這句話，正是杜甫此時的狀態。難道這就是一個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的下場？
天明登前程，獨與老翁別
李白醉裡撈月，瀟灑地仙去；王維隱於輞川，平靜地西歸；杜甫卻客死在湘江的一條船上，他是窮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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