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今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中美貿易戰的陡然升級，令中國科技研發創新變得異常緊迫，倒逼“科學的春天”第二季的到來。
1978年3月，正是中國剛剛走出“文革”十年浩劫、春寒料峭之際，北京隆重召開了全國科學大會。鄧小平在大會上闡述了“科學技術是生產力”的著名論斷，摘掉了長期扣在知識分子頭上的帽子，中國迎來了尊重知識、崇尚科學、重視人才的“科學的春天”，為改革開放提供了極其重要的力量源泉。
高層十天三度部署 核心技術創新
7月13日，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專門研究了加強關鍵核心技術創新工作。會議承認，中國科技發展水準特別是關鍵核心技術創新能力同國際先進水準相比還有很大差距。要加強基礎研究，努力取得重大原創性突破，充分發揮科學家和企業家的創新主體作用。
這已經是短短十天之內，中國高層第三度就科技創新對外發聲，凸顯了高層的緊迫感和危機感。7月3日，中辦、國辦印發《關於深化項目評審、人才評價、機構評估改革的意見》，提出深化“三評”改革，優化科研項目評審管理機制、改進科技人才評價方式、完善科研機構評估制度、加強監督評估和科研誠信體系建設。
7月4日，李克強主持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深化科技領域“放管服”改革。會議決定，按照能放盡放的要求賦予科研人員更大的人財物自主支配權，充分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激發創新活力，壯大經濟發展新動能。
北京大學生命科學院前院長饒毅認為，中國的科學沒能支撐中國經濟的發展，這意味著中國的科學出現了問題。中國到底能不能追上美國，從這個角度來分析，還差得很遠。首先是未來科學人才的來源在下降。現在很多學生選擇學法科、商科，而他們對自然科學的興趣卻逐漸退回到1949年去了。其次，與美國對科學的全力投入相比，中國則連基本發力都無。中國的行政管理體系存在問題。科研經費行政人員說了算，使得使用效率被腰斬了。饒毅建議，用體制支援學術做得好的人，給予寬容度、自主權，然後在未來五六年對工作進行評審。
根據國務院的新要求，凡國家科技執行信息系統已有的項目申報材料，不得要求重複提供。減少各類檢查、評估、審計，對自由探索類基礎研究和實施週期3年以下項目一般不作過程檢查。將財務和技術驗收合併為項目期末一次性綜合評價。允許科研人員通過購買財會等專業服務，從繁瑣雜務中解放出來。
其實，充分相信科研人員，尊重人才，賦予他們更大經費使用自主權。對科研急需的設備和耗材可特事特辦、不搞招投標。科研人員在研究方向和目標不變的前提下，可自主調整技術路線。項目直接費用除設備費外，其他費用調劑權下放項目承擔單位。對承擔關鍵領域核心技術攻關任務的科研人員加大薪酬激勵，對全時全職的團隊負責人及引進的高端人才實行年薪制，相應增加當年績效工資總量。
中國科學院大學一位研究人員透露，以往科研項目申報，無論項目經費是幾萬還是幾十萬，從開題到評審到結束，一般會議都要開三個以上，環節多而瑣碎。經費報銷往往要到財務處排隊報銷，費時費力。因此，今次科研新政，對於放開對科研人員束縛、提升積極性，具有正面意義。
世界第一論文大國的背後
國務院也特別提出，建立重結果、重績效的評價體系，區別對待因科研不確定性未能實現預想目標和學術不端導致的項目失敗，嚴懲弄虛作假。
接連發生的造假事件，對中國科研產生了惡劣的負面影響。在中興“缺芯”事件發酵時，十幾年前漢芯造假事件被重新提及。2003年，上海交通大學微電子學院院長陳進，宣稱發明漢芯一號，騙取了高達11億元科研經費。然而，實際上陳進只是買了美國一家公司的芯片，僱傭一個裝修自己辦公室的農民工，用砂紙抹掉了原來美國公司的logo，再印上“漢芯一號”就成了自己研發的芯片。
■ 騙取了高達11億元科研經費的漢芯一號。
2018年5月24日，山東常林集團步入破產的法律程序。這家昔日的“中國機械工業百強”企業涉嫌項目空轉、科研造假問題，也被再度爆出。常林擁有企業國家重點實驗室和山東省重點實驗室，8年獲得科研經費15億元。2012年8月7日，常林集團的中川液壓高端液壓產品成功通過國家級鑑定。然而，常林集團所謂“掌握核心關鍵技術的高端液壓產品”中一款液壓泵，只是將日本川崎泵的油漆塗掉，換上中川的標牌就通過了鑑定。
比這種造假個案更具腐蝕性的，是那些系統性的急功近利、浮躁敷衍。近日，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發布的《2018年科學與工程指標》報告引起廣泛關注。報告顯示，2016年中國發表學術論文42.6萬份，首次超過美國（40.9萬份），成為全球第一。然而，高數量的背後是品質的參差不齊。
長期以來，中國許多大學和科研機構以發表論文作為科研獎勵、職稱評定、頒發學位等依據，導致許多科研人員無心做研究，而是想方設法應付論文。其品質可想而知。以人工智能為例，中國在AI領域出版的論文數量排名世界第一，超過了排名第二的美國和第三的日本的總和，然而中國加權引文影響力則只排名34位，被美日遠遠甩在身後。
科學史專家、上海交通大學教授江曉原指出，中國作者近年在國外期刊發表的論文中，有相當大的部分發表在學術聲譽較差、影響力較低的低端期刊上。特別是所謂的“開放存取期刊”——沒有紙質版本，完全線上發表，免費閱讀，但作者需要交納“論文處理費用”，而且審稿往往非常寬鬆，刊用率可達80%以上。再次，為了發表這些低端論文，中國作者耗費了一部分科研經費作為發表費用。據保守測算，2016年和2017年，中國作者為發表SCI開放存取論文，向國外期刊貢獻費用總規模的下限達每年7.6億元人民幣。
江曉原認為，重視論文總量中的低端論文問題，對相關的科研管理部門來說，已經到了刻不容緩的地步。只有正視數量背後的問題，中國的科學研究才能走得更遠更好。
■ 長期以來，中國許多大學和科研機構以發表論文作為科研獎勵、職稱評定、頒發學位等依據，導致許多科研人員無心做研究，而是想方設法應付論文。
院士制度改革去行政化
實際上，在十九大之前，科技領域的一些改革包括院士制度改革、中國科協系統改革等，就已經陸續展開。2015年8月，中央出臺《深化科技體制改革實施方案》，部署了到2020年要完成的143項改革任務，目前已完成110多項。
在今年5月舉行的中國科學院第十九次院士大會上，中科院院長白春禮透露，最新一輪的院士制度改進完善任務“已總體完成”。此前，改革院士遴選和管理體制、提高中青年人才比例、實行院士退出制度等已經相繼“落地”。
2017年，在中國工程院新當選的67名院士中，年齡最小的49歲，最大的67歲，平均年齡56.37歲，60歲以下佔85%，更多優秀的中青年工程科技專家當選。中科院新當選院士61人，平均年齡54歲，60歲以下的達到92%。
除了推進院士年輕化問題，本輪院士制度改革中的另外一大重點是去行政化，這是一塊難啃的硬骨頭。以往，少數候選人利用自己的行政權力為自己當選院士違規拉票。譬如，被中紀委查處的原鐵道部副總工程師張曙光就曾兩次參選工程院院士，第二次時只差一票就當選。
隨著院士頭銜“行政化”“利益化”傾向帶來的一些負面影響，學術共同體內部已經意識到，高官確實不宜參選院士。究其原因，在現行制度下，行政事務過多必然導致無暇顧及學術事務，有官職的科學家已經不是“全職科學家”，學術水準難以保證。但由於掌握特有的行政資源，官員在“拉票”“助選”方面的可能性相比無官職的科學家自然會大一些。
除了“顯性權力”問題，還存在“隱性權力”問題。本來，院士主要是一種學術榮譽稱號，院士制度賦予院士的權力極為有限。但是，由於在科技經費分配、重大課題項目立項、科技成果鑑定、科技獎勵、職稱職務升遷、科技規劃制定和評議、學科與機構評議等方面，院士們經常被各種權力機關、組織邀請主持或參加有關工作，以顯示其權威性和科學性，加之從中央到地方的重視，科技界的權力有向院士集中的趨勢。
本輪改革，兩院相關文件都提出了“公務員和參照公務員法管理的黨政機關處級以上領導幹部原則上不作為院士候選人”。並且取消了部委、地方、企業的推薦權，將推薦權收緊到學術團體和院士手中，儘可能減少行政色彩，降低產生腐敗的風險。
改革中建立的院士退出制度，旨在防止某個領域所謂的“泰斗”造成長期資源壟斷，也防止院士榮譽稱號附著太多名利而變味走樣，為年輕科研人員獲取科研資源和話語權創造更多條件。
改革中國科協 重組科技部
科協改革也是科技體制整體改革的重要一環。中國科協會員包括200多個全國學會和遍佈各地的地方學會，負責聯繫7000多萬科技工作者。
2015年，中央召開首次群團工作會議，要求工會、共青團、科協等群團組織解決機關化、行政化、貴族化、娛樂化等脫離群眾的“四化”問題。2016年，中央發佈《科協系統深化改革實施方案》，強調科協系統改革不是“零打碎敲”，而是全面系統深入的“刮骨療傷”；必須切實克服“小眾俱樂部”傾向，把眼光更多地投向基層。
過去，科協工作重精英輕“草根”，常常圍著“大牌”專家轉，對中青年和基層一線科技工作者的關注和服務不足。改革過程之中，科協改革了團體會員制度，突出科技工作者主體地位，接受大型企業科協和中央直屬高校科協作為中國科協團體會員，支持所屬學會重點發展個人會員。優化學會領導人員構成，擴大基層一線科技工作者比重。
中國工程院院士鄭南寧表示，學會的優勢在於匯聚了多學科、產學研不同環節的科研人員，能夠精確助力國家的創新驅動發展。英國經濟和美國經濟在不同歷史時空的騰飛，都源於草根階層的創新。科協帶領學會實施創新驅動助力工程，實際上也是要面向基層。
在今年的機構改革中，重新組建科學技術部，將原屬於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國家外國專家局，併入新的科技部，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也劃歸科技部管理，從而實現了科技部對國內外科技人才、重大科研項目規劃管理、科技創新戰略規劃等的統籌協調管理。
■ 2018年7月3日，工作人員在第四屆中國（北京）軍民融合技術裝備博覽會上演示一款虛擬現實訓練系統。
軍民融合破除科技壁壘
2017年6月，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舉行第一次全體會議，標誌著中國第一個最高層級的軍民融合決策協調機構正式組建成立，軍民融合上升到國家最高戰略層面。
英國經濟學家傑拉德•萊昂斯（Gerard Lyons）在其著作《新經濟秩序》中指出，不應該低估軍事對經濟的作用。他認為，軍事支出所帶來的積極經濟效益往往被忽視。正是它使得美蘇在冷戰時期處在了科學發展和技術創新的前沿。雖然蘇聯式共產主義制度不允許對這些科學技術進行商業開發和廣泛應用，但美國自由市場是允許的。這保持了正面經濟影響，為科學發展籌措了經費，尖端科學技術保證了在硬實力方面保持領先。在過去的半個多世紀，美國都在努力確保國防科研方面的競爭優勢，並設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來支持這一目標，這個機構開發了具有更廣泛商業用途的技術。
雖然中國經濟以不同於蘇聯的方式取得增長，但在國防科技應用方面，卻存在許多蘇聯式的弊端。軍用民用之間存在了相當多的隔閡與壁壘，國防尖端技術難以有效轉化為民用，為國民經濟服務。另一方面，一些民企開發的先進技術也無法進入軍方體系。這導致了眾多重複建設。中國構建軍民融合發展體系，正是為了清除“民參軍”“軍轉民”障礙。
今年3月2日，十九屆中央軍民融合發展委員會召開第一次全體會議，審議通過了《軍民融合發展戰略綱要》《國家軍民融合創新示範區建設實施方案》。國防大學軍民融合發展研究中心教授姜魯鳴指出，目前軍民融合形成了“6+6”的發展格局。第一個“6”就是在重點領域形成軍民融合深度發展的六個體系，這就是基礎領域、資源分享體系、中國特色先進國防科技工業體系、軍民科技協同創新體系、軍事人才培養體系、軍隊保障社會化體系和國防動員體系。第二個“6”就是在一些新興領域形成軍民融合深度發展的格局，包括海洋、太空、網絡空間、生物、新能源和人工智能等。
姜魯鳴認為，2018年是軍民融合政策制度發育期的最關鍵一年，在政策制度上能不能破除利益“堅冰”，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未來一兩年如何推進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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