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美特殊關係”這個詞早已是盡人皆知。很多人將英美兩國之間的這種緊密聯繫視為理所當然，甚至將它提升到道德文化的高度。誠然，英美兩國相似的歷史文化背景確實對兩國關係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但是單純以此來看待卻是很不恰當的。接下來，我們就來聊一聊英美特殊關係形成的原因及其所揭示的內涵。
首先，我們來闡述一下英美兩國之間這種“特殊”關係的形成過程：
與我們普遍的認識不同，“特殊關係”這個概念是事後才出現，並被認可的。也就是說，英美兩國在發展彼此關係的過程中，並沒有一上來就確定這個目標。這也是可以理解的。美國是從英國的殖民統治下解放出來的，並且在1812年爆發的英美戰爭（第二次北美獨立戰爭）中，英國一度攻陷華盛頓，火燒白宮。此後，雙方雖然握手言和，並就美國與加拿大的邊界達成初步協議，但是雙方的關係依舊是非常緊張。
英美關係發展的第一個里程碑是1823年的《門羅宣言》。由於英國擔心歐洲強國以鎮壓西班牙殖民地起義為名干涉到拉美事務中來。英國外交大臣坎寧向美國發出照會，建議美國和英國達成協議，共同反對第三國干涉拉美事務或者將拉美原西班牙的殖民地轉交給第三國。這個建議是符合美國利益的。但是美國國務卿約翰·昆西·亞當斯對英國懷有強烈的不信任，十分擔心英國會藉機擴張其在西半球的影響力，甚至將美國綁在英國的“戰艦上”，用亞當斯的話說“使美國成為跟在大英帝國大戰艦後邊的小舢板”。但是，時任美國總統的詹姆斯·門羅同樣看到了這個建議所蘊含的巨大戰略價值。因為此時，歐洲列強確實有趁西班牙衰落之際染指西半球的想法。俄國實際上已經開始在北美的太平洋沿岸建立據點。因此，門羅總統決定借坎寧提議的機會，闡述美國獨立的西半球政策，即美國不能容忍任何歐洲國家在西半球的進一步殖民。
美國總統詹姆斯·門羅
這是一個高明的做法。從內容上看，美國反對的是“任何歐洲國家”，其中也包括英國，這就排除了英國藉機擴張的可能，也保證了美國政策的獨立性。另一方面，坎寧雖然對美國這種不理睬英國的做法非常氣憤，但是考慮到門羅宣言基本上也符合英國的利益，因此也就選擇了默許。此外，考慮到當時美國弱小的海軍實力，要想實現聲明中的要求，英國皇家海軍將發揮關鍵作用。這就等於是美國利用英國的保護實現自身的目的。有了這個保護，美國也可以放心大膽的向西部擴張疆土。可謂一舉多得。
在美國南北戰爭期間，南部邦聯急需英國的軍火援助。當時的英國法律規定，禁止在英國領土上武裝任何旨在被交戰方用於反對一個與英國處於和平狀態的國家的船隻。但是，南方邦聯破壞了這一法律，用從英國訂購的汽船“亞拉巴馬號”對北方聯邦的航運造成巨大威脅。這也導致了此後持續多年的英美間的外交和法律爭端。美國要求獲得英國的賠償。1872年的日內瓦國際法庭以仲裁的方式，裁定英國向美國賠償1550萬美元。此後不久，同樣是採用仲裁的方式解決了美國和加拿大東北部邊界的糾紛。這兩個事件連同英美兩國其他的邊界和捕魚權問題的解決，表面上看這些都是孤立的事件，但是這卻預示著英美兩國開始決定採用仲裁而非武力威脅的方式解決彼此之間的矛盾，為最終“特殊關係”的形成奠定了堅實的基礎。（注意，這個特殊關係是後人總結的）
英美關係發展史中另一個關鍵性的里程碑是1895年的委內瑞拉危機。委內瑞拉危機的起因是1811年委內瑞拉從西班牙統治下獨立出來時，其東部與荷屬圭亞那的邊界糾紛。1814年荷屬圭亞那將西部割讓給了英國。此後，在爭議地區又發現了巨大的金礦，英國和委內瑞拉的邊界危機也隨之愈演愈烈。1888年委內瑞拉斷絕了與英國的外交關係，並且向美國發出呼籲，要求美國動用門羅宣言的規定保護委內瑞拉。美國果然作出回應，向英國發出強硬的照會（即奧爾尼照會）。恰在此時，英國與南非布爾人之間的矛盾激化，並且發生了詹姆森襲擊事件和德皇威廉二世愚蠢的克魯格電報事件。英國輿論完全集中在對德國行為的憤怒上。英國政府決心消除與美國之間的矛盾。時任殖民大臣的約瑟夫·張伯倫甚至說，盼望“在捍衛人性和正義支持的共同事業時，星條旗和米字旗可以在一起飄揚”。英美關係發生戲劇性的轉折。委內瑞拉危機本來很有可能激化英美矛盾，卻轉折成為兩國關係改善的重要里程碑。
西奧多·羅斯福依靠海軍推行強硬的外交政策，捍衛美國在西半球的地位
此後英美關係快速發展。在1896年美西戰爭爆發前，英國首相索爾茲伯裡明確表示，尊重美國在加勒比海的地位，不論美國採取什麼樣的政策，英國不考慮發表任何意見。在美國尋求獲得巴拿馬運河的開鑿權的過程中，英美經過談判達成《約翰·海-龐斯富特條約》，英國再次承認美國在加勒比海地區的主導地位，並且重申了英國與美國保持友好關係的決心。
英美特殊關係的第三個里程碑發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初，即美國正式參戰之前的階段。由於受到1937年的中立法案和1934年的約翰遜法案束縛，美國不能向未償還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欠美國債務的國家提供貸款；交戰國要購買美國武器，必須採取“現款自運”；美國向交戰國提供的武器必須被證明是對美國自身國防並不需要的才行。而當時英國的現實條件恰恰無法滿足以上要求：英國沒有還清一戰中所欠債務；面對戰爭的巨大損失，美元和黃金儲備也即將耗盡。面對納粹德國海軍對英國海上交通線的巨大威脅以及登陸英國本土的可能，丘吉爾首先提出了希望從美國獲得50艘老舊驅逐艦的要求。面對法律的束縛和國內孤立主義陣營的強烈反對，羅斯福只能通過將英國國防安全的重要性與美國自身相聯繫的方式來說服國會和民眾。一方面要求英國將大西洋上部分島嶼和海軍基地的使用權交給美國來換取軍艦，這樣既可以緩解英國的資金壓力，也可以通過強調這些島嶼的國防意義來說明這項交易的價值。同時證明美國海軍的防禦不需要這些老舊的驅逐艦。另一方面，獲得丘吉爾的保證，如果英國本土淪陷，英國不會交出海軍，而是將艦隊移至加拿大繼續抵抗，已解除美國對美國軍火落入德國手中的擔憂。此後，羅斯福總統利用美國法律的漏洞，提出《租借法案》，進一步加大對反法西斯國家的援助力度。實際上，除了上述國防需要，《租借法案》的經濟價值對羅斯福總統來說同樣重要，美國可以先替英國下軍火訂單，生產出來之後在根據需要轉交給英國，這樣一來可以極大地刺激美國的工業生產，使美國更快地走出大蕭條的影響。
通過對上述英美特殊關係形成過程的闡述，我們可以看到，英美兩國緊密關係形成的最初原因並非通常認為的共同文化和歷史，更多的出於各自利益的現實考慮。從十九世紀初一直貫穿到二戰，英國對於美國來說，始終是阻擋歐陸大國染指西半球的屏障。大英帝國時期，英國霸權的核心是大西洋和印度洋，英國也希望看到一個友好的美國將發展方向指向太平洋。此外，英國的殖民體系得以維持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保持歐洲大陸的實力均衡，英國也不希望看到歐陸強國染指西半球。因此，英國和美國的全球戰略是互補的，這是英美特殊關係形成的最重要基礎。很多人會問，十九世紀末開始，伴隨著鐵路革命的興起，美國和德國幾乎同時崛起為世界強國，為什麼英國只反對德國而不反對美國呢？事實上，上述分析很好地解釋了這個問題。德國的崛起徹底改變了歐陸均勢的格局，這對英國全球戰略的影響是顛覆性的。換句話說，德國的崛起與英國是相矛盾的，而美國與英國卻是相容的。至於後人經常強調的共同的歷史和文化背景，他們更多的是起到維持這種緊密關係的作用，但絕非其形成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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