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卿45歲了，在人生進入一個似乎更自由的階段後，她卻進入了一個加速狂奔的狀態，“我就覺得魚尾紋啊斑啊這些事情並不是很重要。就像是你掙脫了束縛以後，你獲得了某種自由，那種奔跑的速度帶給你的滿足感和興奮感，讓你已經不在乎說風力有多少、周邊是不是還有一些什麼東西在阻擋你。”
文 | 張月
在接近凌晨的時候，收到了董卿的採訪回覆。
她還在機房剪《朗讀者》，要熬夜了，問採訪時間能否推後兩個小時。
第二天下午，在後海的一家咖啡館見到了凌晨四點收工的董卿，短髮，淡妝，眼底有淡淡的黑眼圈。自從開始製作《朗讀者》，熬夜已經變成了她的常態，她能控制的，是儘量不要熬到天亮。
天亮太難受了，每次走出黑暗得感覺不到時間流逝的機房，看著城市在天光下甦醒，人們開始晨練、上班，她覺得自己像做了一夜的孤魂野鬼。
《朗讀者》是她第一次擔任製作人和總導演，這檔節目已經成為一個現象級的綜藝，第二季在豆瓣上的評分高達9.2。在文化的孤獨和娛樂的狂歡之間，董卿偏執地找到了一個屬於《朗讀者》的位置。
這檔節目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時，也正在透支她的身體。因為長期熬夜工作，她越來越瘦，白頭髮、魚尾紋、斑，這些讓大部分女性恐懼的東西一點點出現她身上。父母勸她不能再這麼熬了：“你不是20歲了，也不是30歲的身體了。”
董卿45歲了，在人生進入一個似乎更自由的階段後，她卻進入了一個加速狂奔的狀態，“我就覺得魚尾紋啊斑啊這些事情並不是很重要。就像是你掙脫了束縛以後，你獲得了某種自由，那種奔跑的速度帶給你的滿足感和興奮感，讓你已經不在乎說風力有多少、周邊是不是還有一些什麼東西在阻擋你。”
這種速度的獲得不是沒有代價的，她不得不犧牲掉生活的其他章節。“很多都不顧了，我把孩子放在上海，不管生病啊，或者是我父母生病，因為他們在上海嘛，我就可以假裝看不見，只有半夜的時候，可能凌晨4點、5點回到家，看一下我媽媽發回來的視頻。”
她想陪孩子過個暑假，但暑假已經過去一半，孩子還沒有看到媽媽的蹤影。
“會擔心對家人孩子有虧欠嗎？”記者問。
董卿沉默了兩秒，“什麼事情都是你選的，這個選擇是你做的，所以你只能去承受所有的一切。”
工作中的董卿，不是那個在節目裡經常掉淚的柔弱女性。在她看來，工作是比命還重要的東西，那是幸福感的最主要來源。“不是說我因為對自己狠，或者對節目有執念我就不幸福，也許相反，我的幸福感恰恰來源於此呢。如果不讓我過這樣的生活，我覺得是不幸福的，所以一切到最後都是你個人的選擇導致的，所謂性格即命運可能說的就是這一點吧。”
董卿成長於七八十年代的上海，父母是知識分子，有著嚴苛的家教。她從小做家務，背詩詞，練長跑，在父親的求全責備中長大。父親一度不許她照鏡子，說：“馬鈴薯再打扮也是土豆，每天花在照鏡子的時間還不如多看書。”
“他老打擊你，然後你就會覺得自己不如別人嘛（笑），你必須要做的比別人好很多，你才有自信心。”
父親勤奮、苛刻、固執，這些曾經傷害過她的特質，後來分毫不差地在董卿身上生長出來。像宿命一般，她發現自己和父親變得越來越像，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
她成長的時代同時也是中國發生劇變的轉折路口，人們的命運和際遇突然多了各種可能性。“你可以有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你可以比自己的父輩們過得更好。而你的確也抓住了一些機會，所以你會變得越來越緊張，你獲得的越多，你的負擔也越大。機會是我覺得最寶貴的東西。還有就是證明自己。”
在央視巨大的舞臺上，那個不敢照鏡子的小姑娘後來終於證明了自己。站在舞臺中央，她早就超越了父輩的期待，但發現自己已經停不下來。那是一種奔跑的慣性，只能繼續奔跑下去。
在工作不能填滿的日子裡，偶爾也會覺得孤獨。有很多次，春晚結束，所有的熱鬧都散場，董卿一個人走回家，不知道要做什麼。前段時間想去看《邪不壓正》，想半天想不出有誰能陪她去看。
她曾經一個人去看了8個小時的《如夢之夢》，看4個小時，出來一個人吃頓飯，再回去看4個小時。這些人生的寂寥時刻是她在奔跑後的中場休息，和她的工作一樣，她早已習慣了一個人完成一切。
“後來你會慢慢明白，任何時候都會過去的。絕望的時候，它也就是這樣一段時間，就過去了。愉悅得像沐浴在金色的陽光裡，它也就是一段時間，它也會過去的。絕望的時候不那麼絕望，高興的時候也不要那麼高興，是你慢慢會學會的。”
以下是她的口述。
1
這一季《朗讀者》開始的時候，我焦慮得不得了，因為第一季反響太好了，盛名之下，你還能怎麼去做第二季？第二季的開篇，也遇到了不少的困難，不光是經費的問題，很多別的困難。但我覺得還是咬牙要做。
為什麼一定要克服所有的困難去做這件事情呢？
因為有很多人在等，很多人會問，怎麼沒了？可能也許是我自作多情，我就覺得在中央電視臺這個平臺上，或者在今天的中國電視的這個行業裡邊，還是應該有《朗讀者》第二季的出現。它應該繼續往前走，讓喜歡它的人看到。
和其他節目比起來，《朗讀者》的意義在於是能夠“見人”，我覺得所有的藝術創作裡面，最觸動人心的就是人，沒有什麼比這個更寶貴了，人的精神、人的品質還有人的遭遇，這個是我能夠傾注我所有的心血去做的。
我對內容有一種別人不太能理解的狂熱，比如說我們的嘉賓採訪大約是兩個小時，兩個小時意味著聽打稿下來就可能是在2萬字左右，甚至3萬字。我要把那個2萬字的稿子反覆看幾遍，因為劃稿子的時候已經和錄製的時候隔去很長的時間了，然後你還要再回憶當時的狀態，他的語速，你要進入到他的講話的一個語境當中，要想象他好像還在你的對面，然後根據那個語境開始劃稿，把2萬字劃成2000字。我有很強烈的完美主義，接近強迫症的邊緣吧（笑），每一個字都是我一個一個劃出來的，多一個字少一個字都會覺得不舒服。
做後期就是在機房裡一宿一宿地熬，你知道電視是一幀一幀畫面做出來的，那個畫面永遠有修改的餘地，一坐十幾個小時可能就坐過去了。
你問我有沒有發過脾氣，我記得有一次把一個導演訓哭了。我們有一個嘉賓丘成桐，目前世界上最好的數學家，數學獎的大滿貫，像菲爾茲獎，克拉福德獎，這些都是所謂數學界的諾貝爾獎。他曾經是哈佛大學數學系的系主任，到現在依然活躍在世界的數學領域。我覺得這樣的嘉賓能夠請來很不容易，來了以後，他朗讀《歸去來兮辭》，大屏幕上用豎版把讀本打出來，跟隨他的朗讀，一行一行字出現，但那個字幕和朗讀的速度永遠對不上，一遍、兩遍、三遍，那個科學家很耐心，一遍讀、兩遍讀、三遍讀。
整個結束之後，我記得我當時特別的憤怒。我就說太不專業了，怎麼可以這樣去浪費大家的時間，我說你知道丘成桐對世界意味著什麼，如果你沒有敬畏心，我說你不配做這個節目組的導演，他的時間是以分秒來計算的，因為我們耽誤了他很多時間，他的一個小時，兩個小時，三個小時，那也許就是人類的一大步，對嗎？
當時發完脾氣過後我也會有點（內疚），別人就慢慢變得有點害怕你了。我可能太以專業性為目的，這個可能會讓我不經意傷害到不少原本很喜歡我的那些人。
我們最後一場錄製是在今年的6月9號，錄完最後一個嘉賓，時針已經指向了6月10號的凌晨2點了。大家就稍微慶祝一下，在現場開了一瓶香檳，然後切蛋糕、拍照，很多工種就散了。
最後20幾位核心導演留下來，就在舞臺上，我說每個人都說幾句話吧，平時都是你們在聽我說，現在我也很想聽你們說。到了告別的時候，我才知道原來每個人身上都有故事，有人說著說著就哭。我們這一年多的時間，團隊裡有人離婚了，有人大病，有家人生病，有自己在寫論文、答辯，大家都是焦頭爛額的過程。
這些他們平時都不敢跟我講，我才知道自己實在不是鄰家大姐姐的那種領導風格。我也覺得很內疚，原來可能覺得這人沒有投入足夠的精力，做得不夠好。因為我不允許自己這樣，所以讓他們什麼都不敢跟我講。我就覺得有點愧疚吧，畢竟團隊大家也都很努力。但是我依然覺得，走完這個過程，最終的收穫是他自己，不管這個過程當中你是表揚他也好，責備他也好，成長是最重要的。
《朗讀者》對我自己也是一樣的，最大的收穫就是你發現你還有成長的可能。哎，你做得可以了，你已經做到頂了，我大概在好多年前就聽到這個話，其實每個人依然有成長的可能，這個成長不只是在專業領域，還有很多別的方面。
2
《朗讀者》請過一位嘉賓吳孟超，是中國著名的肝臟外科醫生，他讀的是張曉風的那篇《念你們的名字》，寫給醫學院的學生的，“你需要學習多少東西才能使自己免於無知，你要怎樣自省才能在醫治過千萬個病人以後，使自己免於職業性的冷漠和麻木”。其實任何職業都要提防職業性的冷漠和麻木。
我在2012年的時候，就遇到了這種所謂的“職業性的冷漠”。那段時間蠻痛苦的，就是所有交到你手上的節目，你覺得都是一樣的。那些娛樂節目——我不知道這樣說好不好——現在有時候看那些節目，依然會覺得那只是在做無謂的消耗。那時候我還遠遠不知道未來有《朗讀者》的出現，但是我已經知道有些節目我不想再做了，不想再那樣重複。
我在中央臺安身立命十六年，最驕傲的一點是我100%的投入，但2012年我發現我做不到了，你會覺得特別痛苦。而且這種東西出現的時候只有你自己知道，別人看不出來。因為你的職業表達是很容易遮蓋掉一些東西的，但是慢慢久了別人會知道，而且久了你會退步的。
我決定自己按一下暫停。
我從2013年的下半年開始申請美國的學校，到2014年主持完春晚，這中間有7、8個月的時間，所有的細節都在準備當中，在幾個學校之間反覆地選。當時晚上整宿睡不著，特別的恐懼，沒有安全感。因為你已經決定了，但是沒有人知道你決定了，你也不知道你的決定會帶來什麼。
我當時其實已經做好了最壞的打算，就是回來沒有我的位置了，因為這個行業的競爭也很激烈，而且這個位置是我花了差不多將近20年，我才走到這一步，只有我知道我為了它付出了多少，不是那麼輕而易舉的。曾經在我心裡，只有工作是最重要的，我可以為了它什麼都不要。我不考慮結婚，也不考慮生孩子，從來沒有把任何事情看得比這件事情還要重要。
當時我父母堅決反對（出國），他們的理由是你40歲了，留學是20歲時候做的事情。我說我20歲的時候，沒有這樣一個機會，我覺得我缺失。很多人說，你在國內學學不行嘛，你停下來，你去報個什麼班，我知道那停不下來的，只要你還在北京，在國內，就會有工作給你派下來，你沒法說完全徹底地停下來。
後來就去了南加州大學。
我儘量地不去想在國內的事情，給自己多安排點課程。不上課的日子，就漫無目的地在學校裡溜達，覺得陽光好得刺眼。
在國外讀書的日子，其實就是克服那種恐懼感的過程，讓自己真正地平靜下來。那時我連微信都沒有，只偶爾地看手機新聞報，iPad只有兩個界面，一個是英漢辭典，還有一個是菜譜，因為我要自己做飯。我讓自己的每一天都非常地規律，不管是在學校有人認識你還是沒人認識你，都讓自己覺得是一件平常的事情。不管在課堂上能提問還是不能提問，聽懂了還是沒有聽懂，都讓自己不要焦慮。
這個過程，你不能說像重生，它像在打磨你的心靈。慢慢地，真的就切換到了非工作模式，一天、兩天，半年、一年，你就不會想著我要去工作。打個不恰當的比方，就是你離開了一個你很愛的人，時間讓你慢慢不那麼想他了，不是說不愛了，也不是說遺忘了，只是不那麼想了。你每天有更多的時間想別的事情。
打破平靜的是哈文的一個電話。2015年春節前，她給我打電話，說讓我主持春晚，我覺得不太可能，當時已經有整整一年沒有化妝，沒有穿高跟鞋、也根本不考慮穿哪條裙子還是哪條褲子的問題，我不在那個狀態了，不知道還能不能以很好的狀態回到舞臺上。
所以我就拒絕了，後來她又追了兩個電話回來。你知道那個時候在那麼遙遠的地方，組織上對你這麼信任，說你一年沒有站在這個臺上了，依然邀請你回來參加最重要的這個節目，你的心裡還是會有很大的安慰和滿足，覺得好像大家還很惦記你啊，於是就回來了。
那年主持春晚感覺很神奇，覺得很開心，就像是久別重逢。你發現有些東西是在你的血液裡的，就像你學會騎自行車，你可能十年不騎，你還是會騎。你掌握了某種語言，可能你很久不說它，你還是會說，就是這種感覺。
我當時還有一種感覺，如果再有人來找我做節目，我一定做一些我真的想做的節目，而不再只是簡單地重複過去了。所以才有了後來的《挑戰不可能》、《中國詩詞大會》，還有《朗讀者》。
3
在主持了十三年春晚之後，2018年沒有主持春晚，其實挺意外的。
除了意外，就是有些捨不得，好像還沒有做好充分的心理準備離開這個舞臺。之前也聽到了一些傳聞，因為按照我們的經驗，到一定的時候就應該會有通知要上春晚，然後也沒有得到這個通知嘛，慢慢地想到大概就是這麼回事兒了吧。
有很多朋友來安慰我，大家也都是因為喜歡你嘛，就說怎麼會這樣，你要在調整自己的時候，還不得不拿出很多的精力去安撫別人（笑）。
那年春節是和爸媽一起過的， 我們就全家一起在家裡做的年夜飯，看了春晚，然後休息，特別正常的一天。家裡的氣氛沒有覺得有什麼不對，因為不做春晚的那種心理上的波動在春節之前就已經慢慢過去了。
很多人說我去美國讀書是自動的一個剎車，現在想來好像冥冥中自有安排。那個時候你已經在磨鍊了，內心也在翻滾，也在煎熬，但是慢慢地，你能放下恐懼和擔憂，這個恐懼是什麼？說穿了，無非是你不能再站在中央的一種恐懼。你知道自己也許會走下坡路的恐懼，然後你強迫自己去做一種改變，去學習、去思考，去尋找新的方向，去為未來成為更好的自己做準備。
我現在還記得2005年是第一次主持春晚，那屆郎昆是總導演，他給我打了一個電話，就說咱們準備準備可以進組了，一定要保密啊，千萬不能告訴別人，就是父母也不能說啊。我憋了兩天以後，還是沒忍住給我媽打了一個電話，說你不能對外面說哦，現在還沒有公佈。當時覺得非常幸福，似乎實現了自己的一個夢想。那個時候也是先聽到了很多傳聞，說你有可能上今年的春晚噢，心裡開始暗暗的希望它的發生。到了2018年，你也是聽到了傳聞，說可能不上今年的春晚了，多有意思啊，一切都彷彿是在輪迴，發生著一些相似的場景，但是內容卻大不相同。
我真的用盡全力了，春晚沒有出現，心裡一定會有波動的，但是我還是很慶幸我做了足夠多的努力，這些努力讓你在得到的時候，覺得很踏實，然後在失去的時候，也不會有太多的遺憾，因為我已經全力以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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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爸是農村長大的孩子，老家條件也很苦，爺爺過世很早，奶奶又是農村婦女，家裡特別貧窮。我父親骨子裡就是那種認為一定要勤奮，要刻苦才能改變命運，這是他的人生信條，這種人生觀深深地影響了我。他讓我從小要做家務，要讀書，要練習長跑，要鍛鍊你所有的獨立生活的能力。
這種嚴苛的教育可能曾經傷害過我，但是現在也覺得，任何事情都有它的兩面性。我現在自己有孩子了，我還是覺得對孩子嚴格一些更好，但是現在因為工作的緣故，很少能照顧到自己的孩子，更多的要交給我的父母來幫我照顧，隔代的教育就會寵溺很多，很多時候我覺得沒有原則，心裡就會暗暗地糾結，我想有一天要把小朋友帶在我的身邊，我要好好地管教他。
這種教育的弊端就是讓你覺得不太自信，你必須要做的比別人好很多，你才有自信心。如果你跟別人差不多，你就覺得自己不如別人，經常會產生出一些不安全感。還有一個就是，你不喜歡依賴任何人，你只靠自己。所以為什麼我很多時候親力親為，是我不喜歡去埋怨別人做的不夠好，我只能自己去做。
我在工作當中是充滿防備的、充滿戰鬥性的。我以前累到一年做130多場，累到摔到尾錐骨第四節骨裂，然後瘸著拐著撐下來，累到生理期紊亂，整個臉全都是痘痘，再累都沒有說（掉淚）。
確實一直很緊張，我也不知道怎麼松馳。可能跟我的成長環境有關係，我們這一代人成長於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那是整個中國社會發生劇變的一個社會。就是你突然之間明白了，你可以有機會改變自己的命運，你可以比自己的父輩們過得更好。而你的確也抓住了一些機會，你會變得越來越緊張，你獲得的越多，你的負擔也越大。
在美國讀書的時候有一些朋友，他們說你可以松馳一些，我說你們美國人是富裕時間太久了，所以都比較懶散。他們的確很放鬆，一週五天的工作日，一定去休假，一定週末關機。我剛去的時候被他們逼瘋掉了，週末所有的房屋中介都關機，我說我要租房子，全部是留言，不會有人回覆你，一定到禮拜一才回你。我想我們國內的中介是多麼勤奮啊，你發什麼他馬上給你找房源，（笑）。
因為不想辜負這些來之不易的機會，所以我會那麼努力，不管交給我什麼，我都能夠百分之百地超出導演的想象去完成。我並沒有覺得有比別人更強的地方，但是你只要把這個事情交給我，我一定不會讓你失望的。
我們有撰稿人給主持人寫好臺本，那我一定不會完全只按照這個臺本說的，我會把只按照臺本說看成是我的一種失職。我的記憶力非常好，一個10頁紙的臺本，我大概2個小時能夠全背下來，但是，你就敢上臺了嗎？那是多麼可笑一件事情。
20年前我敢，20年前我更關注的是，我怎麼樣把我的頭髮弄弄好，我要從哪兒借套更好看的衣服，我一定要比站在我邊上的人要更白、更高、更瘦，那樣才好。但是後來，我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開始的，有一天我就會覺得，這樣對嗎？可能是到了中央臺以後，對，應該是到了中央臺以後，因為你發現你準備過的一些東西得到了認可，中央臺的確是個大平臺，你的一點點優點會被無限放大。
我是2002年到北京的，頭幾年也過著跟大家一樣的北漂生活，租房這些都不用再講。那時候我在西部頻道主持《魅力12》，那個頻道是新的，在華東地區不落地，我爸媽在上海根本看不到。那兩年覺得挺窩囊，就是你做得很辛苦，可是沒有人知道你在幹什麼。直到有一天，我坐出租車，司機說，你是那個《魅力12》的主持人嗎？那個節目挺好的。後來大概做了一年多之後，有臺領導在會議上說，西部頻道《魅力12》那個節目做得不錯，那個主持人也不錯，然後3套才會關注到12套有這麼一個主持人。我才知道，其實你去做了，就會有人看到，得到鼓勵之後，我會花更多的時間去做，然後會形成你的一種工作的理念。
現在的危機感可能來自於，對自己能有多少超越，跟自己之間的那種較量。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一季的札記，很多都是我特別喜歡的話。“生命的意義是如此厚重，無論我們怎麼樣全力以赴都不為過，因為我們生而為人”，我是一個活得特別用力的人，用力不夠的話我自己會覺得不過癮，你會覺得日子似乎白過了，多可惜啊。
文章授權轉載自人物（ID：renwumag19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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