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试译：
卫国仪城的封人想与孔子相见，他说：“凡是有君子来到本地，我从没有不曾相见的。”孔子的弟子就带他去见孔子。见完孔子出来，他对孔子的弟子们说：“诸位，何必担心你们先生现在的失意呢？这世上的秩序已经乱了很久了，上天这是要让你们的先生出来重整秩序啊！”
敬亭山言：
儒家的理想，从社会层面讲是天下大治，从个人层面讲是人人各得其所，听起来非常美好，而且也符合大多数人的价值观，难怪能够在几千年间占据主流文化的地位。
但其实这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两者之间谁是目的谁是手段？究竟天下大治的目的是为了人人各得其所，还是人人各得其所的目的是为了天下大治？我有时候甚至想，这会不会是东西方文化观念最大的差异所在呢？
其次，儒家这个美好的理想究竟怎样才能实现？孔子的办法有两个，一是所有人都能够遵守可以规范不同阶层不同角色行为准则的“礼”，二是每个人发自内心地实行推己及人的“仁”。
于是问题又来了：你这个“礼”凭什么说就是我的最优选择？我如果不遵守，你能奈我何？还有那个“仁”，我连什么是“仁”都不理解，又怎么有能力去实行它？
终孔子一生，可以说都没办法解决他的理想落地的问题。到了宋朝程朱那里，提倡修齐治平，走精英路线，希望通过“致君尧舜上”的法子自上而下地实现。再后来到王阳明那里，意识到自上而下的办法大概是条绝路，所以另辟蹊径，从人人可以实行的“致良知”入手，每个人都有了良知，又能知行合一，天下能不大治吗？可是无论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说白了，仍然是先提出一套框架，号召其他人来跟随自己，本质依然是精英政治，仍然是不能解决大多数人能动性的问题，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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