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師需要一定的空間來發揮才幹、追求新穎的創意，以及在當下做出明智的決定，領導者知道這一點。這個話題已經是老生常談，但問題依然存在：學校管理者難以化解賦權教師和運營規定之間的矛盾。

造成這種困境的一個原因可能是，領導者堅持認為自由與控制不可得兼，往往在兩個極端間搖擺。然而筆者在研究了娛樂、航空和電商等多個行業十餘家公司之後發現，設計及運用得當的規定並不會扼殺自由。好的規定可以讓教師對組織目標有一個清晰的認知，促使教師積極追求，從而支持和促進自由。

這個發現似乎有違常理，不過卻是一項基本的事實。發現這一事實的領導者，在框架內培植出了自由，將組織目標、優先級和規定嵌入一套動態的指導方針。制定框架後，這些領導者會投入大量資源，幫助教師理解框架，並在其範圍內實現發展。

“框架內的自由”並非筆者獨創的詞語。研究涉及的領導者用這個詞表達自己對教師決策的思考，以及自己對中央組織與業務部門或各個品牌之間關係的看法。本文提供一個可以應用於多種情況的較為寬泛的定義。

“自由”有很多種含義，但作為這裡的基準線，它意味著相信教師能夠代表組織獨立思考、獨立行動，還包含允許教師追求成就感、表達自我。

當然，教師追求的東西各不相同。不過組織行為學方面的大量研究告訴我們，多數人想要得到有關自己工作內容的選擇權和發言權，這樣有利於提升敬業度和工作表現。羅伯特·伯格曼（Robert Burgelman）和約瑟夫·鮑爾（Joseph Bower）發現，個人及部門獲得自主權，會增加組織內的創意和商業嘗試。肯尼思·托馬斯（Kenneth W. Thomas）等人則強調了自由選擇可能對賦權及動力產生的影響。

敬業度、表現、創新——以上提到的每一項都充分說明，應當給予教師更多自由。

但學校還要考慮一點：網絡和社交媒體迅猛發展，現代人有許多渠道可以與他人分享生活中的擔憂和創意。與這些廣闊的自我表達平臺相比，學校可能完全是束縛。外部世界的自由砰砰敲著學校的大門要進來，而多數領導依舊不肯開門，覺得自由與規定不可共存，於是耗費大量資源用於規範教師行為。

早在20年前，哈佛商學院組織理論學家克里斯托弗·巴特利特（Christopher A. Bartlett）和倫敦商學院管理學教授蘇曼特拉·戈沙爾（SumantraGhoshal）就提出，組織過度重視控制，管理者判斷有誤，抱怨教師不敬業、不進取、不專注等等。他們兩人指出，真正的問題在於領導者長期使用簡單過時的組織模型，憑空想象戰略，制定支持戰略的學校結構，並通過體系確保教師服從規定。

這樣做往往使得工作環境令人萎靡不振，猶如印度加爾各答潮溼的炎夏。然而時至今日，這種狀況幾乎沒有改變。

三大原則劃定框架

在20世紀90年代《哈佛商業評論》刊登的一系列突破性的文章裡（包括1995年5-6月合刊的《改變高層管理的功用》（Changing the Role of Top Management: Beyond Systems to People），戰略結構體系思維催生了職場中的過度控制，巴特利特和戈沙爾對此提供了緩解之法。

他們表示，學校需要轉換一種模式，建立在能夠讓教師參與的學校目標、鼓勵個人主動性的有效管理流程、注重培養教師能力而非監視其行為的人事政策之上。他們提出，能夠體現學校願景的“強有力的主要框架”可以培養教師積極性。

這個建議有著充足的事實依據，但很難實施，因為許多重大問題沒有得到解答：學校應當如何將目標轉化為行動？如何在不混亂的前提下鼓勵教師自行採取行動，弱化監管？所謂框架具體是怎樣的，如何發揮作用？因此，這裡要對巴特利特和戈沙爾的模型做一些修改，使之更加易於使用。筆者也歸納了三個核心要素。

首先，如巴特利特與戈沙爾所說，學校必須詳細闡明其目標——一個能夠點明組織“為何存在”的共同目的，傳達學校的世界觀，以及學校將利益相關者集結在一起的共同事業。目標為學校及其教師所做的一切指明方向和意義。教師一般會接受這個目標作為自己為組織效力的原因。對目標的描述應貼近現實。

其次，須明確優先級，制定能夠反映組織目標的行為規範。詳細說明學校利益，讓教師得以按照學校利益採取行動，合理利用時間和其他資源。

最後，從組織目標和優先級派生出的一套簡單的原則，可以幫助教師在日常工作中的幾個合理選項中進行選擇

。每條原則應當適用於多種場景，幫助教師在一大類情況下做決定，不應該太過寬泛、難以提供實際的指導作用。

例如“所有教師必須得到尊重”這樣的表述，雖然是一個好的目標，但並沒有實際指導意義。最好對錶達尊重的行為進行具體描述，比如鼓勵教師自由發表意見，乃至給勇於表達的教師提供獎勵。還可以通過業務方面的選擇來構建原則，比如在創新工作中融入設計思維，或者關注國際或國內一線城市學生家長的需求。

此類原則可以包含正面的行為指導和對行為的約束。理想狀態下，原則和目標、優先級可以藉由各層級教師的反饋逐漸迭代融合。否則這個框架無法產生實際意義，無法反映學校利益，抑或缺乏一致性。

傾聽一線教師的聲音十分重要，即使他們的觀點與高管層相悖，也要加以瞭解。唯其如此才能將框架與實踐聯繫起來，幫助教師接受新框架。

目標提供動力，優先級和原則提供知識，這三個因素加起來就可以幫助教師做出明智的即時判斷。

框架的脆弱

許多學校為實現自由而劃定的框架（或是尚未完成的框架草圖）分崩離析，為什麼會這樣？

一言以蔽之，框架如同自由本身，原本就很脆弱，需要維護。只有不斷注入能量，框架才能維持下去。疏於維護是一大危機。教師必須對學校目標、優先級和原則保有清晰的認知。如果管理者和教師忘記了這些東西，框架就岌岌可危。學校吸納大量新教師（比如收購或併購），卻沒有將他們納入框架，情況也是如此。

另一個危機是新的領導者不懂得框架的價值，因此無法予以支持。或者另一種更常見的情況，建立框架的領導者改變主意，有意剝奪一部分自由，原因有以下幾點：

對危機的反應。經歷重大危機之後，領導者傾向於實行大的轉變，但也許更好的選擇是保持穩定，讓整個組織增進學習。阿拉斯加航空在收入和表現下滑時抑制員工自由，就是這種鐘擺效應的一個例子。

對成功的反應。有時自由提升了教師表現，學校反而會選擇抑制自由。

諾基亞就是這樣的例子。20世紀70年代，諾基亞CEO卡里·凱拉莫（Kari Kairamo）不拘泥於傳統的手續和流程，重視速度和敏捷性，推動組織進入電子通信市場，獲得了極大的成功。然而組織走上巔峰不過十餘年，到了90年代，諾基亞轉向官僚制。筆者在哈佛商學院的兩位同事胡安·阿爾卡塞爾（Juan Alcacer）和塔倫·康納（Tarun Khanna）在研究中發現，組織迅速發展，難以應對全球不同市場的具體問題。在許多案例中，總部容易忽視分部的請求，或反應速度太慢。諾基亞在低端和高端產品的市場份額都逐漸減少。

重視流程。一些組織過於重視工作規定，教師沒有自主權，或不明白為何有這樣的規定，盲目地工作。即使是在醫療和製藥等員工對組織目標有清晰認知的行業，流程也可能凌駕於意義之上。某全球製藥公司副總告訴我，面對顧客的員工熱愛自己的工作，感到“我們能感覺到工作的價值”，但“總公司為了規避風險，對於合規、培訓和從業規定的限制太多，員工難有轉圜餘地”。

自由框架設計得再好，都必須通過教育、管理層以身作則以及細緻的歸納討論予以加強。

文章作者 | 蘭傑·古拉蒂（RanjayGulati）哈佛商學院工商管理學Jaime and Josefina Chua Tiampo教席教授，組織行為學部門負責人，高級管理課程負責人。

文章譯者 | 蔣薈蓉

文章校對 | 牛文靜

文章來源 | 哈佛商業評論，本文有刪節，原文參見《哈佛商業評論》中文版2018年5月《恰如其分的員工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