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 西北大学叙利亚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刚刚在土耳其国内树立自己权威的土耳其“国父”凯末尔，先后在1923年和1924年宣布废除了“哈里发”制度和苏丹制度。作为伊斯兰世界的最高权威象征，哈里发长期以来被视为伊斯兰世界尤其是逊尼派世界的政治和宗教权威核心；而作为世俗权力最高代表的苏丹，也长期以来是奥斯曼帝国的政治权力根基。凯末尔此举，当时遭到了来自于土耳其乃至整个伊斯兰世界穆斯林团体的强烈反对。
在这些伊斯兰教士看来，哈里发制度象征着伊斯兰世界的团结，因此凯末尔废除哈里发制度和苏丹制度，其实就是对伊斯兰的亵渎。但是凯末尔一针见血的指出了这些伊斯兰教士的迂腐：哈里发制度象征着伊斯兰神权，而苏丹制度则象征着世俗权威，并没有伊斯兰教士口中的“先进性”和“独特性”。因此当现代土耳其建立，民族主义成为时代的潮流，旧有的制度也就必须打破。
凯末尔开创了一个世俗主义主导的土耳其现代化进程，但是凯末尔明白，历史的影响仍然难以从土耳其人心中彻底消除，伊斯兰文化传统仍然可能会对现代化进程造成重大的挑战和影响。有鉴于此，凯末尔主导下的土耳其政府，宣传“土耳其人”来替代奥斯曼帝国曾有的“穆斯林”政治身份，力主以拉丁文字母代替传统的阿拉伯语字母来书写土耳其语。在外交上，凯末尔提出了“和平国内，和平国外”的口号，最终放弃了对叙利亚北部和伊拉克北部地区土库曼人聚居区的领土要求。一个崭新的土耳其，在经历了数百年的奥斯曼帝国风雨之后，涅槃而出。
凯末尔之后，土耳其政治制度逐渐形成了军队监督、多党竞争、司法和舆论相对自由的复杂体系，多种力量互相制衡，且相互需要。直至2002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上台执政之后，各种力量相互制衡的局面才逐渐被打破。军方受到了越老越多的政治阻力，埃尔多安以各种名义，将军队内部的司法体系拆分，并且以阴谋政变的名义打压了一大批军队内部异己；凭借2002年以来历次大选的高得票率和过半的议会席位，“正义与发展党”也逐渐成长为土耳其国内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其影响力远远超越其他政党；2016年土耳其未遂军事政变以来，埃尔多安以“紧急状态”的名义，开始清洗司法、教育和军队中的异己，并且对于土耳其国内的反对党力量予以打压。
这一系列的变化，其实让人想起来埃尔多安在2015年的谈话。2015年12月埃尔多安在安卡拉总统府会见了一些农村领导人，在谈到总统制的时候，他强调，人们需要就此进行讨论：“既然今天世界上的大部分发达国家都是总统制，我们为什么要害怕、放弃和逃避它呢？‘总统’这个事已经成为我们人民的清晰且强烈的要求。”
此次土耳其大选，即总统大选和议会选举，之所以重要，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此次选举是土耳其2017年宪法修订之后的首次选举。根据2017年的宪法修改案，总理将被废除，进一步的变化将会生效。总统将有权独立决定任命或撤销副总统，部长和高级官员。总统可以通过颁布法令进行立法，并在没有议会批准的前提下获得总统的预算。总统有权解散议会，召开议会，进行总统选举。总统任期五年，可以连任一届，如果议会在第二任期结束之前解散，那么总统可以连任至第三个任期。
但是此次大选之所以引人注目，主要是关注埃尔多安是否能够获得过半选票，以及“正义与发展党”是否能够获得过半议席。2017年的土耳其大选，最大的争议点就在于存在为数不少的“假票”或者“无效票”，最终帮助“正义与发展党”以微弱优势获得了大选的胜利。而此次选举，埃尔多安需要在第一轮投票中获得过半选票，才能够成功当选，避免被其他的反对派阵营在第二轮投票中“围攻”；在议会选举中，也需要获得过半的议席，才能够在未来的议会决议中，获得优势和先机。
而从历史上看，埃尔多安很可能会继续通过新的总统制的政治体系，来在未来领导土耳其十多年，而且手中拥有的巨大权力，也很可能会让埃尔多安成为新一任的“苏丹”。而作为一个拥有泛伊斯兰主义政治热情的领导人，土耳其重新发挥在伊斯兰世界的重大作用，也似乎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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