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迫 我接受
你的錯 我的夢
好難過 對自己說
這一切無所謂。
——竇唯《哦 乖》
先說兩個真實的故事。
一個是小時候玩伴的故事，80年代中期，他在一所廠礦的子弟小學上學。
那一年，一年級分為兩個班。一班班主任兼語文老師，是一位剛從師範院校畢業，被分配到子校的小姑娘，大概是二十歲左右。
二班班主任兼語文老師，也是一位女老師，五十多歲，很嚴厲但經驗豐富，用現在的話說，是學校裡的教學骨幹。
“我本來分在一班，後來我媽託人找到了廠裡分管子校的領導，好不容易把我換到了二班。”玩伴對我這樣說。
△ 圖/中國青年報 朱慧卿
6歲的我們，根本理解不了這有什麼好換的，一班多好啊，一聽就是排名第一，為什麼要去二呢？
另一件，是我上高中時的事。那時，我在西安東郊的一所子校上學，學校裡有位水平很高的老師（90年代，東郊那幾所子校裡很是有不少拔尖的老師）被高新區一所學校高薪挖走了，過了一學期，這位老師又回來任教了。說到原因，老師感嘆道：“資本主義的那一套，真受不了！”
16歲的我們，模糊中也不太理解，資本主義的那一套，到底是哪一套。
兩個故事，說明了兩件事。
一是即使早在80年代，在教育為一筆生意之前，家長為孩子挑教育資源、挑老師的事情，也是常事，這似乎就是人性很正常的追求。
這樣的事如果再往前回溯，春秋戰國時期，有個母親為了讓孩子有良好的教育環境，先後搬了三次家。母親的付出沒有白費，她的孩子最終成為了中國歷史上一個了不起的人——孟子。
二是西安的教育資源早在90年代中期，就已蠢蠢欲動。雖然所謂“資本主義的那套玩法”讓很多老師也適應不了，但教育資源已經開始向一起聚集。
而作為孩子，似乎永遠都理解不了大人的世界，在爭吵什麼。
△ 2016年西安“小升初”場面（新華網）
就如這次教育問政，一個月時間裡，官方、民間、學校、教育機構、專家、老師、媒體、自媒體，分別用自己的邏輯和視角，或捉對廝殺，或一片混戰。
而處在這場教育風暴眼最核心位置的孩子，本應最該發言，但似乎沒人在乎他們的想法，也聽不見他們的聲音。
學習應該讓人快樂，大人們的爭論，似乎也都是為了孩子的快樂成長。但不能說話，甚至不在乎孩子的發言權，本身又是一件讓人很不快樂的事情。
是誰出的題這麼的難？到處全都是正確答案。
——何勇《鐘鼓樓》
6年前，媒體以《中學老師寫“萬言書”希望教育不要沉淪下去》為題，刊載了陝西師範大學附屬中學語文老師楊林柯寫給學生和家長的“萬言書”。
一晃6年過去了，當年媒體中負責處理刊發這份“萬言書”的老友，前幾日發了一條朋友圈：
6年前，孩子還沒有上學，看到這稿子只覺得是到了做出改變的時候了，安排微博全文轉發。6年後的今天，我也被這洪流裹挾著，加入繳費大軍、補課大軍，每天急急如漏網之魚。
這份“萬言書”，在當年是引發了全國轟動，閭丘露薇、錢文忠等大V，及各大高校官微都進行了轉發。這就是過去這些西安教育的一個側寫，不斷有人拿出答案，但波瀾過後，西安的教育不但沒有好一些，甚至顯得更加利慾薰心。
坦白說，我並不看好本期電視問政能有什麼結果，肯定還是形式大於意義的那一套。而輿論卻給這次問政加戲太多，意義和假設的多了，搞的最後自己都認為假設就是真理了。
西安教育這麼難的一道題，人們給出了諸多答案，我覺得，都有道理。但有道理不代表能解決問題，面對這麼一個經年累月下的問題之熵，如果有人說有一套辦法或搞一次問責，就能全盤解決，那他一定在騙你。
至於該用什麼樣的姿勢問政？個人認為還是務實一點吧，熟悉電視問政的都知道，在這種語言體系下，越是像“西安當前教育困境主要問題在哪兒?”、“教育資源如何能分配平衡？”等高屋建瓴的問題，官員回答起來越是簡單有套路，不解決任何問題。
要儘可能從小問題切入，由一個案例扒出一串案例，由一串案例扒出一種現象，再從現象著手，把現象下存在懶政不作為甚至是職務犯罪的人和系統（特別是系統）扒出來，至少還能起一點作用。
還有一層，拋開可能存在的利益鏈及職務犯罪的“陰謀”不說，各級教育局這個看似掌握教育資源的機構，本身就是個籌碼，被放在臺面上，一會被這個玩家啪的扔在桌子上，一會又被另一個玩家放在指間轉轉。
在這種“陽謀”的遊戲規則下，你指望教育局自我革命來解決這些問題？
至於所謂的體制、機制、政策等宏觀問題，這哪是一期電視問政能解決的了的？問個政，幾位副局長就能現場拍板教師的工資待遇由市場決定了？公辦院校就能幡然悔悟、奮起直追了？還不都得“下來以後積極研究”一下。
在眾多解決問題的答案中，有一種“打土豪、分田地”的聲音，我也不知道媒體這樣引導情緒，能給自己帶來多大閱讀量，但這樣做只會讓西安教育的水變得越來越渾。
人們都知道公辦院校太弱是教育失衡的主要原因，但在過去一個多月的討論中，絕大部分火力都集中在了民辦院校和教育培訓機構上，反思公辦院校問題的，反而很少，即使提及了，也都是一副“受害者”的樣子，主要原因是“野蠻人欺負我了”。
公辦學校的問題，可以查看今日同步發佈的《老師有話說：西安公辦學校和培訓機構該怎麼改？》，從教師的角度還原公辦學校存在的問題。
自己太弱，不去反思，反而想靠革了對方的命來扶自己的貧，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過程不會讓公辦變好，只會讓西安教育變得越來越差。
所以西安解決教育問題，多少要有點扶貧的思路在裡面。在扶貧工作領域，“輸血扶貧”早已被精準扶貧所取代，而精準扶貧的前提，是搞清楚自身哪裡有問題。
一句話，靠劫富濟貧救不了西安教育。
矛盾 虛偽 貪婪 欺騙 幻想 疑惑 簡單 善變 好強 無奈 孤獨 脆弱 忍讓 氣憤 複雜 討厭 嫉妒 陰險 爭奪 埋怨自私 無聊 變態 冒險 好色 善良 博愛 詭辯 能說 空虛 真誠 金錢
噢~~我的天，高級動物。
——竇唯《高級動物》
雖說不能指望劫富濟貧來救西安教育，但一些民辦院校的確是被慣壞了。
掐尖、搶老師、壟斷生源、無序擴張、暗箱收費、聯合房產商炒房價、教師私開培訓班等問題，一個多月以來，人們討論的夠多了，這裡不再重述。
這種生態下，家長們本以為自己是市場化教育裡的消費者，消費者就應該是上帝啊。但實際上，家長混的跟孫子似的，別說當上帝，站著把學上完，永遠只是極個別尖子生的特權。
理念和現實的割裂，讓家長們變的越來越分裂。
這種分裂讓家長站在教育資源的層級壁壘下，一方面大聲疾呼教育要公平，另一方面，這種公平最好僅對自己孩子發生，站在圍牆外想往裡翻，翻進去了又希望背後的圍牆能蓋的再高點，最好架上電網，越少人進來越好。
再說說教育培訓機構。
過去一個月，作為官方主動防守的策略，培訓機構是被打擊最大的領域，以什麼消防安全問題、燈光問題等“不務正業”的理由，來說培訓機構不合格，也是挺搞笑的。
這也就造成了一個奇觀，3月中上旬的一個週末，很多朋友突然都在圈裡發著同一條消息：這週末通知不補課了，求問帶娃能去哪裡玩玩？
有人認為西安教育培訓機構的混亂，是導致教育資源失衡的原因之一。
△ 西安嚴查課外輔導機構（圖/華商報 趙彬）
其實這不對，有太多人想上那幾所好學校了，而學校的容量有限，準備了100個人的飯，來了10000個人要吃，怎麼辦？考個試唄！考什麼呢？數學是最能將人智力區分開來的學科，那就考數學吧，聰明的來吃。
奧數之類的培訓機構就是這麼來的，需求遠大於供給時，想收多少錢完全由賣方說了算。慢慢的，各方（這裡的各方都有誰，自己猜）利益參與進來，把這變成了一筆學費之外，能給自己帶來高額利潤的生意，混亂由此而來。
所以，沒必要去過多責備教育培訓機構的混賬，在管理上可能各個機構或多或少的有些問題，但在存在原因上，是有合理性的，教育培訓機構的亂，不是導致教育資源失衡的原因，而是結果。
教育局此前一個多月主動防禦打下的板子，明顯避重就輕了。
當教育局、學校（教育機構）或是家長，每一方的出發點都在為自己的利益負責，沒有人對西安教育這個事負責時，生態也只能是越來越差。
螞蟻螞蟻螞蟻螞蟻蝗蟲的大腿
螞蟻螞蟻螞蟻螞蟻蜻蜓的眼睛
螞蟻螞蟻螞蟻螞蟻蝴蝶的翅膀
螞蟻螞蟻螞蟻螞蟻螞蟻沒問題
——張楚《螞蟻 螞蟻》
在教育局、學校（教育機構）、家長三方角力下，教育本身就像是顆遊蕩在三恆星系統中的行星，永遠沒有運行規律，寒暑不定。
生活在這個顆行星上的孩子，一方面必須進化出脫水捲起的本領，以便讓自己能在高壓的學習下支撐的久一點。
另一方面，生態環境好一點的時候，還要像一隻變異的螞蟻。要具備蝗蟲的大腿，蹦的比別的孩子快點，要有蜻蜓的眼睛，懂的比別的孩子多點，要有蝴蝶的翅膀，能飛起來，拉開跟別的孩子的差距。
但即使這樣，你也只能乖乖的做只小黑螞蟻。
△ 往期的電視問政（圖/華商報 張傑）
每期的電視問政的臺上，都有兩個陣營，左邊是被問政單位，右邊是媒體專家席，節目過程中有現場提問環節。
我特別想問政教育局，右邊坐著的不是專家，不是媒體，全都換成孩子，讓他們來提問。
因為能看見皇帝不穿衣服的，永遠只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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