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合理調節收入再分配”成了熱門話題。不知道確切的原因，但我聽來感覺不妥，因為言下之意，彷彿收入本來就是由某些人分配的，只是分配得不夠合理，要調節得更加合理而已。從我所學看，收入的“分佈”(distribution)由經濟規律決定，若作硬性“分配”(allocation),則會違背經濟規律，經濟效率會打折扣，結果往往是窮者更窮，不該得益者更富。合理做法並非“調節”收入再分配，而是直接改變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律的制度和政策安排。讓我解釋幾個要點。
一、人為干擾分配會直接損害市場機制。我們知道，市場機制的核心在於價格自由浮動，而價格的作用就是(1)“傳遞”關於資源稀缺的信號，從而(2)“指導”人們以最有效的方式進行生產，並進一步(3)“影響”商品和財富的分配。問題是，假如這最後一點，即價格的“影響分配”功能，受到強力干擾，那麼前兩項，即“傳遞信號”和“指導生產”的功能，就不可能發揮作用。理由很簡單：每個人都是自私自利的，只要獎懲不夠分明，他們就會喪失對價格信號作反應的積極性，市場經濟就變得有名無實。
事實上，重手調節收入會扭曲市場行為。不論是懸壺濟世的醫生，還是傳道解惑的教師，或是審批項目的官員，其享有的收入都不是由其貪婪程度決定的，而是由社會對其掌握的人力資本或權力資本的需求決定的。以行政手段來限制他們的收入，比如壓低掛號費，減少學雜費，或打擊貪汙腐化行為，都不能削弱他們獲取更高收入的能力，而只會誘發更多不正常的現象，包括醫生收取紅包、教師增開補習班或官員增加管制尋租等。要真正調節醫生、教師和官員的收入，只能增加醫生和教師的供給，並削弱官員的權力，此外別無他法。
二、各種資本—一包括勞動力資本—一的收入水平，都是由市場力量決定的。這是一個協同生產的時代，任何最終產品都是通過團隊作業來完成的。所謂團隊，可以是一個球隊、一個樂團或一個企業。每個隊員應得的收入，取決於他對這個球隊所帶來的新增價值；一個指揮所應得的收入，取決於這個樂隊有和沒有他指揮之間的價值差距；而一個工人所應得的工資，則取決於他對企業產品的新增貢獻。
舉一個例子。據報道，中國大陸的勞工，只能從每臺iPhone手機中拿到1.8%的利潤。不管事實上準確的數字是多少，這裡的要點是：這種分配不是由任何個人決定的，當然也不是由那些缺乏同情心的壞人決定的；相反，它是由全球市場上無數的人所共同決定的。具體而言，工人的工資水平總是由邊際貢獻率來決定的。大陸勞工的要價如果超過這個水平，工作就會隨時被同類的競爭者(如來自越南、印度、東南亞的工人)奪取。
恐怕有人會說，蘋果公司賺取的超額利潤，不妨多分一點給窮苦的工人。但這麼說的人並沒有意識到，那些超額利潤並非無源之物，而是股東們籌集的資金的回報。如果不把這些利潤用於酬謝金融市場上的集資者，那蘋果公司就不可能進行研發，或者研發就不可能成功。畢竟，資金本身就是生產蘋果手機的原材料之一。換言之，利潤也是有主的，它屬於承擔風險的企業家和投資者。不將利潤劃撥給他們，那麼企業就既不會冒險、也不會創新。為了調節而調節的人，基本上都忽視了這個普適的收入歸屬規律。
三、調節收入分配會墮入“戴瑞德定律”的陷阱。1960年代，法律經濟學創始人戴瑞德(Aaron Director,1901-2004)曾經發現一個規律，即任何政府針對窮人的補貼措施，最終都會讓中產階級得益，而由極窮者和極富者付賬。由於戴瑞德堅持“多述少著”的習慣，逼得後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1911-1991)在1970年發表題為“關於公共收入再分配的戴瑞德定律”( Directors Law of Public Income Redistribution)的文章，越俎代庖地闡述了戴瑞德的思想。
該文檢視了多個政府實施收入再分配或定向補貼的領域，包括教育、農業、住房和社保等，發現受益者都集中在中產階級。以社會保障為例，要知道它並不是什麼個人退休金投資計劃，而是政府主導的從正在工作的人向已經退休的人進行的收入轉移，是一種“徵稅並補貼”的項目，所以一個人工作的時候交了多少，與退休後得多少，沒有必然關係。由於所有有工作收入的人都要按其收入的固定比例繳納社保，而退休後極富者由於社保福利上限而不能成比例地多得，所以以下各種人群就相對吃虧：(1)較早開始工作的(而非有機會待在學校深造的);(2)較早去世的(而非長壽的);(3)妻子也得工作的(而非丈夫的收入就夠養活全家的);(4)年輕的(而非在政策實施時就已經有資格領取養老金的)。在這種收入再分配下，最大的受益人群並非最窮者或最富者。
此外，當時能上大學讀書並享受政府資助的，往往是中產階級家庭的子女；有資格購買政府的限價房的，是比較有錢和有辦法的人，而政府為了建設這些質高價低的限價房，卻往往要先清除那些真正窮人所棲息的貧民區，這樣受損的恰恰是那些根本買不起限價房的窮人；農民長期以高於市場水平的“政府保護價向政府出售糧食，他們無疑是富裕的既得利益者，而真正支付高價的是廣大的納稅人。
這一系列現象的根源，按斯蒂格勒的解釋，是中產階級構成了選民的主體，他們是政客所要爭取選票時的關鍵對象。與此相對，處於兩極的窮人和富人，則要麼缺乏能力、要麼缺乏動力、要麼缺乏足夠的規模來表達自己的訴求，從而淪為在一系列“收入再分配”運動中的輸家。
雖然中國的選舉制度與美國有別、但戴瑞德定律有效的例子也比比皆是。例如，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受益者，往往不是最窮的人；清華北大等一級高等學府，獲得的政府資助巨大，而有資格享受的學生，大部分來自中等以上收入的家庭；國慶節的高速公路免費，得益的是自駕小車的中產階級，而乘坐大巴的旅客則不受優惠。這些都是值得反思的現象。
四、扶貧不應該採用實物補貼或價格管制，而應該採用“負所得稅”辦法。早在半個世紀前，弗裡德曼(Milton Friedman)就曾經提出過，應該以“負所得稅”的形式來補貼真正的窮人，同時取消其他所有的收入再分配和補貼措施。具體而言、就是社會只對窮人發放貨幣補貼，而補貼的金額隨著窮人自身的收入的遞增而遞減，收入超過貧困線就不再接受任何補貼，而整個社會的商品和服務，則均按市場化的方式分配，不再搞任何實物補貼。這種方法的好處，是既保證了最窮的人能夠得到基本的貨幣收入，又維護了他們按自己偏好分配收入的權利，還消除了他們力爭下游的動力，最重要的是保證了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行。
調節收入再分配，是一種流行而含糊的說法。它可能指深化改革、保護產權、自由定價、解除行政壟斷，以及減少政府幹預，從而讓各種資源(包括人力資源)所得的回報更合理。這種思路無疑是正確的。但持有這種思路的人，往往不喜歡用“調節收入再分配”來表達。事實上，它更可能指通過官員的意志和政府的命令，以稅收、價格管制、實物分配、身份歧視等方式，來強行分配生產資源和商品。毋庸置疑，按這種思路來調節收入再分配，社會將重蹈計劃經濟的覆轍，而得益者，只可能是負責調節收入分配的官員及其裙帶。
引導閱讀《經濟學通識》2012年12月3日
閱讀更多 讀書醬 的文章
